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朱德同张国焘艰苦斗争，毛主席高度评价临大节而不辱

　　一、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的斗争中，具有中流砥柱作用的，当属时任红军总司令的朱德
　　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是从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时流露出来的。会师大会上，朱德和张国焘先后讲话。朱德在讲话中热情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阐述了中央确定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性；而张国焘在讲话中却语气傲慢，提出了与中央北上方针相左的西进和南下的方针。
　　鉴于中央和张国焘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为统一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以北两河口举行会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议期间，为了做好团结工作，朱德诚恳地与张国焘进行彻夜长谈，说明北上方针是在正确分析多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的，是符展看，是不可取的。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计划规定在岷江东岸和懋功地区各留1个支队牵制敌人，主力分左、中、右三路向松潘及西北地区开进，消灭松潘地区之胡宗南部队，以利于红军向北作战和发展。按照这个计划，朱德率红军总部随红一方面军北上，接连翻越几座雪山，于7月10日进占合实际的。而西进或南下的方针，从当时军事斗争角度考虑也许有一定道理，但从长远发展看，是不可取的。
　　然而，在红一方面军出发后，张国焘却迟迟不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再次提出与中央决定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要解决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不仅如此，他还召开川陕省委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片面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散布谣言，歪曲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挑拨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关系，进行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活动。他甚至策动和纵容他的支持者向党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当军委主席，要有独断专行的大权；要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
　　对张国焘的错误要求，党中央没有同意，但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也做了让步，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21日，中革军委又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另将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依次改为红一、红三、红五、红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红四、红九、红三十、红三十一、红三十三军番号不变。此后，张国焘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7月28日，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松潘县毛儿盖。这时，敌情发生了变化；胡宗南部已集结松潘地区，薛岳部进抵文县、平武向胡部靠拢，川军步步紧逼，企图围歼红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原定《松潘战役计划》，改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规定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红五、红九、红三十一、红三十二、红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红三、红四、红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二、正当红军各部准备北上时，张国焘又节外生枝，提出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8月4日至6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地区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一、四方面军关于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拒绝了张国焘提出要多增加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意见，但从大局出发，为了团结张国焘，争取红一、红四方面军尽快北上，也作出一些妥协让步，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昌浩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毛儿盖会议后，朱德与多年一起并肩战斗的毛主席、周恩来暂时离别，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军总部赴左路军，同张国焘共事。朱德深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小事：张国焘的领导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得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朱德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后，15日，中央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等方面分析，决定部分改变《夏洮战役计划》，红一、红四方面军都走右路，出班佑北上，并致电张国焘速齐并进，以免力分。张国焘置中央的指示于不顾，当日率左路军主力向阿坝进发，以期造成打阿坝的既成事实，实现其西出甘边、青海的意图。这样，在如何实施《夏洮战役计划》上又出现了分歧。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索花寺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夏洮战役和以后的行动方针，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问题，向东是积极的方针，必须坚决采取这一方针。会议做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并于24日将会议情况及决定电告张国焘。
　　然而，张国焘无视中央关于左路军应向班佑靠拢的决定，以前方一条河挡住去路为借口，拒绝与红一方面军会合。朱德为了弄清河水的情况，亲自到河边去探测，发现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马肚子，便同张国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张国焘要朱德同意南下，并煽动个别人员给朱德施加压力。但朱德坚定地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之后，在中央的明令催促和陈昌浩、徐向前的反复劝说下，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向右路军靠拢，并拟定了左路军向班佑开进的计划，规定主力于9月17日前全部到达班佑地区。
　　红军右路军进至班佑、巴西地区后，毛主席等致电张国焘，左路军应迅速向右路军靠拢，抓住敌尚未形成封锁的有利时机北上陕甘。但是，张国焘刚刚率部队进入草地就改变了主意。9月3日，他打电报给党中央，再次提出与中央北上方针背道而驰的南下方针；并令已过草地的左路军先头部队停止北上；令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将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9月9日，张国焘又背着中央致电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情况后，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率红一、红三军团先行北上，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方针对于红军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全军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同时，致电张国焘，严肃指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迅即北上。11日再次致电张国焘，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对中央的指示置若罔闻，反诬中央北上是逃跑。并于12日亲拟电致红一、红三军领导人，要其速归南下。朱德断然拒绝在这个电报上签字。
　　张国焘执意要对抗中央南下了，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两个主力红军刚刚会合3个月就分离了。这完全是张国焘泰分裂红军的罪恶。此时此刻身在左路军的朱德，心情格外沉重。这里还有8万多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有编在左路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五、红九军团和其他同志，朱德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他只剩下一个选择，跟着这支队伍走，哪怕遇到再多的困难，也要把这支队伍带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三、张国焘折回阿坝后，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了对朱德的围攻
　　他先派人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坚决拒绝。接着，他又在阿坝的一个喇嘛寺里召开川康省委和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外挂着书写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鼓吹南下的标语，会场内一些人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主席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稳稳地坐在那里，不予理睬。
　　张国焘说：总司令，你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从容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会场气氛更加紧张，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同意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
　　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刘伯承看到一部分人这样蛮横地攻击朱德，挺身而出地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这样一来，一些人把攻击的目标又对准了刘伯承。刘伯承和朱德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场。
　　阿坝会议没能使朱德、刘伯承屈服，张国焘又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大小小会议，不断攻击党中央，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给朱德施加压力，甚至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顽固、老右倾。然而，朱德总是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等对方骂完斗完了，他才不慌不忙地和他们讲道理。有一次张国焘在会上造谣说：他们（指党中央）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立刻愤然地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主席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造出来的！驳得张国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红四、红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于10月初集中于卓克基、马尔康、松岗和党坝一线。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中央，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并通过关于成立中央的组织决议。决议宣布毛主席、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在张国焘的煽动下，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这时，张国焘洋洋得意，要朱德表态。朱德心平气和、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成立中央后，为了借朱德的声望扩大声势，便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朱德致徐向前电，1936年7月1日）四、卓木碉会议后，朱德的处境更加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软禁了一样
　　由于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红一方面军随左路军行动的指战员和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许多同志都关心他们，张国焘才不敢采取极端手段。不久，刘伯承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实际上解除了他红军总参谋长职务。朱德则被派到前方部队。
　　在此期间，随左路军行动的红一方面军红五、红九军的指战员中，有的提出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的说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耐心地教育他们顾全大局，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对红五军的同志说，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是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段兄弟。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朱德的教育，使红一方面军干部战士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增强了信心。朱德还利用各种机会同红四方军的干部战士接触、谈心。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恢宏凝重的态度，循循善诱的谈话，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尊重。就是那些一时不明真相、当面辱骂过他的人，也逐渐改变态度，对他十分尊重。
　　张国焘虽然对朱德、刘伯承不敢采取极端手段，但对坚持原则、反对搞分裂和南下的指战员则残酷进行迫害甚至杀害。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由于说了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的话，便被张国焘秘密毒死。红五军参谋长曹里怀将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悄悄告诉两个盼望北上的同志，被张国焘知道，说他泄露军事机密要严惩。朱德出来保护，才使他免遭毒手。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朱德一方面挺身而出保护那些张国焘要迫害的同志，一方面教育反对张国焘的指战员，要他们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不过要讲究策略，又要团结又要斗争。在朱德的教育和保护下，许多同志免遭张国焘的毒手。
　　10月中旬，张国焘为了打通南下的道路，命令南下红军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此时的张国焘，已渐渐觉得南下后没有办法，打不开局面，没有出路了，消极起来。朱德就到前敌指挥部和徐向前一起指挥作战。10月20日，红军攻克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等地。之后，张国焘不顾绥崇丹懋战役已引起的敌情变化，又发布了《天芦名雅邛战役计划》。24日，红军分左、中、右3个纵队重新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11月12日先后攻占了宝兴、天全、芦山，前峰逼进邛崃县境。此时，集结于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已达80多个团。张国焘不顾敌情严重，仍令红军全力进攻。红军苦战7日，虽给敌以重大杀伤，自己也伤亡近万，被迫撤出战斗，转入防御。此后，国民党军继续对红军进行围攻，当地的藏族上层反动分子也煽动、胁迫群众反对红军，红军始终未能建立起根据地。同时，这一地区人少、粮缺，红军数万大军补充日益困难，部队冬装无法解决。党中央早先向张国焘提出的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使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的警告，此时得到了证实。
　　1936年2月，国民党军集中薛岳等部6个多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在此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承认红军无法长留此地，于是率部向西康境内转移。至此，张国焘南下方针即告失败。挫折和失败也使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清张国焘南下方针是错误的。这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是一个转机。朱德说：事情向好的方向转了。
　　4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克服了缺粮、缺氧、风雪、严寒等困难，翻越了5000多米的大雪山，进至道孚、炉霍、甘孜等地，暂时避开了敌人的进攻。但由于经过长时间的行军作战，减员很大，由南下时的8万多人减至4万余人，红三十三军编入红五军。
　　4月27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张国焘以朱、张的名义发去电报，让其向红四方面军靠拢，并命令红四方面之红三十二军西出理化（今理塘）迎接。6月22日至30日，由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和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先后到达甘孜附近，朱德前往迎接。由于各路红军长期处于被分割的状态，红二、红六军团的领导人事前一直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和自立中央等情况。两军前锋会合时，张国焘又派人向红二、红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的舆论。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朱德同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分别谈了话。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萧克等领导同志坚定表示要同张国焘斗争。朱德见到任弼时的时候激动地说，好啊，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了。任弼时笑着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红二、红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朱德坚定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和毛主席在那里。
　　两军会师后，为防止张国焘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控制，党中央决定红二、红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所属红二、红六军团的建制不变，另将红三十二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序列，将红二军团的红5师改编为红三十二军第96师。此时，张国焘在党中央的耐心批评争取下，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抗争下，在南下是绝路、分裂不得人心的铁的事实面前，被迫同意北上，并取消了第二中央。
　　在甘孜，朱德主持召开由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对北上做出部署，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李先念率先头部队已开始行动。红二方面军随左路跟进。同时，根据朱德的建议，决定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这是朱德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安排：任弼时随总部行动，可以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以从外对张起制约作用。
　　7月2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开始并肩北上，向包座、班佑前进。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终于走出了草地。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8月5日至12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发起岷（州）洮（州）西（固）战役，先后抢占了天险腊子口，进占了大草滩、哈达铺，攻占了渭源、洮州I旧日城、通渭等地，于9月初进入甘肃南部，控制了8座县城和广大地区，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创造了条件。此后，朱德和刘伯承、贺龙、徐向前等率红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多次排除了张国焘的干扰和破坏，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封锁和堵截，于10月22日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从1935年6月到1936年10月，朱德在张国焘分裂红军与党中央失去直接联系的困难时期，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而灵活的斗争，保护了大批受张国焘迫害的红军指战员，团结和带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冲破层层阻碍，回到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11月底，朱德和周恩来、张国焘率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同中共中央会合。毛主席对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说他斗争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