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谁投了关键一票？力挺毛主席，挽救了革命

　　遵义位于贵州北部，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西接四川。
　　遵义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上，这里曾发生过很多许多故事，而在这些故事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无疑当属那场扭转了政治与军事局面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7日凌晨，从瑞金一路辗转千里而来、历尽千辛的中央红军，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此后趁敌人追兵尚处乌江之南，未能及时追赶上来的短暂时机，中央领导班子聚集在一起展开了这场影响极为深远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中，中央领导班子扭转了三人团中，李德与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与红军，更是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转变成为成熟的党，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早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就被苏区中央解除，而此次遵义会议上，毛主席之所以能够再度掌握中央的指挥权，则是因为一位从宁都会议开始，就保持了对毛主席支持的老革命王稼祥。
　　是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出了所谓的关键一票。
　　遵义会议
　　生死攸关的抉择，向左倾说不
　　第五次反围剿，是一场自1933年9月25日开始、红军战士在赣闽地区的中央苏区，抵抗国民党所谓第五次围剿的战役。
　　当时的领导班子中，政治上的左倾教条主义倾向极为严重，在军事上亦是拒不接受在敌强我弱态势下，应当采取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正确建议，坚持让红一方面军6路分兵，与蒋介石纠集的优势兵力进行硬碰硬的阵地战，城市战。
　　此次反围剿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在历经时间长达1年之久的战斗后，英勇作战的红军战士因寡不敌众，而损失惨重。
　　到了1934年上半年，中央苏区已被国民党大军压缩至极为逼仄的范围之内，尝到甜头的蒋介石气势汹汹地命令部队向苏区更深处挤压，以至1944年改称中央红军的红一方面军，只得被迫实施战略转移。
　　最高三人团是准备长征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由博古、李德与时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三人组成。其中，博古主要负责政治工作，共产国际派来的外国顾问李德主要负责军事指挥，反倒是周恩来落了个督促军事准备计划实行的闲差。
　　博古、李德作为政治核心，率中央红军转出苏区后，定下了赶赴湘西苏区，与当地红2、红6军团汇合一处的目标。此后，由于左倾错误在红军中依旧存在，进而导致中央红军一路损失惨重。
　　湘江战役后，虽然中央红军成功突破蒋介石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但同时，中央红军的兵力也已经由走出苏区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此刻的蒋介石即便军事水平再差，也能看出中央红军与湘鄂西苏区红军部队汇合的战略意图，并提前一步在中央红军前进的道路上布下天罗地网。
　　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打下遵义。也就在打下遵义后不久，中央红军的领导人齐聚一堂。毫无疑问，接下来他们将面临一场关乎中央红军存亡抉择究竟是继续听从博古与李德的指挥，还是谨慎地衡量当前时局，整改方略以另寻出路？
　　在这场影响未来中国的会议上，终于有人站出来朝着一意孤行的博古与李德说：
　　不！相识，相知，长征路上的交流
　　前面我们说到了，王稼祥是一位老革命，那么这位老革命究竟有多老呢？
　　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接受了较好教育的他，很早便觉醒了爱国主义精神，在1925年5月第一次参与了反帝爱国运动，并于同年加入共青团，去往莫斯科学习。
　　1928年正式入党，1930年回到上海，1931年4月，他又与任弼时一同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并担任要职。
　　王稼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中央苏区的龙冈地区，当时，王稼祥向毛泽东阐述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情形，毛泽东则亲切地向他们描述了中央苏区当前境况与面临的问题。
　　作为一个自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家，王稼祥身上有着或多或少难以摆脱的书生意气，直至与毛泽东交流后，尤其在亲眼目睹了残酷的斗争现实之后，他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在军事战略上的正确。
　　这足以说明王稼祥为何会在宁都会议无人响应的情况下，一力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正如毛主席事后回忆的那样：在宁都会议前，王稼祥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跟我大致相近。
　　王稼祥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祥被敌人飞机的炸弹伤到了肚子，由于条件有限，弹片就这样留在了他的肚子里，以至于这位革命志士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只能躺在担架上与部队一起前进。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转移开始后，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
　　路上，不久之前身染疟疾的毛泽东，身体仍旧虚弱，便也只能躺在担架上。于是，我们就看到毛泽东与王稼祥两人并排躺在担架上，边走边交流的场景。
　　两个人一路走一路谈，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讲到领导班子思想上的分歧，最后不免谈及接下来的道路应该怎样走的问题。
　　对此，王稼祥也不藏着掖着，不免忧虑地朝毛泽东感叹道：一句话，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不得了！
　　王稼祥
　　遵义会议：唇枪舌剑与关键一票
　　这句话，无疑表明了王稼祥对红军当前局面不安的态度，而毛泽东也认为三人团的方略出了问题，不能任由他们就这样走到弯路上去。
　　交流之后，王稼祥又找到了张闻天，就此事向他咨询意见，却不料原本支持左倾的张闻天，也已经认识到当前红军路线中存在较大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找到了周恩来与朱德，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毫无疑问，博古与李德的瞎指挥已经让大多数领导班子感到不妥，朝左倾说不，已经成为领导班子中大部分人的一致意见。
　　在这种背景下，趁着敌兵未至的机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经验教训的条件已经成熟。
　　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
　　1935年1月15日，第一遵义会议在贵州军阀柏辉章的旧宅召开。此前，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为此次会议确认了两个方针：一则，只谈军事，不谈政治；二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将中央红军中各军团首领一同找来，这样一来才好真正地实现战略的转变。
　　于是，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在领导班子以外，还多了聂荣臻，刘伯承等几位军事领导。
　　在这次会议上，隐约作为一把手博古做出了总结经验教训的报告，却提及了敌我装备差距，人数差距等客观条件，丝毫没有反思自己的领导是否哪里出了问题。换种说法就是，他认为自己对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之所失败是因为敌人太强大。
　　当然，博古的报告没有被认同，张闻天更是直截了当反问：既然敌人这么强大，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都是我们胜利了呢？
　　博古哑口无言。
　　博古
　　接下来，张闻天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提纲，从反剿匪上的左倾冒险主义，到撤退时的逃跑主义，到战略转移上的机械战略方针，逐条批驳了博古与李德，逻辑严谨，措辞激烈。
　　第二天的会议开始，这次毛泽东同志率先站了出来，接上昨天张闻天的发言，继续逐条对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进行批驳，并表示，博古同志的报告中将失败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客观因素是不正确的。
　　博古在第一天的会议之后可谓一夜不安，又听到毛泽东对他的驳斥，只好不停地拿着水杯喝水，而共产国际的李德也不安地起身，走到门口点燃了一支香烟，不停地来回踱步。
　　等到毛泽东发研报完毕，因伤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捂着伤口举手，发表了赞同的意见，而其余一众军队首长也陆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而等到军队首长发言完毕之后，王稼祥再度发声，直截了当地表示，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得重新考虑！
　　王稼祥的发言如同惊雷般惊醒了恍惚中的博古，也让参与会议的众多领导人一时释然。
　　遵义会议的第三天，周恩来同志率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这就让博古与李德避无可避。最终，这场在晚间结束的会议，结束了左倾在党中央的统治，取消了三人团，并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也在革命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为它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而时隔多年，毛主席回忆起这场关乎中国革命成败的会议时，仍是感叹：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