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族,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游牧民族。据王桐龄论述鲜卑亦东胡苗裔,东胡亡,走保鲜卑山,附属于匈奴(《中国民族史》上册第58页第二自然段),应为古代苗裔的一个分支,兴起于大兴安岭,属东胡族群,蒙古语族,并以山名取族名,风俗习惯与乌桓、匈奴相似。 十六国时期,鲜卑各部落建慕容氏诸燕、西秦、南凉、代国等共十一国。 东晋末年,肥水之战后的公元386年,拓跋部的拓跋珪乘机复国(其前身为代国),不久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起初建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398年迁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439年统一北方。 北魏(北朝)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471年即位,时年五岁。从公元484年起,主要是在冯太后主持下,用将近二十年时间,在山西进行的前期改革。以整顿吏治、实行均田和三长制等政治、经济制度改革为主。 公元490年,冯太后死。拓跋宏亲政,从493年起进行了一系列的后期改革。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也主要是后期改革的功绩。后期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于公元494年开始,从山西大同迁都河南洛阳。 二、改革易鲜卑族习俗,与汉族习俗、文化全面融合: 在朝庭上一律使用汉语,禁说鲜卑语;易鲜卑服为汉服;迁洛阳的鲜卑人一律把籍贯改为河南洛阳;改汉姓、定门第等级;以汉族礼制开展祭祀活动;鲜卑贵族带头与汉族人通婚等等,大举汉化。 事实上,孝文帝进行的改革,也是阻力多多、困难重重。那为什么孝文帝还会痛下决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呢? 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有:鲜卑族早在被荷坚战胜后,与汉族人杂居时,就认识到汉文化总体优于鲜卑文化;统一北方后,认识到汉人虽被战胜了,但还必须用汉文化才能对汉族人实行有效统治。 孝文帝及鲜卑族的大力改革,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是: 一是把北方草原人所特有的蛮力,以及粗广豪放、辽阔豁达、清新爽丽之气带入中原。 二是把西方文化,兼收并蓄。特别是将西方佛教文化带入中原,打破中国人儒学一家独大的思想观念,给原中原地区的儒、道人伦思想解放松绑,并形成了儒、道、佛三教鼎立之势。主要标志,体现在山西的云冈石窟和洛阳的龙门石窟等西方文化的传入上。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城西约16公里的武州(周)山南麓、武州川的北岸,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约1公里。存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北魏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主要造像为三世佛,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一种劲健、浑厚、质朴的造像作风。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位居中国各大石窟之首。传说龙门,是由大禹治水中所开凿,鱼跃龙门的传说亦发生于此。其石窟则始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盛于唐,终于清末。历经10多个朝代陆续营造长达1400余年,是世界上营造时间最长的石窟。建造时采用了大量彩绘,今多已褪色。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现存洞窟像龛2345个,造像11万余尊,与莫高窟、云冈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后加麦积山石窟称四大石窟。 三是将鲜卑族文化习俗,连同人身血脉一起,整体性全面性地溶入汉族的习俗及文化之中。改革以与汉族人通婚为路径,将鲜卑人的血脉与汉族人的血脉溶入一体。特别是对宗室血统的改造,是最为成功的范例。使鲜卑血统,深深扎根于后来的包括隋朝皇室、唐朝皇室在内的血统之中! 有了鲜卑人的一系列的改革,才逐步形成了百米冲刺前的积累和筹备; 才有了大唐诗文井喷式的洒脱淋漓的高峰;才有了宋词的精巧灵动的延续;才有了元曲的清新泼刺的广泛和深入;才有了明清时期的几大古典名著产生。一个个,很难让世界人看懂、看破和理解的文化现象。 但是在此,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就是紧跟在鲜卑族改革之后的隋朝,文化现象怎么会如此低迷呢? 笔者猜想:是唐朝文化爆发前的休憩、静默状态?还是因为隋朝的科举制度,把当时文化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科考上,没有重视文学作品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