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章士钊反映国民党元老的遗孀生活困难，周总理必须照

　　1970年的6月8日，周总理接见完出席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的全体代表之后回到了西花厅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正静静地躺着需要他处理的信函，其中一封信是前一天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写来的，章士钊在信中反映了这样一件事：
　　原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元配夫人高仲林，九十高龄，又无近亲，久病卧床。组织上却以疏散人口为由，迫她移住他处。而她原籍三原亦无近亲，唯一的一个女儿不久前不幸病逝，甚觉走投无路。
　　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生前在监察院院长的位子上坐了三十多年，建国后他去了台湾，而妻子高仲林和女儿于芝秀留在陕西西安生活，从此再也没有见过。
　　1964年于右任在台湾病逝，而没过几年，于芝秀也病逝，高仲林成为真正的孤独老人，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而且还是一个年近九十的独居病弱老人，又遇到迁居的事情，其境况可想而知。
　　章士钊知道后心里很不好受，就将这个情况写信反映给了周总理，希望周总理能够考虑高仲林的特殊情况，指示有关部门，对高仲林不妨在一般迁居令外，稍示宽大。
　　周总理看完信之后就陷入了沉思，他对高仲林的情况并不熟悉，但对于右任这个人却是极为熟悉的，而想到于右任，周总理心里或许只有两个字来概括，即：惋惜。
　　周总理曾在1938年对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
　　可以说，周总理的这个评价是极为贴切的，于右任作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来说，确实是爱国的，在民族危亡之际，他绝对是有民族气节的，主张抗日、主张团结。
　　1935年我党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亡告全体同胞》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对此于右任是很支持的，他与很多爱国人士一起签名响应我党的号召，力促蒋介石团结抗日。
　　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杨虎城让马文彦将我党的四项声明送至南京于右任处，于右任看完后激动地说：我明白了，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哩，西安事变的真正内容我才知道。
　　当时西安事变的很多消息都被封锁，即便是于右任这样的国民党元老也并不知道具体的内容，这对于我党力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策是很不利的。
　　于右任为了让这四项声明公之于众，一夜未睡，很是费了一番心思，第二天一早，他将四项声明的文件用浆糊糊在了地上，让它沾了些土，再揭下来晾干，人为做旧，然后他又拿着这破旧的文件给几位老人看，说是有商人在陕西的农村揭下来带到南京的。
　　大家显然是信任于右任的，紧接着，于右任又让国民党内坚决反共的张继在孙经理的纪念周上宣读，这显然极有说服力，也因此，我党的四项声明在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内就在南京传开了，对联合抗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全面抗战爆发后，于右任也是积极抗日的，他欣然为我党创办的《新华日报》题写报头，还坚持国共合作抗日，因此于右任是爱国的，他主张抗日，主张团结。
　　而且在政治之外，他在教育上的贡献也很大，他一生先后筹办过复旦大学、中国公学、上海大学、西安中山军事学校、西北农学院、渭北中学、三原女中等十几所大中小学校，并设立过右任奖学金，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但于右任又有自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造成了周总理所说的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这和于右任自身的性格有关系，很多时候缺乏勇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不足，也和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处境有关系。
　　但无论如何，他都是有民族气节的、主张抗日和主张团结的、爱国的国民党元老，也因此，他一直是我党团结和爱护的对象。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还曾在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的陪同下去拜访过于右任，于右任也回访并设宴款待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他对于我党是很信任的。
　　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于右任支持李宗仁代理总统在中共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为此，他做了很多努力，希望内战结束，国共合作，而且此时的他对于国民党是失望的，曾提出要辞去监察院院长的职务，然而态度不够坚定，在众人的挽留下，他又继续担任这一职务。
　　张治中带着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和我党谈判开始之后，李宗仁原本还想让于右任作为特使到北平，于右任对此是很高兴的。
　　然而正在他准备动身北上的时候，张治中却认为于右任留在南京比较好，他们都是希望国共能达成合作的，因此于右任留在南京有利于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等到南京政府批准了和谈的协定，到时候于右任再到北平主持签字比较好。
　　李宗仁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于右任继续留在南京，而这一留就真的改变了他的命运，因为张治中所希望的和谈成功并没有实现，根本不需要于右任再到北平了。
　　其实，当周总理知道于右任不能作为特使到北平之后，就很为于右任的处境担忧，因此，4月16日，当和谈告一段落，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接受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后，和谈代表黄绍竑和代表团顾问屈武带着文件准备回南京复命。
　　在他们回南京之前，周总理特意约见了屈武，希望屈武到南京后能够带几句话给岳父于右任：
　　中共愿与于先生继续合作，于先生若能来北平，希望早日成行；若暂时不能赴平，希望于先生暂留南京，等南京解放后，便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
　　对于于右任，无论是出于政治上还是文化界的影响，我党一直是争取和挽留的，屈武到南京之后同岳父说了周总理的话，不管和谈能不能成功，都要等着我党。
　　然而就在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南京解放前夕，一位国民党军官匆匆到了于公馆，要于右任立刻离开南京。
　　于右任自然不愿意离开，他原本已经打定主意在南京等着我党的到来，又怎么愿意跟着国民党离开呢？所以他试图拖延时间，说：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
　　然而那名军官直接说：情况紧急，必须马上离开南京。他没有给于右任任何拖延的时间，甚至没有给于右任留下收拾的时间，强行将于右任架上了早已停在门口的汽车，奔向机场。
　　于右任就这样被挟持着去了上海，与次子一家人住在了一起，等到上海解放前夕，于右任又和次子一家被挟持着去往广州。后来他又被迫去了香港、重庆，然后于11月29日被迫飞往台北，此时的于右任正好是70岁，自此再也没能回到故土。
　　人到晚年离开家乡，故土不能回，其心情可想而知，更何况他是被迫离开的，而他又热爱故土，这就更让他在台湾郁郁寡欢，尽管他在台湾依旧担任监察院院长，看似在国民党内部地位很高，其实做很多事情都备受掣肘。
　　他辞职，蒋介石不批准；他想要认真做事，监察院的权力又一再被压制，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于是于右任心灰意冷，每天的工作也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几乎所有的文件经过他手得到的大都是一个字的批示：是、行、商、阅、可、缓、准、存等等，敷衍至此。
　　政治上的失意让于右任更加的想念故土，只是故土遥不可及，即便爬上了最高的那座山，看到的也不过是模糊一片，隔着山，隔着海，隔着一道道看不见的屏障，触不可及，思之心疼。
　　如果这个时候，家人能陪在身边，或许对于故土的思念能够减轻一些，然而于右任虽在台湾不是孤家寡人，却也没有阖家团圆。
　　于右任一生有一妻四妾，孩子也有六七个，但因为于右任去台湾去的匆忙，去的被动，以至于家人分散各地：发妻高仲林和女儿于芝秀生活在西安；幼子于中令（后来去了台湾）和其母沈建华生活在上海；大儿子一家人生活在南美洲。
　　可谓天南海北都有，这让晚年的于右任很是想念家人。而在这些家人中，于于右任最为特别的自然就是他的发妻高仲林。
　　两人算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个才华横溢，一个大字不识，这样的两个人其实在那样一个乱世是很难相爱始终的，于右任也确实在后来纳了一个又一个的妾，而高仲林大部分时候都生活在老家。
　　但不得不说，于右任是极为重视高仲林的，即便两人仅生了一个女儿于芝秀，即便两人很多时候都没有生活在一处，但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
　　高仲林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上孝敬公婆，下教养女儿，更对丈夫一心一意，于右任穿的很多衣服都是高仲林亲手缝制的，还有布鞋布袜，后来于右任到了台湾，保险箱中还珍藏着高仲林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可见夫妻感情之深。
　　于右任在去台湾之前是想要和高仲林见见面的，他到了重庆的时候曾试图和到了成都的高仲林及女儿于芝秀见面，但因为于右任的不自由，最终也没能见上面，就那样被裹挟着去了台湾。
　　到了台湾的于右任很想念高仲林。1958年，在两人金婚前夕，他将保险箱中高仲林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拿出来，久久地凝视着，然后赋诗一首，写下《忆内子高仲林》：两戒河山一枝萧，凄风吹断咸阳桥。
　　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那一年，于右任79岁，高仲林77岁，两人结婚六十年，风风雨雨六十年，早已是密不可分的亲人。到了第二年，于右任又为高仲林写了一首诗，即《思念内子高仲林》：梦饶关西旧战场，迂回大队过咸阳。
　　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装。
　　可惜相思不能相见，1961年是高仲林的八十大寿，于右任在台湾很是挂心高仲林，想到她和女儿在西安，身边没有什么亲戚，这八十大寿估计是冷冷清清的，而他在台湾又不可能回大陆，甚至和大陆通信都是困难的。
　　因此他心中极为苦闷，就给在香港的好友吴季玉写信：今年是我老伴80大寿，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
　　吴季玉很多时候就是于右任与大陆亲人沟通的桥梁，恰逢章士钊当时就在香港，于是吴季玉就将于右任的这桩心事说与章士钊听，章士钊知道后很是心痛，但他也无能为力，他只能在回京之后给周总理写信，希望周总理能够稍微关注一下。
　　周总理对于右任这样的国民党内部的爱国人士向来是很关照的，他立即让罗青长给屈武打电话：总理决定让你到西安去，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80大寿。
　　实际上当时高仲林的生日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但按照当地的风俗，如果亲人在外没能及时回来，是可以补办的，于是周总理就让屈武把儿子、儿媳还有于右任在上海的外甥都带去西安给高仲林过生日，不仅如此，周总理还让陕西省委统战部协助屈武来补办这个八十大寿。
　　高仲林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还能有这样的待遇，于右任的很多亲朋故旧都来参加了她的生日宴，这个八十大寿让她终生难忘，生日过后，屈武想把这个生日的情况告知于右任，尤其是周总理的关照之情，必须让岳父知道。
　　但考虑到台湾国民党当局实行戡乱救国政策，如果让他们知道于右任与周总理有联系，必然会被严惩，因此屈武只能找于右任的老友邵力子帮忙。
　　邵力子和于右任是多年老友，两人经常会谈到北宋时期著名理学奠基人周敦颐，周敦颐人称濂溪先生，而两人在谈到周总理的时候总是称呼周先生，如果在信中用濂溪先生来称呼周总理，想必于右任一定会知道指的是谁，而且还不会被别人知道。
　　屈武就在信中将濂溪先生对高仲林的关照和对于右任的关心都说了说，还附上了高仲林生日宴的照片，经过吴季玉转到了于右任的手上，于右任很是激动，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到了台湾，周总理还这样关照他，他赶紧给屈武回了一封信，让屈武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意。
　　周总理对他的关照，让他更加想念故土，只不过他根本回不了，而在台湾又那样的憋屈，本就身体不太好又年老的于右任郁郁寡欢下疾病缠身，他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了。
　　于是在1962年的元旦过后，他开始在日记中写下对自己身后事的意见，他写：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他又写诗《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他的晚年就在思念故土和亲人中度过，1964年11月10日晚八点，于右任在台湾病逝，时年85岁。
　　人们在清点他的遗物的时候打开了他的保险箱，那里面不是人们以为的金银珠宝，也不是别的什么值钱的东西，而只是：日记、书札、为幼子于中令出国留学筹措经费所出具的借款单、挪借身边副官数千元的账单、高仲林为他亲手缝制的布鞋布袜。
　　这是一个两袖清风的国民党元老，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到1948年的时候，于右任竞选副总统，别的候选人使出浑身解数，送礼送钱等各种贿赂。
　　而于右任没有钱也不愿意这样做，就写了一千多幅为万世开太平的条幅分送给国民大会的代表以及会议期间求字的人，自然，他最终落选了。
　　于右任病逝的消息传到国内的时候，高仲林很是悲痛，自1898年他们在家乡结婚，到1964年于右任病逝，他们的婚姻持续了66年，尽管他们真正生活在一处的时间并不长，后来于右任去了台湾更是十五年未见过面，但他们之间早已是密不可分的亲人。
　　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分开，除了死亡，而于右任的病逝，让高仲林彻底失去了这位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亲人，她如何能不悲痛，然而她又没有那么悲伤，因为她知道自己的日子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了，很快就可以去找于右任了。
　　但高仲林还真的就是难得的高寿之人，到后来她又经历了女儿于芝秀的死亡，那时的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孤独老人，老伴没了，女儿没了，家乡认识她、她也认识的亲人也没有了，既老且病的她生活很是艰难，后来又因为丈夫于右任的身份而被当地政府要求回到三原家乡。
　　三原是她和于右任的故乡，然而三原已经没有了她的亲人，对她来说是很陌生的存在，所以她即便是回去也没有地方住、没有人可以依靠，这让这位89岁的老人有了走投无路的感觉。
　　好在高仲林的情况被章士钊获知，而章士钊又将她的情况告知了周总理，周总理获知了她的情况后很是心疼。
　　周总理知道，如何安置高仲林并不是一件小事，要知道她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遗孀，如何安置她，不仅是出于对已经病逝的于右任的友情关照，更是直接影响到尚在台湾的知交故旧的关系问题，所以必须要照顾好高仲林。
　　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周总理对此做了批示：
　　请以电话告西安李瑞山或胡伟，转告西安市革委，不要强使于右任前妻高仲林疏散下乡。高年九十，存日无多，女死亲散，可委托街道委员会轮流派人照管，并由政府给以粮票和救济费，一直到死为之骨化为止。
　　在周总理的关照下，高仲林得以继续住在西安，由陕西省委负责解决住处问题，并每月发放25元生活费，还有保姆照料生活，而医药费也全部报销，这种照顾要一直持续到高仲林病逝，骨灰火化之后。这让高仲林得以在亲人全无的情况下有了一个不错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