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周恩来讲述毛主席为何决定不向日本索赔

　　1972年9月25日，北京，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首的日本政府代表团来到中国，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亲自接机。9月27日，还在病中的国家主席毛泽东在书房亲自会见田中角荣，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坦诚的交流。
　　经过4轮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姬鹏飞和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于9月29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下文统一简称《中日联合声明》），是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的重要文件。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结束了中日两国自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以来长期的敌对状态，开始了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取得这一结果，离不开中日两国人民和领导层二十几年的坚持不懈，也离不开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推动，是中日领导层高瞻远瞩，决断英明的结果。
　　《中日联合声明》由序言和9条正文组成，其中第五条引起了民间争议，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是中国政府结合方方面面因素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最终决定。而当时，周恩来讲诉了毛主席为何决定不向日本索赔的原因。
　　一、历经二十多年的邦交之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政府退至台湾岛一隅，伺机而动。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被美国政府派军队进行事实上的统治，在敌视和遏制中国上亦步亦趋追随美国，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外部环境十分不好。
　　1952年，周恩来率先提出中日建交思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民间来往、以民促官。1956年，中国在北京举办日本商品交流会，毛泽东亲自参观并给予高度评价，中日两国民间友好交流渠道逐步打开。
　　1958年8月7日，周恩来提出日本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的三原则，推动了中日两国民间来往贸易的发展。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极具远见意识指导下，经过20余年两国人民细水长流地推动下，终于等到了一个突破口，就是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8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上海公报》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2月这一周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不仅是中美两个大国政治史上的里程碑，更是影响世界格局的里程碑。
　　中美关系的缓和在两个意识形态阵营刮起了旋风，这阵风也刮到了政治经济各方面深受美国影响的日本，引起日本政坛的强烈震动，各界人士急切希望尽快争取日中建交，对中日关系的改善起到了催化作用。
　　当年4月，在众多对华友好的日本政党、社团和人士大力推动下，各界人士集会东京成立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联络会议。
　　1972年7月，主张接近第三世界，防止日本孤立的田中角荣在选举中获胜，7月8日出任新首相，组织了大平正芳任外相，二阶堂进任内阁官房长官的内阁。
　　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角荣宣称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充分理解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的中国邦交正常化三原则。
　　中国政府从田中角荣上台前竞选讲话中就看出他极有可能迈出恢复中日邦交的步伐，周恩来敏锐捕捉到这一时机，迅速作出积极反应。
　　田中角荣
　　1972年7月3日晚，周恩来委派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日首席代表萧向前抵达东京，一周后，周恩来再派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团到达东京，进行友好访问演出，指示孙平化争取当面向田中角荣发出访华邀请。
　　7月16日，周恩来会见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再次强调欢迎日本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北京谈恢复邦交问题。7月17日，中国农业农民代表团抵达日本，代表团副团长陈抗向孙平化和萧向前传达了周总理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指示。
　　日本方面也迅速领悟到中国的意图，并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7月22日，外相大平正芳破例会见孙平化、萧向前，孙平化转达了周总理田中角荣、大平正芳来华访问的邀请，大平正芳表示正在考虑准备中。
　　7月25日，新任首相田中角荣委派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来华商谈访华复交问题，7月27日至29日，周恩来亲自与长竹入义胜会谈三次。
　　8月11日，外相大平正芳单独会见萧向前。
　　8月15日，东京帝国饭店里田中角荣接见孙平化、萧向前，表明他已决定访华，9月21日，内阁官房长官正式宣布田中角荣将为日中邦交正常化于9月25日至29日访问中国。
　　二十来年的努力，在两个多月时间里迅速发酵落地。田中角荣感叹过，两国建交的轨道是百姓铺起来的，他只是顺着轨道走向了中日邦交的谈判桌。
　　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五日访华细节
　　日本首相9月25日抵达北京后，安排的住所是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此处居所是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居住地。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田中角荣表达了这一点，田中角荣表示自己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过中日关系比美日关系要更加的久远。
　　周恩来对田中角荣的饮食起居亲自细心安排，事先了解他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为了配合田中角荣早睡早起的作息习惯，周恩来主动调整自己工作作息时间，即使三更半夜还在工作，仍会陪同田中角荣早起。
　　在招待日本代表团国宴上，周恩来安排特别演奏了田中角荣家乡的音乐，田中角荣意外又高兴，还特意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对负责演奏的军乐队表示感谢。
　　在9月25日的欢迎晚宴上，田中角荣随身翻译在翻译田中角荣答谢辞时，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以一句添了麻烦掩饰过去，田中角荣原话有道歉的意思，翻译却并没有表明这一层的含义，显得格外轻飘。
　　宴会厅立刻议论起来，中国一方人人不满。曾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当然知道这句日语的真实含义，当晚，周恩来不露声色，显得平和平静，尽到款待客人的礼节。
　　在第二天正式会谈时，周恩来就这一问题严肃提了出来，他举例不小心将路过的女孩子裙子上洒了水，可以使用添了麻烦，这是符合场景的。
　　周恩来强调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曾经造成了那么多那么大的伤害，是不可能以一句‘添了麻烦’了结的，这表明日本没有一点反省，中国是不能接受这样的表示的。
　　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是以理服人，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在中日建交谈判中他特别辛苦，因为时间匆忙，事前有些事关原则的细节没有完全谈妥，例如台湾问题，当时日本同台湾在美国的要求下签订过和平条约，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
　　田中角荣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要与台湾断交，事关政治与生命双重危机。在多次交锋后，周恩来本着求同存异、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双方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找到了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
　　田中角荣对周恩来异常出色的外交手腕十分敬佩，他后来对日本记者表示周恩来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
　　田中角荣访华第三天，经过双方艰苦坦诚的谈判，棘手的问题如涉及台湾、战争赔款等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还在病中的毛泽东亲自在书房接见了田中角荣，田中角荣一见到毛泽东时，比较严肃紧张，显得很拘谨的样子。毛泽东为了打消这种紧张感，风趣地问他吵架吵完了没有？气氛一下就轻松了下来。
　　在会谈快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他一套书，是战国时爱国诗人屈原的著作《楚辞集注》，寄托着中国人民向来将祖国安危看得比个人得失、身家性命更重要的深刻寓意。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日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9月30日，周恩来陪同田中角荣一行飞去上海，田中角荣预备从上海返回日本。在专机上，周总理特意写下了六个毛笔字送给田中角荣：言必信，行必果。
　　在上海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格外有兴致，开怀畅饮敬酒频频，这让田中角荣都感到惊讶，因为大平正芳酒量不佳，平时喝酒相当克制，从未看过他如此饮酒。
　　周恩来注意到这一细节，时刻关注着大平正芳的状况，没过一会儿，他拿着酒杯走到大平正芳正敬酒的那桌，自然体面地请大平正芳一同回座位，避免兴奋状态下的大平正芳进一步大量饮酒导致醉酒失态的后果。
　　这毕竟事关一国外相的颜面，周恩来处处替别人着想，方法巧妙又不露声色。
　　在送别田中角荣时，周恩来总结了中日关系：两国交往从两千多年前始，对立了半个世纪，通过20多年的工作时代螺旋式前进。是的，仅仅84天，在两国领导人超凡勇气和高度决断力下，中日关系势如破竹实现邦交正常化。
　　三、中国宣布不向日本索赔的真实原因
　　1979年9月29日开始，中日两国间结束不正常状态，开始进行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一系列合作。但中国在《中日联合公报》宣布的放弃对日本索求战争赔偿款的消息在国内引起了哗然，质疑声此起彼伏。
　　这一条内容也是在中日双方在谈判过程时求同存异的主要问题之一。毛泽东在会见田中角荣时调侃的吵架，就是指的双方当时在这一问题上的激烈交锋。
　　周恩来在多个场合对这一问题专门进行了解释。
　　周恩来公开解释过，提出不向日本索赔，最终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中央领导人一项非常成熟的决定。
　　中国曾经吃尽了战争赔款的苦头，1900年的庚子赔款，一共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两白银，需要从当时中国每一位老百姓身上挖走一两银子，赔款是得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掏钱，不管是中国日本，这都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私下场合，一次内部开会时，周恩来对不索赔的原因进行了补充：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在进行战争赔偿时，比如赔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全都是一些旧的没什么用的实物赔偿，是不包括现金赔偿的。这种的赔偿对中国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曾任英国首相的帕麦斯顿曾说过一句名言，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二战后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极度复杂，经过美国提议、蒋介石开头、毛泽东承诺、邓小平签约4个阶段，中国最终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
　　二战后，《波茨坦公告》明确宣布日本作为战败国除必须工业设备和实物外一切物品用来赔偿。作为在亚洲主战场抗击日本的主力军和受害国的中国，依照国际法是应当有向日本进行索赔的权利的。
　　二战初期，50年代时期的国际形势是中苏友好、中朝友好，苏联美国处于敌对状态，美国是日本占领国。在这种局势下，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没有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
　　当时的日本因为战争已将国库掏空，作为二战战败国又被战胜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抑制，经济完全陷入崩盘状态，作为日本主要占领国的美国，短短几年时间就向日本拨款高达20亿美元的经费开支，加重了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
　　作为有着帝国主义头号商人称号的美国采取了行动，召集47个战胜国于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开会商谈日本用实物代替现金赔款的赔偿要求，同时，自然资源缺乏的岛国日本也无法用矿物、石油、煤炭等有价值的实物进行赔款。
　　那么，战胜国只能对战败国日本进行人性化惩罚。
　　大多数参会国迫于美国的压力，均表示同意，联合签订了旧金山合约。在美国带头下，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等都放弃了赔款。无缘参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丧失了发言权。
　　在破产边缘的日本拆下旧机器、旧铁路、旧轮船，非常有工匠精神的修补涂刷后，赔偿给战胜国。此举大大减轻了日本经济负担，开始进入飞速恢复发展期。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随即发表了著名以德报怨的讲话，确立了中国对日本要宽大处理的方针。
　　在各国对日索赔时，日本国库里剩下的黄金白银早被美国运走，有用的设备设施也在战争中炸毁殆尽，苏联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重要设备全部拆除运回国内。日本此时已经山穷水尽，等待日本赔付的美国、苏联、英国自然将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前面，想榨出最后的油水。
　　作为美国盟友的中国虽然受害最久、牺牲最烈，当时却相对弱小，大国们漠视中国利益，中国代表据理力争坚持获得日本更高额的赔款，各方争论不休，问题久拖未决，中国索赔处于停滞状态付微不足道。
　　中国国内正在内战，蒋介石根本没有心情放在日本赔款上，1949年菲律宾派特使到中国商谈对日索赔，大局已定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当时已放弃了赔款，道貌岸然表示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是不公平的。
　　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国际地位大幅下降，急需各国政府的支持，1951年旧金山会议后，在美国要求下，日本和蒋介石政府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1952年4月28日签字画押华日和平条约，在条约里蒋介石政府正式宣布放弃向日本索赔，以此换取承认台湾的合法性。
　　蒋介石为了国民党一党私利，在美国的压迫下，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就这样将中国的利益给卖掉了。
　　日本当然是不愿意赔偿的，虽然据某些报道，田中角荣在回忆录里阐述1972年日本在主动要求与中国建交时，政府准备了500亿美元用于对中国的二战赔偿。这是完全不可相信的。
　　经过各国反复与日本谈判，日本在二战后曾向印尼、韩国、缅甸、越南等亚洲国家和瑞士等4个欧洲国家总计支付赔款22。3亿美元。
　　在1972年9月中日双方谈判赔款问题时，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日本代表团愤然提出如果中国继续就索赔事宜讨论下去，日本将因此被迫推迟中日建交的节奏。通过日本代表在谈判时的表现看，日本可没有向中国进行战争赔偿的自觉心。
　　日本也没有赔偿500亿的经济实力。1972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是日本所谓的黄金时期，一年国民生产总值为94813亿日元，换算成美元不足3000亿，人均国民生产值2964美元，500亿美元对日本人民是一个沉重到无法兑现的负担。
　　日本政府是不可能准备了这么多赔款的。
　　中国当时面临着苏联的巨大威胁。1970年初，苏联在中苏边界驻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在国家面临生死威胁，事关7亿人民生死存亡，事关中华各民族安危的情况下，中国需要与苏联的敌人广交朋友，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日本是美国盟友，也是世界经济大国，拥有当时中国急需的先进技术。两国建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的庇护下，日本对各战胜国各种推脱赖账，虽然日本也因为各种原因急于在美国之前与中国恢复邦交关系。
　　但中国作为日本主要战争所在地的国家，索要的战争赔偿数额巨大，日本是没有意愿也没有经济能力进行赔付的，任由谈判如此僵持，对最终双方想要的结果绝对不利。
　　因此，作为中国最高领袖，拥有人民拥护的毛泽东才会经过多方面思考后，站在全局考虑选择放弃日本赔偿，这是当时时代局势下最现实的选择。
　　中日两国都有急于建交的意愿，尽管在台湾、赔偿问题上有分歧，但在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原则下，联合发表了声明，9月29日正式建交。
　　在声明中，日本表示尊重和理解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中国政府立场，并未正式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双方都留有余地，只是两国政府间的意向书。
　　中国宪法规定在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须由全国人大批准，但包括这些问题的《中日联合声明》并没有经过全国人大批准，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只是权宜之计，在中日双方签订协议前，意向是可以不算数的，尚有回旋余地。
　　1977年7月，在周恩来、毛泽东先后逝世后，邓小平正式复出，成为中国决策层。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推进改革开放，邓小平加速了中日缔约进程。
　　1977年9月开始，邓小平连续会见3个日本访华团。
　　邓小平在对当时国际时局进行判断后，在符合中国最大利益下，在第三方美国督促下，中日双方努力下，1978年8月12日中日正式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这意味着意向承诺有了法律效力，中国政府正式确认放弃索赔。
　　四、结语
　　任何重大国家决定，离不开当时时代背景，中国放弃对日本战争索赔的前后经过也不可能例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如周恩来当年预言的中日关系螺旋式发展一样，两个邻国在邦交四十几年中，经济上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国从中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参考文献：《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主编：邓在军，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