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定县抗日英雄传（8）

　　善于宣传鼓动的演讲家、鼓动家、歌唱家
　　陈乔的回忆
　　陈乔，担任过八路军总政文工团团长、河北军区文化部部长、故宫博物院首位副院长、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等职。在《回忆孙志远同志》的文章里，孙志远是位善于宣传鼓动
　　的演讲家、鼓动家、歌唱家，关于他的种种，陈乔娓娓道来：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正是风烟滚滚，炮火纷飞的时候，我认识了孙志远同志。那时，聂荣臻司令员率领八路军已挺进太行山；孟庆山同志从延安来到冀中平原，准备发动游击战争；吕正操同志的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消灭了殷松山的土匪武装，进驻了高阳城。我和刘亦瑜、阎素等几个人被党组织派到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工作，我任秘书，刘亦瑜、阎素搞宣传工作。孙志远同志这时是人民自卫军的党代表。不久，就被推选为政治部主任。
　　孙志远同志到政治部后，立即着手组织建设、建立政工体制，调配政工干部，树立政治工作的威信。政治部成立了宣传、组织、锄奸、民运等科（路西整训后又改为部），团建立了政治处，营、连调配了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政工干部与军事干部同等待遇，并把军饷制改为津贴制，每个军政干部每月一律发给三至五元生活津贴，开始实行八路军官兵一律平等的供给制。但是，这方面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旧军官感到不按官级发薪饷，觉得降低了待遇，有满肚子意见。有些政工干部、共产党员和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则认为国难当头，参加抗日工作能吃饱肚子就行，不愿要生活津贴。对这两方面的思想问题，吕正操同志和孙志远同志都分别做了不少解释说服工作。记得孙志远同志曾对政治部的干部们讲：‘政工干部和军事干部都要同样待遇，因为这是八路军的老传统，是建立政治工作威信的问题，绝不是为了争什么个人生活待遇。’并强调说明，这是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
　　孙志远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热情友爱，对有错误缺点的同志，既严肃批评，又耐心教导。我到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工作后，家叔响应‘有枪出枪’的抗日号召，从家里来到高阳，送给我一支盒子枪，鼓励我抗日。我对这枝枪，爱不释手，日夜带在身边。这时，政治部要建立警卫排，需要集中一些短枪以便执行安全保卫任务，老孙要我把盒子枪交给警卫排，另给我换一枝蛇牌撸子。当时我想这枪是家里送来给我抗日用的，是最好的武器，怎舍得出手？一再表示不愿意换枪。但老孙不迁就，他多次找我谈话，进行说服教育，使我认识到革命部队的武器，决不能是个人的私有物。我终于顾全大局，把盒子枪交给了警卫排。
　　孙志远同志口才出众，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他的讲演富于革命激情，有时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感染力、说服力很强。有一次，司令部的警卫营长围剿土匪，中弹牺牲。追悼大会上，孙志远同志对全体指战员讲话，感情激越，使全场泣不成声，最后他又鼓励战士化悲痛为力量。全体指战员高呼口号，誓为警卫营长复仇，使我受到很大教益。路西整训后，我担任政治部秘书长兼政治部总支书记，我俩朝夕相处，感情融洽，情同手足。1938年春，在安平县召开中共冀中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我是大会的秘书长，有时会议开到深夜，他仍是精神抖擞地工作。他吸烟很多，没有香烟，就经常用旱烟叶卷喇叭筒抽，提提精神，一直坚持到会议结束。有一次深夜开完会，我俩同行走回宿舍，我忽然有所感地对他说：‘我看你走路的样子，很像你的工作劲头儿，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他反问我：‘你走路像什么？’我略一沉吟说：‘我走路轻飘飘，富于幻想。’他听后笑了。
　　在抗战时期，同志们相互称呼，有老字辈和小字辈，其实年龄都相差不了多少，孙志远同志虽然是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的一位首长，但他要求我们直呼他‘老孙’。上下级关系十分亲昵。这种习惯，我想是从八路军感染来的，对见面必称官职的旧军队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革命。孙志远同志要我们政治部的人都带头称呼‘老’或‘小’，蔚然成风，这对改变旧军队官风，也算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吧。
　　老孙有一匹青灰色的骏马，是打高阳时缴获殷松山的坐骑。他很喜爱这匹马。可是部队行军转移时，他多是步行，把马让给病号或女同志骑，有时把马交给警卫员牵着走，他插在队伍里边走边聊天。他的警卫员名叫王宪舟，是安新县北冯村的农村党员，行军中二人形影不离，有说有笑，逗乐撒欢十分亲密。那时，我们三人编在一个党小组，小组会上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老孙平日青春焕发，十分活跃。有时放开洪亮的歌喉唱革命歌曲。‘国际歌’‘铁骑兵歌’‘游击队之歌’是他最拿手爱唱的歌，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中放声献艺。‘唱的好，唱的妙，再来一个要不要？’有人这么一鼓动，立刻得到群众响应。‘要、要、要！’老孙常常难以下台，但他有时也会‘耍滑头’，转移目标：‘咱们欢迎老黄唱一个好不好？’这时黄敬同志也就无可奈何地被人们拥出来，放声歌唱了。这种热闹气氛是革命部队的新气象，好传统。政治部主任带头，连队也就逐渐形成爱唱歌的好风尚。每次开大会，连队互相拉唱，互相比赛，十分活跃。当时，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等革命歌曲，是连队不可缺少的政治课题。
　　老孙对部队的宣传队、剧团工作非常重视。人民自卫军打开高阳后，他首先着手组织‘少先队’，派马骥为队长，戈亚明为指导员，招收的队员都是‘小鬼’，年龄大者十四五岁，小者十一二岁，多是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也有不识字的农村孩子。有的进步家长亲自把孩子送来参加部队，如深泽县的地下党员王晓楼同志，让他哥哥把全家五六个子女送来参加了‘少先队’，其中有王瑜、王珂、王丕钟、王建新等，老孙亲自接见他们，鼓励他们，笑嘻嘻地问这问那，就像是他自己的亲子女一样关心爱护。不久少先队改名为宣传队，主要任务是唱歌、跳舞、口头宣传、刷写标语、教连队唱歌。1938年4月，人民自卫军改编为八路军三纵队，孙志远是政治部主任，宣传队改编为火线剧社。1939年春，我被任命为火线剧社社长，这时吸收了抗战学院抗战剧团的一批骨干力量，还接收了从北平出来的一些青年学生，老孙的侄女孙彤辉也来参加了剧社工作，剧社的力量壮大了，老孙指示要把剧社建成一个综合性的文工团：戏剧、音乐、歌舞、美工、口头宣传等。同时要求剧社应成为培养政工干部的一个基地。剧社每次演出，老孙都亲临现场，有时鼓励，有时批评，我编写的第一个剧本《太平庄》演出后，他对台词提出批评说：‘那个落后的自卫队长骂指导员对他的批评是‘好膏药，好膏药’这台词不好，要改改。’当时我还不能理解，以后才知道，原来国民党的政训人员才被人骂是‘卖膏药的’。
　　1939年夏天，剧社奉命随部队去路西曲阳、唐县一带整训。这时，有的同志流露出家乡观念，舍不得离开冀中平原。我向老孙汇报后，他亲自到剧社给同志们做思想动员，说明野战军就是要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剧社是野战军的剧社，也要树立这种野战部队的革命精神，使剧社同志愉快地走上征途。1939年冬，火线剧社奉命去晋察冀联大文艺部学习。这时同志们情绪又有波动，孙主任又召开全体大会进行思想动员：‘这次集体去联大学习，是个很好的提高机会，学习一年毕业后，一定还会回来，去多少人，回来多少人，病了的抬回来。冀中部队多，任务重，不能没有剧社工作。’老孙在剧社的威信很高，经他动员说服，同志们都毅然决然地再次通过敌人封锁线，去平山联大学习。孙主任经常到剧社了解情况，提出问题或下达指示，每个同志的名字他都能叫得出来。至今，剧社的同志们还很怀念他。
　　1956年春，我邀请火线剧社指导员解杰同志一起到他家里看望他，畅谈过去，十分欢慰。他留我俩在家吃午餐，说用狗肉和杂面条相款待，这是老孙很爱吃的地方风味。边吃边谈起过去在冀中时期的打狗运动，那时我们都未能有幸吃到狗肉，只发给我一件黑色狗皮灰粗布面冬大衣，可惜又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中轻装时，坚壁清野了。
　　在文尾，陈乔写道，十年浩劫期间，孙志远同志不幸逝世，当时不胜感慨悲怆，但却未能参加告别追悼。现在仅以此文以示悼念，告慰亡灵。（1985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