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的她们在临终前都留下了什么遗言

　　生前怕水，归葬路中不要过河；儿子还年幼，希望丈夫能将他好好养大；因为信佛，不与丈夫合葬
　　隋唐共326年，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么振华从纷繁的史料中梳理出236条上至皇帝后妃、官员之妻，下至官妓、平民女子的临终遗言，将一个时代的女性临终答案记录在去年9月出版的新作《离形去智，无累乎物：遗言中的隋唐女性世界》中。
　　弥补隋唐史研究的缺角
　　专注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么振华关注过唐代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碑志文书上的法律案例，她发现日本学者从敦煌文书中对唐代人的遗言有所关注，国内学者也有多人关注墓志研究。相比有套路化溢美写作之嫌的墓志，逝者本身个性化表达的遗言却少有人研究，且研究对象多聚焦于男性，对女性临终遗言的关注很少。
　　么振华从十分分散的史料中收集到700余例隋唐人遗言，将其中236例女性遗言分离出来。出于现实因素和个人兴趣，她选择从数量较少的女性遗言入手讨论，隋唐女性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相对较高，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她看来，这部分史料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在书的上编中对于每位女性的遗言，均列出其卒地与死亡时间作为坐标，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力图呈现一个立体的唐代女性遗言世界。并进一步分析各个区域女性遗言的相关特点，探讨死者的身份及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婚姻状况等因素对遗言内容的影响。
　　下编则在全面梳理唐代女性遗言的基础上，分类考察遗言中所展现的不同身份隋唐女性临终关怀的诸多内容。透过遗言考察命妇与非命妇、僧道俗人、老幼、已婚与未婚等诸多群体女性在临终前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所乐所痛，并关注这些遗言实现与否，即逝者的后代或亲朋对其遗言或遗嘱的态度。
　　2021年9月，书稿正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项工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隋唐史研究的缺角。
　　临终之前的关注与表达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遗言是对亲朋真实意思的表达与真实情感的流露，纵使有所隐晦，一般不会作假虚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表达逝者的生死观。
　　唐朝不乏勇于赴死的巾帼豪杰，唐宣宗第四女广德公主，中和元年在丈夫尚书右仆射于琮为黄巢所害后，自缢于室中。某些在政变中的官员家属，也选择宁死不屈。礼部郎中钱可复将死，其14岁女为父祈免，曰：杀我父，何面目以生！报可复求死，亦被斩。
　　么振华收集的遗言中，出现了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才人徐惠，唐高宗的王皇后、萧淑妃，还有武则天等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但更吸引人的还有那些妾室、比丘尼、待嫁女子等等较少在正史中出现的普通女性。
　　前沧齐协律北平田宿之妻不幸婚后一年半病逝，年仅26岁。临终前对其丈夫说：所沉恨者，来子家未再周，舅姑知我厚，不得尽供养之道，以报慈爱，死且不瞑矣。
　　郭仪40余岁薨于汀州开元寺别院，临终之前，她不仅担心丈夫的身体、儿子的婚事，还遗憾于弟、妹未及归葬。
　　67岁的崔氏对其夫表达其对生死的态度：死生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言未及终便逝。崔氏视生死为自然之道，在流行厚葬的唐代遗令薄葬、返葬洛阳，十分平静。
　　有人因为丈夫另有新欢，坚持不肯与丈夫合葬；有人因信仰佛教，身后追求出家而不肯与丈夫合葬；有人对自己的丧葬方式提出壁龛葬、天葬、火葬
　　么振华观察到，相比男性，女性的临终心态更加理性。不少唐代女性将生死视作必然之事，从而心态坦然，没有忧惧之心。这或许与开放的时代特征以及各种宗教，尤其是佛教盛行有关。
　　不同时代都有共性与个性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隋唐时期女性地位相对较高，唐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曌，隋文帝和其皇后独孤伽罗，唐高宗和其皇后武曌均并称二圣。相比于宋朝所倡导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唐朝对女性自身幸福的重视程度相对较高，婚姻结合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在这个背景下，从遗言出发书写隋唐女性史不失为有趣又珍贵的视角。
　　么振华还观察到，丈夫对妻妾的临终遗言，会根据现实需要，确定和权衡是否予以执行，而不是无条件执行。皇帝作为丈夫对女性遗言的执行，同样如此。而儿女、孙子对逝者遗言的执行一般会尽最大努力去实现。作为女性遗言主要执行者的儿子，面对母亲不同于世俗安葬方式的遗言，有时会非常为难，但仍会努力予以实现。亲人对待女性遗言的态度，与两者之间的地位身份高低有着很大关系。
　　对死亡的思考，不同时代都有共性与个性，其中也反映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武永明通讯员法伊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