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沈醉要赴港探亲，杜聿明拉着他的手，再三叮嘱要保持晚

　　1981年1月份，对前军统大员沈醉来说，是极重要的一个月。因为这一年，67岁的他终于能与妻女在香港相见。
　　1月6日，收到消息的香港媒体很快把这件事，登在了报纸头版。大批媒体，都等待着报道沈醉的一言一行。
　　这些媒体里，有正义的媒体，自然也少不了台湾方面控制的无良媒体。对于这些无良媒体来说，能挑到沈醉的哪怕一点点问题，都将会是大功一件，他们能凭此去反动派那邀功请赏。
　　对于这次相见，沈醉提前准备了很久，也早就跟中央领导们报备过，他自认已经完全能应付媒体的种种狂轰滥炸。
　　不过，在出发前，原国军大将杜聿明却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不要忘记我们常常说的，要保持晚节
　　沈醉与子女团聚为什么要去香港？此次，沈醉在香港会遇到些什么？杜聿明又为什么要和沈醉交代这样的话，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交情？
　　这一切，要从功德林说起。
　　一、功德林里修功德
　　很久以前，在北京城的德胜门外有一座佛寺，名叫功德林。这里原是一座始建于金代的古刹，旧称石佛禅林。
　　功德二字，原本是佛家用语，专指念佛、诵经、布施等事。相传，唐代僧人玄奘去西天取经，在其经文上就有功德二字。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经工巡局大臣、大学士那桐奏准，在功德林创设京师习艺所，宗旨为收容犯人，令习技艺，使之改过自新，藉收劳则思善之效。
　　从此，功德林开启了它的监狱生涯。
　　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在这里被敌人杀害的。那时的它，还叫京师第二监狱。后来的它又成了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专门用来关押政治犯。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监狱被公安部接管，成为关押和改造战犯的一座监狱。与其他监狱不一样的是，这里的战犯很特殊：军官，仅限军队将级以上；文官，则须到省主席一级。
　　这些战犯长期位居国民党高层，为蒋介石效劳，甚至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的诸多重大决策，对于战败并不服气，有着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改造的难度不小。
　　所以，新中国对他们的改造比较重视，在生活待遇上也要比其他地方高一些。
　　据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回忆：
　　集中到北京来加速改造后，生活待遇提高了，有脚镣手铐的也统统去掉，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
　　这等于过去中了举人后，选送太学来学习差不多。引得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政人员为之眼红。
　　不过，刚刚来到功德林时的沈醉可不是这样认为。
　　那是1957年的秋天，沈醉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转送到功德林监狱的战犯改造所。
　　刚到功德林的沈醉见到了很多老熟人，兴奋地聊天之余，忽然发现房间内放着一个床铺大的石膏模型，模型里面躺着一个人，戴着深度近视眼镜。
　　沈醉的心情有些沉重，身为军统大特务的他曾经心狠手辣，见识过不少刑具。但这种刑罚，他还真是头一回见。
　　都说功德林是安置高级战犯的地方，但这高级战犯的待遇，让人实在有些心里不安。
　　心中忐忑的沈醉上前仔细一看，更是大吃一惊，戴眼镜的人竟是大名鼎鼎的杜聿明。而在几年前，沈醉曾听说犯了众怒的杜聿明已被下令枪决了，没想到竟在这里碰见了活人。
　　尽管在解放前，沈醉和杜聿明的工作没有太多交集，也谈不上什么友情。但是现在，看着躺在石膏模里的杜聿明，同病相怜的沈醉心里别是一番滋味。
　　沈醉悄悄问了几位从重庆过来的老熟人，战犯管理所是重庆的好，还是北京的好。大家都说北京的好，因为这里的管理干部政策水平高。
　　沈醉奇怪了，指着睡在石膏模型里的杜聿明问：那这是什么意思？
　　杜聿明听后哈哈大笑：这是给我治脊椎病的呀！我患了脊椎结核后，脊椎变形了，管理所特意为我定制了这个石膏模，用来矫正我的脊椎。
　　沈醉这才打消了心中的顾虑，和大家放松攀谈起来。
　　后来他才知道，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担任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时，毛泽东曾经发表过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但杜聿明一直负隅顽抗，直到部队溃败后，他开始化装逃跑。当时他冒充军需官，被俘后查问时，却答不出军需处长的名字，就被当作特殊人物看管起来。
　　一场淮海战役，杜聿明输掉了国民党几十万的精锐部队，自觉对不起蒋介石的信任。他一方面出于愚忠，另一方面又怕被人认出后不得好死，就决定来个痛快，自行了断。
　　于是，杜聿明乘看守人离开之际，拣起砖头往自己头上乱拍，直到昏死了过去。但解放军的军医很负责任，又把他救了回来。
　　此时的杜聿明状态很不好，多年的战场生涯给他带来了多重困扰。肺结核、肾坏死和胃溃疡等诸多疾病，长期折磨着他。
　　自觉自杀没戏的杜聿明，决定换种方式达到目的。他知道自己疾病的严重程度，但闭口不言，一心等死。
　　不过，监狱的医生并没有放弃他，体检时杜聿明的疾病瞒不住了，狱方开始积极为他治疗。
　　洗澡时，管理人员又发现杜聿明的脊椎是S形的，臀部一边大一边小，腿也是一长一短，腰根本挺不起来，就强行带他去医院检查，又发现他患有脊椎结核。
　　于是，医院又为他量身定做了一副石膏模型，专门用来矫正脊椎。当沈醉看到杜聿明的时候，他已经在这个石膏模型里躺三年了。
　　陈毅曾经去看望杜聿明，安慰他说：你在那里也是混饭吃，就在我们这里混算了。
　　当时他还不理解这句宽大之言的深意，但已看出共产党对他还是以礼相待，不会把他难堪地处死了。
　　而回忆起见到周恩来的时候，杜聿明更是感慨万千。这位他在黄埔军校时的老师宽厚而又风趣地说：
　　我这个老师没有把你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呀。往者已矣，来者可追。
　　周恩来的话对杜聿明的触动很大，成为了推动他前行的动力。
　　刚进战犯管理所那阵，杜聿明被同伴们笑称花岗岩脑袋，就是无法改造的意思。
　　但就是这样花岗岩脑袋，经过战犯管理所10年的教育与改造，不仅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共产党的认识，而且痛下决心：一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他的战后余生，除了改造思想，就是致力于撰写文史资料，以供史学家、军事家和后人参考。即使重病缠身之际，杜聿明还在为他的回忆录收集材料。
　　也就是在杜聿明重修功德的功德林里，他和沈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里，杜聿明不仅成为了沈醉的良师益友，而且彼此情同手足。
　　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功德林按照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政策，成立了缝纫、理发、补鞋、洗衣等十来个小组，要求每人都要参加一项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并让大家自愿报名。
　　身体状况较差的杜聿明本可以免于参加体力劳动，但他还是积极地报名参加了缝纫组，沈醉也报名参加了这个组。
　　小组成立的那天推选组长和副组长，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不语，因为这些过去位高权重的将领，还真没机会干这种活。
　　眼看着局面有点尴尬，杜聿明主动站了起来，自告奋勇当组长。
　　他回忆起当年曾经办过一个缝纫厂，所以略懂缝纫技术和缝纫机的维修。
　　那是在他率领机械化部队时，为了赶制部队的服装和武器外罩，就自筹自建了这么个工厂。同时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方便了军官家属的就业。
　　沈醉一听，也主动报名，申请当副组长。因为他家也曾有过一台缝纫机，无聊的时候，沈醉曾好奇地摆弄过。
　　在缝纫组的时光里，杜聿明和沈醉不管有活没活，经常一起凑在缝纫室。在那里，他们一起谈过去、谈学习、谈思想，也谈未来。
　　杜聿明跟沈醉说，之所以能从花岗岩脑袋转变为心悦诚服地敬佩共产党，并不是因为共产党千方百计地为他治病，而是因为他从共产党人的一言一行上，看到了伟大和光明磊落。
　　战犯所曾经让他们写一些历史资料，杜聿明以为是让交代历史罪行，就写了一通在大别山阻击红军和在东北、淮海战役中对抗解放军的过往。
　　没过多久，负责史料搜集的管理人员开始找人谈话，问他为什么没写抗日战争过程中的历史，杜聿明以为嫌他交代得不够彻底。没想到管理人员随后一席话让他感慨万千：
　　抗战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国民党参加抗战在历史上是不可缺少的一页。你当年在昆仑关打了那么大的胜仗，消灭了日军的一个旅团，后来又率领远征军去缅甸配合英军抗击日军。这些历史你都应该认真地写出来啊，不能光是交代罪行嘛！
　　昆仑关战役中，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在昆仑关与号称钢军的日军板垣征四郎所部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血战到底，消灭了日军五千余人，击毙了旅团长、日本著名的军事将才中村正雄，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虽说第五军自身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这是杜聿明一生中最为自豪、最为怀念的一次战斗。
　　杜聿明没有想到，尽管在解放战争中他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但共产党人并没有忘记他曾为国家所做的贡献。
　　身为战犯，杜聿明原先想得更多的是接受惩罚，然而人民政府对待他们不但不歧视、不虐待，相反在思想上、生活上处处关怀备至，这是他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管理所的关心教育下，杜聿明的思想与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沈醉亦是如此。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被列入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获得了自由，此时距他走入战犯管理所的时间整整10年。
　　呼吸着高墙外的新鲜空气，杜聿明十分感慨，从此，他把每年的12月4日都作为他的新生诞辰日来过。
　　他常常对人讲：人说十年一觉扬州梦，这是青楼人的忆旧眷恋之情。我们呢，则是‘十年不见红炉炼，留得丹心报人民。’
　　不过，宣布第一批特赦名单的时候，沈醉的情绪十分低落，因为名单里并没有他。
　　杜聿明安慰他：你不能泄气，也没有理由泄气。既然有第一批，就肯定会有第二批、第三批。你今天还不符合特赦的标准，就好好争取嘛。
　　沈醉的言语有些情绪：我是不符合特赦标准，我当然比不上你！
　　杜聿明笑了笑：老弟，你还不满十年嘛！
　　沈醉这才发现，自己确实还差几个月才改造够十年。后面的事情果然像杜聿明预料的那样，时间来到第二年底，也就是1960年，沈醉于第二批被特赦了。
　　特赦后的沈醉，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很快与尚在大陆的小女儿团聚了。而如何与小女相认的主意，还是杜聿明帮着出的。
　　杜聿明知道沈醉父女分别时，小女不过三四岁，再次见面时彼此估计很难认出。他教沈醉一个好办法，做一套衣服寄给小女穿上，这样去车站接人时就容易辨认了。
　　不过那时联系起来并不方便，沈醉不知小女的衣服尺码，加上也没什么钱，便把自己的一件蓝白相间的条纹睡衣改成上衣寄了过去。
　　后来，沈醉父女相认，就是靠的这件改制上衣。不过，享受天伦之乐之余，沈醉的心中还是隐隐作痛。
　　因为他的妻子和其他子女，有的在香港，有的在台湾，不知何时能相见。
　　在沈醉与家人失去联系后，台湾中央通讯社曾发布消息，宣称沈已经被镇压。台北的忠烈祠里，甚至增设了沈醉的牌位。
　　无奈之中，他的发妻粟燕萍为了给子女们找一个依靠，只好改嫁。然而，改嫁之后的粟燕萍并没有护住他们的子女。
　　很快，毛人凤和沈家大哥借她改嫁之名，强行将沈醉在港的四个孩子接到台湾。
　　获悉沈醉特赦的消息后，台湾方面在香港的有关人员找到粟燕萍，告诫她说，如果回大陆，在台湾的子女可能会遇到麻烦。两难之中，粟燕萍痛苦地选择了留在香港。
　　功夫不负有心人，再难的处境，也有破冰的时候。
　　经过多方努力，沈醉携女赴港探亲终于成行。于是就有了文中开头一幕。
　　三、沉醉已知归路
　　而作为功德林的老友杜聿明，为什么要再三叮嘱沈醉保持晚节呢，他就如此信不过沈醉吗？
　　在沈醉赴港归来后，杜聿明对他说的另一番话，仿佛解释了这一切：
　　老弟，祖国的分裂、数以千万人的死亡、海峡两岸骨肉分离不能团聚这一切我们都是要负责任的。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否则历史将要谴责我们，后人也不会原谅我们。
　　而沈醉香港之行的遭遇，也证明了杜聿明的担忧不无道理。
　　来到香港不久，沈醉的二女儿沈小熊来了。沈小熊在美国经商，在沈醉赴港前回到台湾，又从台湾转港。
　　看到父亲住在狭小的旅馆里，沈小熊顿时不开心起来。沈醉解释：这家旅店并不次，这间屋子每天200元港币，够好的了。
　　沈小熊很不屑：200元港币算什么，至少也要住1000元港币的！
　　接着沈小熊告诉沈醉，没有钱花尽可找她，她在美国经商，有的是钱，说着还拿出一张支票来。
　　沈醉苦笑起来，来到香港的他并没有带太多外汇，的确也没必要。不过他也有自己的生财之道，听闻沈醉的到来，诸多香港报馆纷纷约稿。
　　沈醉想了想，这么多年的经历，好题材还真不少。
　　于是，一边将他特赦后与末代皇帝溥仪一起共事多年的情况，写成《皇帝特赦以后》，交由香港《新晚报》发表；一边把他在重庆、北京两地改造生活的片断写成《战犯管理所见闻》，在香港、日本报刊刊登。
　　不过，在沈醉香港新闻界某些朋友的眼里，这些料还远远不够。有人三番五次地劝他，写些类似小骂大帮忙的文章。这样既可以得到极为优厚的报酬，又可以博得有关方面的赞赏。
　　沈小熊在和父亲的聊天中也提到了段克文时来运转的好事。那是一个原国民党军统局的上校专员，1975年获赦释放后申请去台湾，之后又经香港转赴美国。
　　在美国，段克文找到了生财之道，他专门撰写以恶毒攻击共产党改造政策为内容的文章来博取眼球，换取丰厚的报酬。
　　关于这一点，沈醉明确告诉沈小熊，台湾当局可以出高价收买段克文，却不可能收买沈醉，那个从旧社会起就看不起段克文的沈醉。
　　对于沈小熊拿出的支票，沈醉也笑着劝她收回：你是美国籍人，却从台湾岛来，这个钱是谁的我还不知道么？
　　沈小熊长叹一声：过去妈妈总说你如何如何精明，我看爸爸现在你真是有点老糊涂了。
　　其实，女儿眼中糊涂的父亲还真一点不糊涂。沈醉在港的鲜明态度很快引起了媒体风波。
　　国民党的《香港时报》不惜工本做了一个套红标题，题目是戳穿沈某可耻目的，并以一群热爱贵报的读者的口吻开始发难。
　　深谙国民党套路的沈醉明白，台湾方面沉不住气了，山雨欲来风满楼。
　　他决定尽快带小女离开。不过，被人谩骂，毕竟不是一件快事，尤其还遭受到诽谤。离开前，沈醉还写好了驳斥《香港日报》那篇文章的谈话稿。
　　离开前的日子里，还是差点发生意外。那天早餐前，沈醉到九龙公园散步，遇到一个中年男子。这位男子看了一眼沈醉，立马上前，很客气地说：沈先生，我们组长想请您去谈谈。
　　尽管言语间很客气，沈醉还是看出了来者不善，久经宦海沉浮的他相当镇定，很自然地把所住酒店的房间号给了来人。
　　沈醉知道，这些人很快就会找上门的。不过，在那些人来之前，沈醉带着小女已经登上了返程的列车。
　　临走前，沈醉给他们留下了几句话：喜未迷途，尚能知返。苦海无边，不敢再跳！回头是岸，岸在北京
　　出于种种原因，从来到回，沈醉在香港逗留的时间共计二十七天。回归大陆时，不仅让香港舆论界大吃一惊，就连深圳海关人员也颇感意外。
　　因为当时颁给沈醉父女的出国护照有效期为1年，而香港方面允许居住的时间为半年。另一边，按照香港移民条例的最新规定，凡在港连续居住180天者，即可申请定居权。这么看来，沈醉都应该在香港好好呆上一段日子，绝不该只二十七天。
　　为了表达香港之行来去匆匆的歉意，也为了消除舆论界的怀疑，沈醉在临行之前对香港记者公开了他的秘密：
　　因为我想起我母亲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一个人。
　　沈醉的母亲罗裙曾是著名的南社成员（发起人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等），诸多诗词中，她最为推崇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词中沉、沈相通，于是罗裙为自己的儿子取名沈醉。
　　沉醉已知归路的沈醉，将写好的驳斥《香港日报》的谈话稿，交给香港《新晚报》，该报在沈醉返回北京以后进行了发表：
　　读本港某报十八日第四版所指之沈某，毫无疑问，指的是我，如不奉答，太失礼了！当此离港之前，只好简单说几句。
　　我这次来港会亲访友属个人行动。老实话，我开始连自己也不敢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得到批准出来，并且准许我在内地唯一的女儿也能一道出来，所以我得到批准，便立即动身，绝没有如某报所说奉命来港推销什么统一、三通，而只是与个别亲友在交谈中，有人问我这两个问题的意见。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会没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的。任何一个中国人，也决不会不赞成与渴望中国早日统一的
　　香港《新晚报》还在新语栏发表文章说：沈醉本人是自有抉择的，尽管来到了这个东西方的十字路口，他并不彷徨，说要回去，就果然回去。
　　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特赦后的沈醉在很多活动场合中，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但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曾被军统迫害过的人，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他感慨万千：
　　狭路相逢，我是不容易一个一个顺利通过的。今天，我尽管处处碰上过去的冤家对头，却没有一个人同我为难。这不是少数人的变化，而是整个社会都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