汉文帝刘恒（2）

　　一次临朝听政后，文帝还顾周勃随口问道：一岁之内，天下决狱几何？周勃一愣，回答说：臣不知。文帝又问，一岁之内，天下钱、谷出入几何？周勃仍是茫然，一时汗流浃背，惶恐莫名。文帝转身问此时已改任左相的陈平。陈平当即答道：此二事各有专职，他们均为臣属下。陛下欲知其数，臣可召来问之。文帝说：二事何人专管？陈平说：陛下欲知决狱之数，可召问廷尉；欲问钱、谷几何则可命治粟内史来禀报。文帝作色道：既然诸事都有人专管，足下作为左相还须主管何事呢？陈平跪伏谢罪道：臣诚惶诚恐。陛下不知臣驽钝，使臣待罪于左相之位。臣以为丞相之职，应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百姓，劝农耕，育万物；外镇四夷诸侯，内统百官使之各尽其职。此上、下、内、外，便是丞相之职。倘有不当，陛下可责臣以罪。
　　文帝微微颔首说道：卿言甚是！
　　周勃越发惭愧得无地自容，一等退朝，便几步追上陈平，虎着脸责问道：你只顾自己在皇上面前滔滔不绝，平素因何不先教教我呢？
　　陈平轻松地笑着说道：公居上相之位，难道竟不知自己所任之职为何？
　　周勃回到家里，犹是长吁短叹，寝食难安。偏巧有一故人来访，叙谈间劝说道：公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爵封万户之侯，位居人臣之极。古人有言，树高招风，功高招忌。为今之计，当及时抽身而退，方可为安；若再恋栈不去，只怕祸在旦夕！周勃听后大为惊恐，旋即上书谢病，请还相印。文帝准奏，免去周勃相职，不再分左右相，专一以陈平为丞相，统领百官，总揽朝政。
　　但陈平单独为相还不到一年，就因病去世，谥为献侯。这位身经高帝、惠帝和吕后、文帝三世，无论在楚汉战场或宫廷权力角逐中都能纵横自如，即使遇到险情也总可转危为安的智能老臣，在临终回顾自己一生时，却颇有自责之意。他坦诚地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史记》本传）陈平说吾世即废，说明他对自己的列侯封号死后不久可能会被废黜已有所预感。后来勉强传了三世，到他的曾孙陈何，因擅夺人妻，坐法弃市，果致绝封。
　　陈平之死，给了周勃一个复出的机会。不久他就获得任命，喜出望外地再次坐上了人臣之极的相位。
　　其实文帝这次对周勃的任命，并非倚重，只是权当一个过渡。有句俗话说得好：一朝天子一朝臣。文帝很清楚，真正能够成为他股肱大臣的不可能是前朝留下的功臣，只能是由他自己去发现和培植的新臣。在这以前，他从对各郡县的考核中，发现河南郡守吴公治绩列为天下第一，就将他征调来京，擢任为廷尉。吴公向文帝推荐了他的一个门客，那便是来自洛阳的卓荦英才贾谊。自汉迄今，贾谊可说是中国青年学子心目中的偶像。单是读一读他那篇行文汪洋恣肆、立论高峻警策的《过秦论》，就会让你一唱三叹，无限神往。文帝与贾谊交谈后，大喜，立授为博士。此后每逢朝议，诸老先生不能言，唯独这个二十出点头的青年博士对答如流，而又能恰如人意，满朝文武一时皆以为能。文帝特予超迁，不到一年，就将他升为九卿之一的郎中令的属官中大夫，职掌议论，秩比二千石，已属高官。英姿勃发的贾谊，又接连提出了改定朝制、修订法令和令列侯赴国等一系列建议。文帝意欲进一步倚重贾谊，拟议任贾谊以公卿之位，使之与诸大臣并列。这一下功臣们发急了，周勃、灌婴等等对贾谊来了个群起而攻之。他们说：这个洛阳来的小青年，刚学了点皮毛，什么都不懂，只会擅权乱事！
　　众怒难犯，文帝不得不将拟议搁下。但同时却颁发了这样一道诏令：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指离所封食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同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史记》本纪）
　　这份诏令便是根据贾谊建议起草的。诏令规定，所有受封为列侯者都必须离开长安到各自所受之封国去。只有两种人可以例外：一是朝廷现职官员；二是有诏令允许留京者。就是这两种人，也须让他们的太子去封国。文帝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为了摆脱功臣们的掣肘，还有一层更深的考虑：列侯聚集于京，久之必将形成与皇权抗衡的一种力量；各令之国，使其化整为零，就不会再构成威胁。
　　对文帝来说，这既是一次较量，也是一次冒险。他深知自己还远没有获得一言九鼎、一呼百应的权威。但为着建立真正的帝王集权专制制度，他又必须这样做。
　　果然，诏令发出后多日，列侯还是借故拖延，谁也不肯响应。而这时候的贾谊，更成了矢众之的，毁谤四起。
　　文帝看出来了，贾谊的存在，已成了列侯抵制赴国的一个借口。作为皇帝，他必须维护自己诏令的权威性。权衡再三，不得不以贬抑他极为欣赏和器重的少年奇才贾谊，以换取对列侯的控制权。于是便命贾谊离开长安，南下去做长沙王吴差（高帝时异姓七王之一吴芮元孙）的太傅。贾谊襟怀未展，壮志未酬，却也只好被迫离京赴任。长沙国都临湘（今湖南长沙），西有湘江蜿蜒流过，附近又有汨罗江，传为一百多年前遭放逐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投江自沉处。贾谊常常踯躅于湘江之畔，伤屈原之《离骚》而作《离骚赋》，仰天浩叹：乌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
　　贾谊既已离京，文帝就有了话语权，再把周勃找来，说了这样一番话：
　　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这实际上要作为丞相的周勃扮演一次带头羊的角色，率先赴国。
　　周勃已经别无选择。他一离京，按规定就得交出相权。文帝即以太尉灌婴继任丞相之职。
　　周勃是在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受封为绛侯的。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十月他从长安起程，经过千里跋涉，终于来到自己封地。绛，春秋时属晋，韩、赵、魏三卿分晋后属魏，其故址在今山西省曲沃县西南。
　　人性的普遍弱点是难以忍受从颠峰到低谷的回落。在我们面前有两个周勃：一个是年少时曾以编织薄曲（一种养蚕器具）为生的周勃，对这个周勃来说，能够当上侯爵，还有自己的封国，已是连做梦也难以想到的荣华富贵的顶点。还有一个是现在的周勃。对这个曾经做过太尉、丞相的周勃来说，叫他如何能接受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突然被放逐到这个绛水之畔的小山城来呢？周勃在绛邑住了一年多，就像当年由楚王被贬为淮阴侯的韩信那样，经常处于失落、怨愤的痛苦折磨中。与韩信有所不同的是，这位曾经叱咤沙场的大将军，如今却胆小如鼠，日夜恐慌，总以为有人要来刺杀他。遇到河东守尉巡视各县到绛邑，他甚至会紧张到如临大敌，自己戴盔披甲，令家丁各持兵械，严阵以待。如此反常情况，难免招人猜疑，有好事者上书告以谋反。文帝对周勃本来就存有戒心，得报后即下令械系周勃入京论罪。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个肯为周勃说句公道话。这种情况说明，一是周勃在京时与大臣们的关系似乎不怎么融洽；二是此时文帝的权威已有了很大提高。
　　幸好，当时任廷尉的是一向以持议平正著称的张释之，没有草率将周勃定罪。只是每回审问，生性木讷的周勃又不会自辩，张释之也无由开脱，暂且将其锁入请室。请室即请罪之室，是汉代专门惩治官吏犯罪的特种监狱。所谓英雄末路，在这时候的周勃眼中，请室的狱吏威严若天神，凶猛似虎狼，咳嗽一声都会吓得他浑身打抖。后来实在忍受不了种种屈辱，只好暗中令家人以千金贿赂狱吏。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原先凶神恶煞似的狱吏，突然变得笑容可掬，不仅从此不再凌辱，还给他出了个解救自己的主意，只是不便明告，就在公文的背面写了五个字：以公主为证。这使周勃一下开了窍。原来周勃长子周胜之，娶的是一位公主文帝之女。狱吏就是教他去走这条可以通天的内线。后来周勃正是利用儿子来探监的机会，暗中将此意说出。公主便去找他的舅公薄昭。此前，周勃曾将自己所受赏赐让予薄昭，因而薄昭也很愿意借此机会还个人情债，就去找了他的姐姐薄姬。这么一个圈子兜下来，居然惊动了当时的最高权威薄氏皇太后。太后听说周勃将被以谋反罪诛杀，立刻召见文帝，气得摘下头巾向儿子狠狠掷去，愤愤说道：想当初，周勃手掌皇帝玉玺，身兼北军统帅，却没有造反；如今局居一个边远小城，反倒造起反来了，这能教人相信吗？汝不知是听信谁的谗言，竟做出此等屈害功臣的蠢事来！
　　与此同时，原先曾奏劾周勃居功自傲的袁盎，也不信周勃真会谋反，特地为他作了无罪辩护。更为难得的是贾谊。因受周勃等大臣的排挤，贾谊先被贬为长沙王吴差太傅，后又改任为梁王刘揖太傅。但当周勃被以并不存在的谋反罪械系入狱时，贾谊还是向文帝直言进谏，以为此种做法有违为君之道。他说古之天子必以廉耻节礼对待大臣，大臣有过，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但却不能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文帝深纳其言，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汉书贾谊传》）。在这种情况下，文帝才不得不缓和了下来，命人持节至狱，将周勃释免。
　　死里逃生的周勃重回绛邑，从此安分守心享受余生。只是那段噩梦般的被囚禁的日子，依旧无法从记忆中抹去，他常常会一个人对着夕阳喟然自叹：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史记》本传）明代李贽读史至此，写下了八个字：英雄到此，真堪堕泪！（《史纲评要汉纪》）
　　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周勃在默默中死去，谥为武侯。
　　让文帝感到棘手的不仅是功臣，还有诸侯王。由于同姓诸侯王都带着血肉亲情，因而文帝在需要下决心采取重大措施时，往往瞻前顾后，举棋难定。
　　同姓并不一定同心：刘章、刘兴居、刘长
　　先说刘章和刘兴居。
　　这对来自齐王国的兄弟，是灭吕安刘那场政变中的功臣。刘章手刃吕产，当列为第一大功；兴居率兵清宫，将后少帝扫地出门，为代王刘恒入主未央宫铺上了红地毯，此功自然也十分重要。所以当时周勃等大臣曾与他们约定：事成后，将推举刘章为赵王，刘兴居为梁王。
　　兄弟俩就是做着即将分别受封为赵王、梁王的美梦，与另外六位大臣一起兴高采烈地共同把代王刘恒拥上了帝位。
　　文帝一即位，刘章就被列入第一批封赏名单：加封食邑二千户，赐金一千斤。
　　这离他的美梦还很远，更何况弟弟兴居还什么都没有捞到。
　　他们继续等着盼着。
　　突然有一天，他们的美梦竟成了一个泡影！
　　原来这时候文帝从一些人的劾奏中，发现在诛吕之初，刘章及其弟兴居曾发给他们哥哥齐王刘襄一封密信，信中透露了事成后将立刘襄为帝的意图。这一突然冒出来的情况，使得大臣们觉得对齐王的首倡发兵讨吕有重新加以评价的必要。既然齐王发兵并非像他在《告诸侯书》中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入诛不当为王者，实际还有自立为帝的图谋，那么他的全部行动就都有了谋反的嫌疑。
　　这时摆在文帝面前的是一个复杂而又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诛灭诸吕是他得以入京接受拥立的前提条件，必须充分肯定；但其中曾经出现过的发兵反朝廷这样的事，关系到社稷安危，皇业存亡，又必须明确作出否定性表示，以禁绝此后效仿者。如何做到护其器而又投其鼠呢？文帝的应对审慎而又颇为高明。他一方面，对已经病故的齐王刘襄，只称道其反诸吕的初衷，反朝廷之事则虽心照却不宣，仍依制让他的儿子刘则嗣封为齐王；另一方面，对自杀身亡的前齐相召平作了重新认定。召平的率兵围齐宫，原来认为是阻扰诛灭诸吕的叛逆行为，现在则认为是谏阻刘襄谋逆的勤王之举，故特予平反，并封其子召奴为黎侯。
　　在文帝作出这些处理的同时，大臣们宣布：撤销此前进呈的封刘章为赵王、刘兴居为梁王的奏议。
　　兄弟俩的美梦就这样成了泡影。这对曾经被视为反吕英雄、在未央宫里风光一时的齐王子弟，现在跌进了人生低谷，他们牢骚满腹，甚至酗酒滋事。一年后，文帝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抚慰式的表示：封刘章为城阳王，刘兴居为济北王。偏偏这对桀骜不驯的兄弟丝毫没有受到抚慰的感觉。城阳、济北都仅有一郡之地，这是什么狗屁王呀？！更让他们愤愤不平的是，这两个郡都是从齐国辖地中分割出来的。如今嗣封齐王的刘则是他们的侄子，这不是存心挑拨离间，要叫我们叔侄不和吗？
　　年轻气盛的刘章，哪里忍受得住如此屈辱！一年多后饮恨死去。算来，最多不会超过二十六岁。
　　弟弟兴居默默吞下了这一仇恨，他在积蓄力量，窥测时机。
　　一个月后，即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入侵北地、河南等地，文帝派灌婴率兵出击，自己巡行甘泉、高奴、太原等地。匈奴很快退去。此时已是周勃带头就国之后，刘兴居也已到了自己的封地济北。他以为文帝离开长安，未央宫无主，这是一个不可错失的机会，立即从济北之都卢县（今山东长清西南）发兵起事，准备袭击的目标是荥阳。关于刘兴居谋反，史书没有留下细节记载，推想起来，这个有勇少谋才二十出点头的年轻人，一定干得十分仓促、鲁莽。文帝得报，即诏灌婴罢师，命大将军柴武统兵十万火速开赴济北讨伐，又派祁侯曾贺率军屯荥阳镇守。七月，文帝回到长安，下诏宣布刘兴居为大逆，同时指出：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地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史记》本纪）这么军事、政治双向一夹攻，叛军迅即溃败、瓦解，刘兴居也做了俘虏。这个血性的青年国王不堪此辱，挥剑自刎。
　　刘兴居之反，不仅是文帝即位后第一个同室操戈事件，也是高帝为对抗异姓王而分封同姓王后，第一次由同姓王发起的武装叛乱。它给文帝及后来诸帝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并重重击痛了他们的神经。皇位对某些人的诱惑力，不仅不会因同一血缘而有所减弱，有时反而会更加强烈。当初刘邦那个总以为同姓王要比异姓王可以依赖的幻想，至此已被刘氏子弟之间相互血腥残杀的现实彻底粉碎。正是鉴于这些血的教训，武帝时董仲舒作《灭国》论（收入《春秋繁露》），用春秋战国的大量实例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乱之本，存亲内蔽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宗亲内部败坏而自相残杀啊！
　　第二个以武力向朝廷发起挑战的同姓王，是刘长。
　　刘长是高帝的小儿子。他的母亲原是赵王张敖后宫美人。一次高帝由东垣来到赵国邯郸，既是臣属又是女婿的张敖自然要盛情接待。酒宴过后，便献上此美人。谁知就这么一夜，赵美人便有了身孕。从此张敖不敢再纳于自己宫中，特为另筑外宫，小心将她供养起来。几个月后，风云突变，王国官员贯高等人的谋反事发，因案情牵涉到赵王，诛连所及，使这个将要分娩的赵美人也成了阶下囚被押解到了河内。赵美人设法通过狱吏将自己的冤屈报知郡守，再由郡守奏闻高帝。但此时的刘邦正在为赵国谋反一案雷霆大怒，哪里有心思来管此等儿女情事！赵美人又让她的弟弟赵兼赶赴长安通过审食其去找吕后。聪明的赵美人这回犯傻了：生性嫉妒的吕后，怎么肯为自己男人的外遇去说情呢？赵兼一脸沮丧回到河内，赵美人知道所有能够尊严地活下去的路全已堵塞，她绝望了，生下儿子后就投缳自尽。郡守派专人将婴儿送到长安，高帝这才因哀怜而后悔不已，命人将赵美人安葬于她的故乡真定（今河北真定南），给儿子取名为长，嘱令吕后抚养。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攻灭淮南王黥布后，还在哑哑学语的刘长被立为淮南王。
　　真所谓人生无常啊！赵美人如果不因绝望而自尽，那么等到吕后一掌政，她很可能就是第二个戚夫人，而刘长大概也很难逃脱类似刘如意的命运。赵美人一死，刘长由吕后抚养，反倒顺顺当当地活了下来。这样到诛灭诸吕，刘长也该已有十七八岁，长得虎头豹脑，一身筋骨，力能扛鼎，俨然有王霸之气。那次拥刘联盟的高层会议在商议谁可为新皇时，不是还把他推举为第二号人选吗？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生母和养母那种复杂的政治背景，即所谓母家又恶（《史记吕太后本纪》），他也很有可能登上皇帝极位呢！
　　但命运对刘长的这种安排，究竟是幸还是不幸，我们还得看下去。
　　原来刘长懂事后，从周围人们的传言中得悉了自己的身世，就立志要为屈死的母亲报仇。找谁去报呢？按说要找首先就得找高帝，其次是吕后；但此时两人已先后死去，不过估计就是活着，刘长也不会去找他们报。他选定的报复对象是审食其。公平地说，审食其对赵美人的死并不负有任何责任，但刘长却以为，当年我舅父赵兼既然找了你审食其，你就应当为我母亲向吕后强力极谏，可是你却只是应付而已！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淮南王刘长依制来京朝见。此时高帝八子其余先后死去，唯剩下文帝与刘长二人。刘长仗着与文帝的特殊关系倨傲骄纵，多次不依礼法行事，文帝则总是予以宽宥。这回文帝对刘长的来朝，也是热情有加，接见后又挽留他多住了几日，常常同辇出入，并辔游猎，有时还不拘君臣礼节，以兄弟相称。刘长却因此而越发妄自尊大，傲视宗室，睥睨大臣，甚至到了已被立为皇太子的刘启、德高望重的薄太后，见到他都要怕三分的地步！
　　这一日刘长已准备回国了，突然提出要去拜访审食其。此时审食其早被免去左相，只保留了一个辟阳侯爵号，过着胆颤心惊的日子。一听淮南王屈尊来访，顿时受宠若惊，不顾年老体弱，慌忙降阶恭迎。刘长傲然出车，一脸不屑，也不说话，顾自从宽博的袖筒里抽出一柄硕大的铜槌来，手起槌落，看着审食其已应声扑地，抛去手中铜槌，即命随从魏敬去割死者首级，自己跃身上车，急驰至未央宫阙下，跪伏殿阶，肉袒谢罪。文帝忙问何事，刘长说：适才臣已将审食其击杀。文帝大惊，问：何故如此唐突？刘长说：此贼身负三罪，理当受诛。当年，他明知臣母冤屈，却不予力争，便是一罪；赵王如意，母子无辜，他不为之辩白，便是二罪；吕后封诸吕为王，意在侵害刘氏，他默然顺从，便是三罪。今臣谨为天子诛贼，上除国害，下报母仇，惟事前未曾请命，擅诛罪臣，臣也不能无罪，故伏阙自陈，愿受明罚。
　　文帝原也以为审食其罪已可诛，只是刘长不应如此张狂专擅。转一想，其本意在为母报仇，情或有可原，因而赦而不治，准予回国。刘长辞别登车，昂然出京。
　　刘长此次进京朝见期间种种有违礼法的行为，引起了朝堂上下众人的不满和忧虑。一向敢于直言的中郎将袁盎又一次入宫进谏，以为对淮南王不应再姑息迁就，这回擅杀审食其一事如果仍不绳之以法，那便是养虎遗患，此后他必然愈益骄横，朝廷将再也无法控制。因而建议或夺其国，或削其地，以防患于未发之时。但文帝还是觉得那样做有碍兄弟情面，一时难以下决心。
　　刘长回国后，果然越发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按汉制规定，诸侯王不得使用皇帝礼仪，刘长出入却用装有黄屋车盖的乘舆，并实施警跸也即清道开路、禁止旁人通行那一套，俨然一副天子派头。又按规定，各诸侯王国必须统一使用汉法；刘长却下令废弃汉法，自定法令。还有，按规定凡丞相及品秩在二千石以上的王国官员，均由朝廷派遣；刘长却硬是赶走了汉官，自行配置。更有甚者，他还将那些来自各诸侯王国的负罪逃亡者等等，实际就是当时朝廷的一些反对派全都收留下来，为治家室，赐予爵禄，以形成一股对中央政权的抗衡力量。
　　已经忍无可忍，文帝决定下猛药了。只是觉得自己还是不便出面，由他的舅父、时任车骑将军的薄昭致书刘长，敦促其立即改操易行。书中列述了刘长的种种罪错，并断然指出：王若不改，汉系大王邸，论相以下，幸臣皆伏法诛，为天下笑。书末警告：行之有疑，祸如发矢，不可追已！（《汉书淮南王传》）但刘长根本不吃这一套，索性来一个先发制人，提前谋反。因淮南国都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离长安有数千里之遥，急切难以举事，刘长决定派大夫但等七十余人，潜入关中，联络柴奇，同谋发难。这柴奇，是曾经参加过对项羽的垓下会战、新近又征讨过刘兴居的柴武大将的儿子；柴武受封为棘蒲侯，柴奇被立为太子。大夫但与柴奇一拍即合，双方约定，用四十辆辇车运载武器，在离长安仅有数十里、地势又极为险要的谷口（今陕西礼泉东北）发兵。同时准备以淮南王的名义向闽越、匈奴派出使节，请求配合或支援。柴奇命他的一个名叫开章的门客，急赴寿春去向刘长禀报商议结果。刘长以为可行，当即下令着手筹划。但刘长等人的这些暗中活动，都没有能够逃过朝廷所布下的日夜处于高度警觉中的情报网的监控。密谋被发觉后，文帝仍不忍心缉拿刘长，先命长安县县尉去捕捉开章。这时刘长又玩了个花招：先是把开章藏匿起来，后来索性一刀将他杀了，却教人对县尉说：不知道开章在哪里。随后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堆了个土坟，树了木牌，上写六个字：开章死，埋此下。
　　长安县尉拆穿了刘长的花招，将实情奏报朝廷。文帝遣特使召刘长进京。刘长反事尚未部署就绪，仓促难以抗命，没奈何只好随特使来到长安。未央宫里等待着刘长的是一片喊杀声。由丞相张苍、典客代行御史大夫冯敬以及宗正、廷尉、列侯等四十三人联名上奏，详述刘长谋反经过及种种非法之事，以为依法应将刘长弃市在闹市处斩，并抛尸街头。但文帝再次下诏，不忍心以法律惩处刘长，命诸大臣重议。经几上几下，最后定下来的处置方案是：所有参与谋反者全都诛杀；刘长则废去王爵，遣送到蜀郡严道县邛邮安置。文帝又特许刘长一路有较好的膳食供应，其标准是每日肉五斤，酒二斗。刘长平日宠幸的嫔妃也可侍从一同前往，其数为十人。
　　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十月，刘长被载上遮有黑布的辎车，在廷尉所派遣卫士的执戈卫护下，这支遣送队伍就这样走上了逶迤西去的阳关道。大臣们似乎终于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中郎将袁盎却忽而产生了新的忧虑。他对文帝说：淮南王生性刚烈，且素来骄纵，这回骤遭挫折，一路餐风宿露，只怕难以忍受。倘有不测，陛下反会招来杀弟恶名，这便如何是好？
　　文帝一听又犹豫起来，说：我的本意是让他受点苦就恢复他王位的。如今这个样子，要不要就让他回来？
　　但文帝终于还是没有下令追回。过了一月有余，雍县县令送来的特级奏报却说遣送队伍抵达雍境时，刘长已在辎车中绝食身亡。决定绝食前，刘长对侍从说过一句话：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岂可如此悒郁不快！文帝追悔不已，捶胸痛哭，对袁盎说：悔不听公言，致使亡了吾弟。袁盎说：既已如此，还请陛下节哀自宽。文帝又问如今该如何做才好时，袁盎一心想为文帝开脱杀弟恶名，竟提出了一个诛杀丞相、御史大夫以谢天下的建议。文帝尽管没有听从此议，但还是下令逮捕和查究了沿途各县负责为刘长馈送食物的官吏，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处斩，并枭首示众。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要给天下人留下一个印象：刘长的死，全是由这些官员渎职所致！
　　但当时民间寻常百姓，却并不理会官方如何宣传，依然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念来理解此事。他们编出歌谣来唱道：
　　一尺布，尚可缝；
　　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
　　不能相容！（《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文帝听到许多人都在传唱这首歌谣，内心很是不安。他弄不明白：古时候，尧舜放逐作恶的本族人，周公杀死叛乱的管叔、蔡叔，天下人都支持他们这样做，还称赞他们是圣人；而我放逐刘长怎么会受到百姓如此谴责呢？后来他想：大概他们以为我贪图刘长拥有的淮南国那片土地吧？于是下诏不仅追尊刘长为厉王，还将淮南之地一分为三，分别封给刘长的三个儿子：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卢江王。
　　文帝在对待诸侯王问题上比较偏重兄弟亲情，这本属人情之常，很可理解；但作为一个皇帝，他的这些应对却都不能算作成功，其严重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