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后来是怎样逃过一劫？

　　乌台诗案已经把旧党大佬司马光、当朝驸马王诜牵连进来。目的已经再明显不过。新党就是要把旧党一网打尽。
　　所以，乌台诗案，不是一般刑事案件，而是政治案件。这个政治案件的关键突破口和全部要害，便是苏轼。
　　苏轼被重办，旧党牵连入网；苏轼被轻办，新党功败垂成。
　　但是，苏轼为什么能逃过这场劫难呢？
　　苏轼苏子瞻，必须感谢自己生在了一个好时代、赶上了一个好朝廷、遇上了一个好官家。
　　换个时代、换个朝廷，哪怕换个官家，苏轼的结果，都不会只是贬官黄州。
　　什么是好时代？
　　一个能跟你讲理、能让你讲理的时代，就是好时代。
　　人都是讲理的。讲理是人的底线。所以，跟你讲理、让你讲理，应该是常态。咋还成了好时代的标志？
　　人都是讲理的，这个因为的前提成立，但推不出讲理是常态这个所以的结果。
　　皇帝凭啥要跟大臣讲理？领导凭啥要跟下属讲理？力量大的凭啥要跟力量小的讲理？春秋无义战、强者定章程，春秋诸侯们，哪个讲理了？
　　实力可以决定一切，那就不需要讲理。
　　即便跟你讲理，也要看讲谁的理。可以跟你讲理，但要讲我的理，而不讲你的理。这当然也叫讲理。简单说就是：可以跟你讲理，却不让你讲理，最后则杀人还要诛心。
　　那么，在乌台诗案中，新党执政的大宋朝廷与支持新党的大宋官家，到底是怎么跟苏轼讲理的？01。乌台诗案的渊起：苏轼确实在诋毁新政
　　苏轼到底有没有错？
　　必须有错。
　　当时，大宋的官僚系统都在学习王安石主义、实施王安石改革。但是，苏轼呢？他不讲王安石主义、也不支持王安石改革。非但如此，还要各种诋毁。
　　当时，没有报纸、没有畅销书、没有现代传媒，苏轼怎么诋毁新法？他天天在家骂新法、骂王安石，这个影响也就止于苏夫人和苏公子。即便开坛讲学，也就是影响一下自己的学生。
　　苏轼的手段，是发朋友圈。
　　我发个朋友圈，然后就能诋毁新法、阻挠新政、危害国家吗？你当然不行，苏轼却可以。
　　论文章，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如果八大家排序，苏轼必须能进前三甲。论写诗，苏轼是北宋诗坛领袖，即便把苏轼拉到唐朝，他也能跟大唐群星比比谁更亮。此外，还有豪放词派的创始人、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蜀学的首席宗师，甚至，苏轼对道教、佛学都有精深的研究。
　　集诸多名号于一身的苏轼，完全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发个颠覆新法的朋友圈，就能引发政界、学界的一场骚动。苏轼是能够带节奏的意见领袖。
　　啥叫意见领袖？别跟我讲什么王安石主义，我就觉得王安石就是个人渣，不转不是宋朝人，然后，一百万条转发。这就是意见领袖。
　　苏轼到底发了什么朋友圈？
　　最初，被新党抓住把柄的一条朋友圈，不是苏轼的诗，而是苏轼单独发给宋神宗的短信：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公元1079年，苏轼赴任湖州，然后例行公事地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但是，奏表中的这句话，却刺激了新党。
　　啥叫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过分解读一下就是：我苏轼愚昧不堪，这叫耿直；跟不上新时代，这叫不投机；没法跟弄潮儿的新党们一起玩，这叫不媚俗。
　　啥叫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过分解读一下就是：我这个人岁数大、不生事，这叫不折腾；正好可以去地方牧养小民，这叫能养民。
　　新党不干了，然后开始弹劾苏轼，你这不是例行公事谢圣恩，而是含沙射影骂新法。苏轼啥反应？苏轼非常硬，你们说对了，我就是骂你们了，你们还能咋地？
　　新党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发动了乌台诗案。这篇奏章，没啥可挖掘的；但苏轼的朋友圈却可以各种挖掘。02。苏轼的朋友圈：他是怎么诋毁新法的
　　在古代发朋友圈，无外呼两种形式：
　　一种是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书信往来，如致司马公：王安石不是东西，此致敬礼，这就必须算。
　　一种是写诗填词做文章，苏轼主要是写诗，所以才叫乌台诗案，这就肯定算。乌台，即御史台：诗，才是案，即苏轼的各种反诗。
　　苏轼，到底写了哪些反诗？
　　为了罗织罪名，新党肯定要过分解读。但是，有些诗，都不用过分解读，苏轼就是在骂新法。其中，以《山村五绝》最为代表。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关键是这句迩来三月食无盐，七十老翁已经很可怜，咋还三月不吃盐？因为北宋搞了食盐专卖，老翁买不起。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青钱，即青苗法给老百姓的农业贷款。贷款是拿到了，但转眼之间，就在城里花光了。因为北宋政府止不住地要与老百姓做买卖。所以，搞了各种高消费的娱乐项目，进城的农民刚拿到钱，就被政府的娱乐产业给赚走了。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为苏轼确实对新法不满，看不上新法也看不上王安石。后来他跟王安石言归于好，但那是后来。当时，这两个人就是水火不容。
　　新党的目的，是为了干掉苏轼吗？
　　苏轼只是突破口。新党的真正目的是打击不满新法的整个旧党，关键重点是旧党大佬司马光。苏轼，自己写诗发朋友圈，你只能定他的罪，怎么能打击旧党呢？
　　操作起来非常简单。谁给苏轼的朋友圈点赞了，谁就是在影射朝廷，然后谁就是同党。
　　那怎么证明点赞呢？有书信往来就算点赞。
　　子瞻兄台见：你写得《山村五绝》真好，鞭辟入里，像匕首、像投枪，您就是我大宋的鲁迅！此致敬礼。这就必须算同党了，然后牵连入案。
　　实在不行，那就看苏轼给谁写信了。这个也可以算。苏轼给司马光写信了，而且还写了首诗，即《司马君实独乐园》：
　　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你苏轼这是啥意思？苏轼也坦荡：我就是想说天下人都盼着司马光出来执政，因为你们新党太垃圾。司马光收到这种反诗，为啥不上报朝廷？看来，司马光也是同党。然后，司马光牵连入案。
　　关键是苏轼还跟当朝驸马王诜过从甚密。
　　御史台去抓苏轼的时候，苏轼已经收拾好行装、准备蹲监狱了。那是谁通知的？驸马王诜通知了苏辙、苏辙通知了苏轼。这就是大臣勾结皇亲国戚了。这种问题，在哪朝哪代都是犯忌讳的事。顺藤摸瓜，还查出苏轼收了王诜的钱，而且二人也有诗文往来。也就是说王诜也给苏轼的朋友圈点赞了。于是，王诜牵连入案。
　　新党的特点，就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按照谁给苏轼点赞、谁就是同党的操作模式，那到底能折腾进去多少人？
　　39人。这就是苏轼的关系能量，绝对是旧党中的名媛交际花。所以，新党选择苏轼作为打击旧党的突破口，绝对是英明之举。03。古代司法的高峰：大宋朝廷是怎么跟人讲理的
　　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是西方法律思想的程序正义。
　　程序，一个多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概念。实际上，完全可以换成一个通俗易懂的名词，即手续。要去结婚，先到民政局领证，领证是手续；打击坏人，先要走法律流程，流程就是程序。
　　把手续强调过分了，难免手续异化。于是，证明你是你、你爸是你爸的问题，肯定要出现。有些坏人，即便明知道它干了坏事，但手续太复杂、流程走不了，坏人也关不进监狱。
　　实现正义，却非要以看得见的方式的实现，手续太复杂、然后复杂到过度，正义还怎么追求、还怎么实现？
　　努力让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给这句话上画个重点，重点应该是什么？是感受。
　　程序或手续的意义，只是兼顾了客观的真实，主要是强调了主观的感受。真实世界是不可约的复杂，任凭谁也无法穷尽，而主观的感受却可以。
　　跟不跟你讲理、让不让你讲理，都不是在还原真实世界的复杂历程，而是实现主观感受的最大公约。正义也好、公平也罢，都是价值判断的问题。价值判断属于应然问题。实然可以求真，但从实然跳不到应然。所以，价值判断无法求真，而只能求感受。
　　这时候，就一定要以所谓看得见的方式来追求了。只有看得见的方式，大家才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以，手续很重要、程序很重要。对手续、对程序的尊重，完全可以衡量一个族群的文明程度。
　　那北宋是怎么讲理的？这个问题，看一下北宋的司法程序就清楚了。
　　御史台根勘所
　　御史台最早设立于东汉，是重要的中央司法监察机构之一。重大案件，一定要送到这里来审理。苏轼这个案子，肯定重大。因为新党一定要往大里整。汉书记载，御史台里种植柏树，树上常有乌鸦栖息，所以又称乌台。因此，苏轼一案，才称乌台诗案。
　　御史台首先发动御史向皇帝宋神宗告状，神宗皇帝诏曰可。于是，从弹劾变成案件，对苏轼的立案调查正式展开。
　　御史台派出官员前往湖州缉拿苏轼，然后送交御史台的根勘所，进行审理。根勘所，是御史台专门负责审理诏狱的机构。
　　宋神宗不仅下旨审理，而且还派了一名宦官跟进案件。所以，苏轼一案，就变成了诏狱，即皇帝亲自下诏督办的案件。
　　如果是明朝，上升到诏狱这个层面，那苏轼不被定罪弄死，也被严刑打死。但是，大宋时代是跟你讲理的，大宋政府是法治政府。所以，诏狱也要讲理，具体表现就是讲程序。
　　大理寺和审刑院
　　御史台只负责案件的审讯。即便是审讯，也不是御史台一家说了算。因为大宋官家还要派人跟进。
　　皇帝会从其他机构抽调人员，会同御史台搞联合审讯，这叫杂治。
　　案件审查清楚之后，审案的官员们要制作好口供，这叫供状。
　　审讯工作到供状这里为止。然后，御史台就可以结案了，这叫结勘。
　　皇帝还要派遣御史台以外的官员，对犯人进行当面问话，这叫录问。
　　犯人在录问的时候翻供了，这叫翻异。一旦出现翻异，那皇帝就必须另外派人重审。
　　录问环节，古已有之。最早的记述，甚至可以追溯到秦朝。如赵高审李斯案。
　　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
　　赵高为什么使其门客诈为御史、谒者、侍中？就是担心李斯翻异。
　　犯人既不申辩又不翻异了，然后就能定罪了吗？不能。因为御史台只有审讯的权力，却没有定罪的权力。
　　御史台完成供状环节之后，要将供状递交到大理寺定罪量刑，这叫检法。
　　如果把御史台类比为现在的最高检察院，那么大理寺是现在的最高法院。定罪量刑是法院的事情。但是，到了最高法院，这个程序还没走完。
　　检法之后，要出判词，相当于最高法院的裁判文书。这个判词，还要上报给刑部或审刑院复核。刑部或审刑院复核完毕之后，再将复核后的判决意见上报给皇帝，即宋神宗，由皇帝做最终裁决。
　　这个审刑院，是个什么机构？明朝皇帝不信任刑部了，搞了一个锦衣卫；信不过锦衣卫了，搞了一个东厂。宋朝皇帝呢？赵家官人信不过刑部和大理寺，就搞了一个审刑院，又称宫中审刑院。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审刑院是谁设立的了。其主要任务是审查大理寺所断案件，因为皇帝要看着大理寺，担心被大理寺的人给忽悠了。
　　但是，什么土壤就能长出什么庄稼。明朝的专制土壤，只能孕育出特务机构。大宋的法制土壤，却能孕育出法制机构。审刑院的设置初衷是加强皇权，实际运作却成了司法监督的一个环节。所以，1080年也就跟刑部合并了，皇帝设立的机构却不给皇帝办事，那还有啥意义？
　　从这一套复杂手续或程序中，我们就能发现：大宋官家和大宋朝廷是准备跟人讲理的，这绝对是古代司法的一个高峰。04。大宋官家很生气：法外施法也要让人讲理
　　大宋御史台把案件审查清楚了，皇帝也派人录问了，苏轼倒也干脆，从不从宽都坦白了：事就是我干的，别无翻异。
　　但是，苏轼之所以别无翻异，是因为新党下了功夫，能查的全给查了，苏轼想翻供都没得翻。
　　新党这帮家伙不止要干苏轼，还要干司马光和整个旧党集团。所以，乌台诗案一定要办成铁案。而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苏轼。苏轼确实对新法不满，确实没有管住嘴，确实要做时代的匕首和投枪了。
　　大理寺根据苏轼的供状，总结出了三条罪名：
　　一是苏轼收了驸马王诜的钱，而且这个钱收得不清不楚；
　　二是受审期间不肯老实交代问题，所以苏轼别无翻异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三是诋毁新法、诽谤朝廷，这一条是新党的主要关切，但要的不是诽谤朝廷而是诽谤皇帝。
　　所以说，新党把持了御史台，却肯定没能把持大理寺。
　　针对这三条罪状，大理寺给出了量刑：有的要杖八十、有的要杖一百、有的要徒一年、有的要徒二年。最后，大理寺会怎么数罪并罚呢？
　　首先，宋朝不搞累加，简单说就是数罪从重，一个罪杖八十、另一个罪杖一百，最后量刑不会是一百八十，而是一百。
　　其次，杖刑和徒刑都可以用钱抵罪，当时主要是向朝廷交铜，铜是当时的主要硬通货，是可以拿来铸钱的。
　　第三，如果是官员，犯罪的官员还可以拿自己的官职来抵罪，即官当制度。
　　这套量刑算法，可以说充分确保了士大夫的利益。所以，最后算下来，苏轼要承担的罪责，只是徒二年。《资治通鉴续长编》给出的记载，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如果是新党看到这份判决，想也不想，他们肯定认为大理寺收了苏轼的钱。因为这是在过分偏袒苏轼。
　　甚至都可以说，大理寺这帮家伙连一天牢饭都不想让苏轼吃。因为宋仁宗的皇后恰在这个时候去世了，大宋一定会大赦天下。
　　苏轼是在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圣裁处刑的，而曹太后是在元丰二年十月二十日薨逝的。这中间差了两个多月，大理寺给了一个会赦当原的判词，到底想说啥？
　　所以，新党肯定不能干。
　　这帮家伙费尽心机、折腾了一百多天，然后却是这么个结果，谁也不能忍。于是，御史台上书反驳，认为大理寺定罪不当，苏轼必须按十恶大罪中的第六项大不敬（恭）来定罪。
　　注云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注云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者，苏轼的言行，怎么靠也能靠上这个大不敬。
　　御史台瞎咋呼，却没用。因为定罪量刑，不归它管。这时候，审刑院也出手了，它支持大理寺的判决。
　　到了这一步，就要区分一下谁跟谁是一伙儿了。
　　御史台肯定被新党控制了，大理寺肯定没被新党控制。那审刑院呢？审刑院的全称是宫中审刑院，所以它怎么也要跟皇帝是一伙儿。皇帝宋神宗是啥意见？诋毁新法就相当于诋毁皇帝，必须要严办。但是，审刑院干了一件什么事？它刚正不阿了，站队大理寺了。
　　乌台诗案持续了一百多天，于是各方势力该出手的全都出手了。
　　在这期间，当朝宰相、朝堂老臣以及旧党翘楚，纷纷上书营救苏轼。同时，新党内部也分裂了。罢相在家的新党大佬王安石，也上书了，认为圣朝不宜诛名士。甚至，曹皇后也在临死之前劝谏了宋神宗：
　　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你老爹宋仁宗可是要把苏轼、苏辙兄弟当成宰相来培养的。但是，你这个皇帝却要杀了苏轼，你对得起你老爹吗？
　　于是，乌台诗案，死活也没法按照新党设计的脚本来编排了。
　　新党的脚本是什么？针对苏轼发动一场文字狱，然后借机把旧党一网打尽。但是，新党中的有识之士却看出了这里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文字狱这个口子不能开。一旦开了，将来大家肯定全搞文字狱，文字狱成了政治斗争的手段。这个结果，任谁也承受不了，大宋的政风一定败坏。
　　那么，神宗皇帝呢？
　　神宗皇帝很生气。王安石虽然罢相、王安石主义可以不讲，但王安石的新法路线必须坚持。这不是王安石的主张，而是朕的主张、朕的旨意、朕的路线。你苏轼诋毁新法，就是在诋毁朕这个皇帝。
　　然而，大宋朝廷却要让苏轼讲理，大宋官家也只能让苏轼讲理。但是，皇帝肯定气不过，于是法外施法了。但法外施法也不能过分。最后的结果是：
　　苏轼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当徒二年，会赦当原，这是大理寺的意见，朕同意了。但是，我要特责，即法外施法，因为朕很生气、朕要任性，于是苏轼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检校是临时委派的意思，随时都能给你免掉，即便是副处长，但也是个临时的。
　　水部员外郎是官，在官职差遣的设计中，这相当于待遇级别，用现代表述就是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黄州团练副使，这是差遣，是实职，相当于黄州地方武装部副部长，却是散官、没实权，一般用来安置贬官。
　　关键是这个本州安置，相当于发配。你苏轼就在黄州那个鬼地方呆着，我这个皇帝再也不想见到你了，黄州地方官也要把苏轼这个家伙看好了，该敲打就得敲打。
　　这就是大宋官家的法外施法的特责。
　　如果是朱元璋这种皇帝，苏轼回事啥待遇？只需要老朱一个眼色，苏轼别说可能在发配黄州的路上被干掉，甚至连牢门都出不来。
　　最后总结
　　乌台诗案是新党对旧党发动的一起政治案件，目的是要把不满新法的旧党一网打尽。
　　而旧党的交际名媛苏轼，恰是新党打击旧党的突破口。
　　如果乌台诗案能够按照新党的设计脚本来推演，那么此案就是一个宋朝版的李林甫大清洗。
　　但，大宋是一个跟你讲理的时代。
　　大宋司法机构的复杂运作，堪称古代司法的一个高峰，复杂的程序甚至已经超过了现代国家。
　　苏轼，生在了一个跟你讲理的时代。
　　执政的新党肯定不满意，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可讲；大宋官家宋神宗自然也不满意，他也要讲他这个皇帝的道理。
　　但，大宋是一个让你讲理的时代。
　　可能这个你，仅是官员士大夫。但是，起码能够让朝堂权力无法肆意任性、让皇帝意志不能肆意妄为。
　　正是因为让苏轼讲理，所以苏轼才能逃过乌台诗案这个劫难。而旧党一众翘楚们，也才免于被权力清洗。
　　旧党顽固存在，王安石的新法、宋神宗的路线，就不能高效率推进。旧党难道不是历史的阻碍吗？
　　程序正义或许比正义的效率更重要。在程序正义的限制下，大宋的政风才不会急转直下，大宋官场才不会演变为李林甫之后的大唐官场。
　　历史上的发展，有两种：
　　一种是高效率的急速推进，开了挂、踩了油门，这是一种政治能动，比如王安石变法。
　　一种是低成本的因循保守，降了档、踩了刹车，这是一种政治谦抑，比如司马光的旧党意见。
　　到底哪一种更好？因时而异。
　　初出茅庐，往往是政治能动的，自命大才而要经天纬地；人到中年，往往是政治谦抑的，懂得了才华智慧的局限和真实世界的复杂。
　　也许这样的态度是可取的：有一个方向，即便方向对了，也要慢一点儿、稳一点儿，反正时间有的是；如果方向错了，那么慢一点儿、稳一点儿，也就给调整留出了时间和机会。
　　很多人只知道，被贬黄州是苏东坡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点，却不知道比被贬黄州更可怕的是，他曾经面临死亡的威胁。
　　相对于被处死，所谓的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准擅离黄州，并无权签署公文，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乌台诗案
　　个人觉得，乌台诗案，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文字狱了。
　　这个乌台，就是御史台。御史台中有柏树，乌鸦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御史台是古代的监察部门，对官员进行弹劾，相当于现在的检察院吧。
　　其实，乌台诗案的直接起因不是苏东坡写的诗，而是他到任湖州知府后给皇帝写的谢恩奏章。本来，这种谢恩奏章只是例行公事，就说自己过往业绩一般，但是皇恩浩荡，感谢组织信任，又给小臣换了这么好的职位，将来自己一定要鞠躬尽瘁，永远忠于皇帝等等。
　　只是，苏东坡不是写这类文章的人，即使文中有部分内容是这样，他的文章总要说些真正的事情的，
　　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其中，新进就先让人皱眉头。这里面的新进，不同于现在的意思，当时北宋为王安石变法新政引起的党争里，在王安石口中是指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所以有固定的代表含义。
　　我们一般人以为，苏东坡给皇帝写的奏章，骂了一些人就骂了，怎么样？皇帝还能看那么仔细，给挑出来？这皇帝也是小肚鸡肠，闲得慌。
　　是的，我记得我们之前上课，老师讲到乌台诗案，苏东坡因为写的奏章开始吃亏，我们都是这样想的。
　　其实，我们想错了。苏东坡写的奏章，实际上是要上报纸的。在中国古代，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报纸了。苏东坡的文章，谁不抢着看？这次的谢恩表，就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的笑柄。
　　苏东坡过往的生活态度，一直都是嫉恶如仇，碰到不好的人与事，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之前九十九次一直没事，这次吐到一百次的时候，就被那些小人抓住了。
　　杀与不杀，是个难题。但是，抓起来，关进御史台监狱，是最起码的待遇！
　　2。死亡威胁
　　古代全能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这家伙还是苏东坡的旧友，他说：苏轼许多诗词都是泄愤之作，意在讥讽朝政。
　　熙宁六年（1073年），沈括受命巡察两浙农田水利，当时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两人在杭州畅叙旧情，沈括顺带搞了苏东坡近期的很多新作，带回开封。回京后，沈括认真研读苏东坡的作品，并用附笺把自己认为的有诽谤朝廷嫌疑的诗句做了详细的注解。
　　《湖州谢上表》爆料后，沈括赶紧地，把这些做过注解的诗词送给监察御史舒亶。
　　舒亶则是个坚定的倒苏派，他花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潜心钻研，最终筛选出诽谤朝廷嫌疑最大的几首，公之于众。
　　比如，《山村五绝》中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明显是在讽刺青苗法；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在讥讽新法改革科举制度；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公开和朝廷大力推广的农田水利法唱反调。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最有分量的是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苏东坡，你是有多恨当今圣上，非要到九泉之下去寻找真龙，当今圣上可没死呢！在古代，诅咒皇帝，这是要掉脑袋的吧。
　　古代，说到御史，是不是眼前浮现出一批耿直的人，向皇帝直言进谏，比如魏征、包青天、海瑞、左光斗等等。
　　可是，北宋那时的御史台，有自己的特殊性，已经因为之前反对王安石变法被清洗过，换上了李定、舒亶等小人。
　　那些当政的小人把苏东坡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定要除了而后快，更要借这个机会把反对派一网打尽的。舒亶奏请连同司马光、范镇、张方平和苏东坡另外5个朋友，一律处死。甚至副相王珪在御史的逼促下，还想着在皇帝面前给苏东坡加上谋反之罪。要知道在古代，这样的罪名，一给定上，只有死路一条，只是理由太过于牵强，竟然说苏东坡在一首关于柏树的诗里说龙在九泉，好在皇帝不信他这么牵强附会的控告。
　　3。逃过一劫
　　乌台诗案的最终处罚，苏东坡被贬黄州，降职，充当团练副使，不准擅离黄州，无权签署公文。
　　这个相对于御史台要求的处死、流放等，简直不是事。
　　乌台诗案由于案情重大，最终判决是皇帝亲自决定的。当时的宋神宗，在御史台的强大压力下，也还是轻判了苏东坡，原因有几个，说来让大家判断判断。
　　第一个说法是宋仁宗的皇后，她一向支持苏东坡。
　　这时候身染重病，她对当时的神宗皇帝说，我记得苏东坡兄弟二人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位宰相之才。现在我听说苏东坡因为写诗在受审，其实都是小人针对他。小人没法子在他的政绩上找毛病，就想由几句诗入罪。这样控告他不也太无谓了吗？我是不中用了，你可别冤枉好人，老天爷是不容的。，又说大赦天下为她祈福的话，不用赦免那些凶恶之徒，把苏东坡赦免就行了。这些话实际上等于遗言。
　　第二个说法是，定罪时候，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据说，王安石的上书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个说法，审问完毕之后，有一天晚上，一话不说，有人走进苏东坡的监室，往地上丢个小箱子做枕头，躺在地上就睡了。苏东坡以为他是个囚徒，不管他，自己也躺下睡了。四更时分，苏东坡觉得有人推他的头。那个人向他说：恭喜！恭喜！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安心睡，别发愁。说完带着小箱子又神秘地走了。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皇帝暗中派宫中一个太监到监狱去观察苏东坡。那个人到了苏东坡的屋子之后，苏东坡就睡着了，而且鼻息如雷。他回去报给皇帝说苏东坡睡得很沉，很安静。这样，皇帝就判定苏东坡是问心无愧的。
　　还有，苏东坡在狱中以为自己要被处死，给弟弟子由写了两首诀别诗，其中一首，《狱中寄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如果解析这首诗的话，措辞方面极为悲惨，手足之情愿世世为手足。也足够呈于御前，因为诗中表示以前皇恩浩荡，自己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这次的事情别无他怨，都是自己的过错。
　　而这首给子由的诀别诗，最终传到皇帝手中，神宗皇帝看了后十分感动。苏东坡也坚信自己写的这首诗会传到宋神宗手中！
　　这也是虽然御史施予强大压力，苏东坡却最终判得很轻的缘故。
　　4，乌台诗案，里面都是哪些诗？
　　很多人都会好奇，乌台诗案，里面都是苏东坡的哪些诗文惹了事情？
　　林语堂先生写的《苏东坡传》中说：幸亏诗人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现在我们还有一本书叫《乌台诗案》。既然林语堂先生写的时候提及这本书，按道理是还有存于世的，只是，我在某当，以及广州图书馆搜索此书，都没有找到，在深圳图书馆搜索，感觉有，叫做《乌台诗案研究》，但只限馆内阅读，应该是非常稀缺的。
　　《乌台诗案》包括四件弹劾本章、审问记录全部，苏东坡的口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北宋在苏东坡逝世25年后，于靖康元年（1126）灭亡时，朝廷官员都向杭州逃难，尽量携带珍贵的文件。金人攻入北宋京城后，特别索取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作品、书画。因为苏东坡活着的时候，他的诗文其实也已经驰名域外了。反正，这批资料是逃过金人的魔爪，到了扬州，一个名叫张全真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一份手稿，从朝廷档案里抽出来。后来，张全真死后，一位姓张的宰相，受张全真的后人请求为先人作一篇墓志铭。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为代价。那家后人只答应交出一半，另一半作为传家之宝。陆游的日记记载说，他看见全部手稿都是苏东坡手写的，还有改正之处，都由苏东坡签名，再盖上御史台的官印。我们不敢确言今日流传下来的这本书是完全根据陆游所见的那本手稿，不过内容却记载了朝廷公报的细节，包括苏东坡对自己那些诗句的解释。
　　看过《乌台诗案》的话，就可以全部找到当时的肇事诗文吧，重点是还有苏东坡对自己诗句的解释。
　　毕竟，苏东坡从湖州任上被押送到京城，他的家人惊慌中，认为都是他写诗惹的祸，焚烧他的手稿，烧了三分之二，这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大的遗憾了。
　　乌台，即御史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即御史台诗案。它兴讼于宋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苏轼是被告。原告是：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权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要求处置苏轼。
　　苏东坡的每个故事都很有意思，乌台诗案也是其中一个。
　　苏东坡确实写了一些诗，讽刺了新法和朝廷中的一些同僚。但文人作品，有时候无非找个题材，确实不值得大惊小怪。
　　有趣的是，苏东坡进去之后，他反对的人中，很多都在努力营救他，而那些平时诗歌唱和的，居然没人为他发声。
　　宰相吴充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曹太后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
　　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而且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正是因为各方努力，苏东坡才得以死里逃生。
　　北宋从建国起，宋太祖赵匡胤就重文轻武，并立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宋仁宗也非常痛恨官员罗织材料、诬陷他人的行为，并规定误判致人以罪者，终身不再选用。
　　可是，苏东坡却有点运气不佳，他入仕不久，就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场风云激荡的政治风波，那就是由宋神宗主导、王安石组织的熙宁变法。
　　当时，苏东坡还不是京官，他大多在基层任职，亲眼目睹了新法的执行情况，尤其是青苗法在执行中严重走样，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因此苏东坡上书表达了对新法的意见和建议。
　　但是，年轻气盛的宋神宗急于推行新法，听不得对新法的指责，再加上苏东坡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的话往往成为左右舆情的风向标。
　　于是，御史李定、舒亶认真研究苏东坡的文字和文章，终于从苏东坡调任湖州后例行公事写的一篇《湖州谢上表》、诗歌《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中，找到了他们需要的文字，进而弹劾苏东坡，说他的诗文中有讥讽皇帝、攻击新法的话。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宋神宗下旨捉拿湖州知州苏东坡，苏东坡随即被捕入狱，并坐牢103天，前后受牵连者竟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苏东坡入狱后，作为因变法而步步高升的御史李定、舒亶等当然不放过这个打击异己的绝佳机会，他们欲置苏东坡于死地的态度非常坚决。作为一位当时已有很大名气的文人，苏东坡在御史的拷问下，受尽欺辱。
　　据说，苏东坡下狱时，狱官们甚至当面就问苏东坡祖宗五代有没有免死铁卷。按当时的规定，只有死囚才会询问五代之内有无免死铁卷，其他一般只问三代，由此可见当时他们给苏东坡定的罪行之重。
　　然而，作为下令捉拿苏东坡的北宋皇帝宋神宗，在御史们不断地向他提供苏东坡反诗新证据、不断给他增加诛杀苏东坡理由的时候，他却有点六神无主了。
　　宋朝不杀士，这是已经建国百年之久的北宋祖训，他不能为此开杀戒，成为北宋第一位暴君。但是，苏东坡对新法的批评又太明显，并影响到了新法的推行，也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苏东坡被捕入狱，反而成了宋神宗的一个烫手山芋，放也不是，杀也不是，这让宋神宗左右为难。
　　那么，苏东坡到底是出于国家大局还是一己之私来表达对新法的态度，成了宋神宗判断苏东坡此案的关键。为此，宋神宗做了一个有趣的决定：安排宦官去监狱里做密探。
　　某一天，苏东坡在狱中像往常一样，天黑后倒头便睡，他刚躺下不久，就有两个人进来，什么也不说，也是躺下就睡。苏东坡也并未在意，而是继续睡去。到了凌晨四更的时候，这两个人又悄悄地离开了监狱，苏东坡还是鼾声如故。
　　后来，苏东坡才知道，这二人是宋神宗身边的密探，专门来观测苏东坡，看他心里有没有鬼，心中有鬼，自然辗转反侧难眠，心中无鬼，则正常起居入睡。
　　第二天，宋神宗在朝堂上高兴地和大臣们说：朕知道苏轼胸中无事也！此时朝中多人为苏东坡求情，再加上已经退隐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最终，苏东坡被判了个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这一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但是，苏东坡经历过这次劫难后，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谓是脱胎换骨，他的艺术才情得到升华。黄州对于苏东坡来说，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辉煌之地：《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闪耀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