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汉文帝霸陵之谜节俭薄葬是政治作秀吗？为何违背祖制选址白鹿

　　陕西西安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近日被确认为西汉文帝帝陵霸陵，纠正了《类编长安志》等传统史籍关于霸陵位于凤凰嘴下的千年误会。霸陵地理位置的正式确认，填补了西汉帝陵研究的重要一环，使西汉十一帝陵的名位全部确定，但围绕着霸陵和文帝的历史之谜并未完全揭开。
　　比如，富有四海的文帝，为何一改从上古商周到近世秦汉的两千年厚葬旧俗，力行薄葬新风？
　　文帝为何违背祖制，不跟随父皇高祖刘邦、皇兄惠帝刘盈入葬咸阳原皇家墓葬区，而是另选远离咸阳原的白鹿原营建帝陵？
　　霸陵帝陵居中、外葬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与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明显不同，这一耐人寻味的陵制差异，究竟透露出什么微妙的信息？
　　节俭薄葬之谜
　　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礼记祭义》有事死如事生之说，认为财产的占有不因生死而发生本质变化，财富既是生前炫耀的光荣，也是死后生活的保障。殷商时期，这一观念更加强化，先人魂魄受到后人无限崇拜，社会心理开始崇尚厚葬。考古发掘的殷商贵族王室墓，王陵规模浩大，墓穴精致豪华，随葬物品丰富。
　　周代商后，继承了厚葬之风，不同阶层人士的墓穴和随葬品规格都有不同的规定。死者生前地位越高，随葬品越多。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超越礼制束缚的僭礼、越等厚葬更加普遍。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缔造者，秦始皇帝陵的奢华厚葬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西汉初年，历经秦末战乱和楚汉之争，人口减少，经济凋敝。据《史记平准书》，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天子都没有用四匹同样毛色的马匹拉的车驾；将相或乘牛车，文武百官只能坐牛车；齐民无藏盖，平民百姓家里没有储蓄余钱；物价腾贵，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一万钱才能买一石米，一百金（10家中产家庭总资产）只能买一匹马。
　　虽然自高祖刘邦起，汉朝就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但社会生产力历经惠帝到文帝时期仍然没有完全恢复。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制约下，文帝没有实行厚葬的经济基础。
　　但更重要的，是文帝本人主观上的节俭治国思维。据《史记孝文本纪》，文帝在位23年间，没有新修宫室苑囿楼堂馆所，没有增添车马衣物，平时只穿粗厚丝绸制作的衣服，最宠幸的慎夫人所穿长裙也不会拖到地面，帷帐上没有刺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为天下人做节俭表率。
　　文帝尝欲作露台，让工程技术部门估价后发现需要耗费百金。文帝认为，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百金相当于10户中产家庭的全部财产，他继承先帝皇位都诚惶诚恐，若修建如此铺张奢侈的露台更是罪上加罪，遂停废此事。
　　文帝在现世生活中的节俭态度，自然会投射到他对身后陵寝的修建上，故能不去追随从商周到秦汉近两千年的厚葬余风，身体力行地改行薄葬。而文帝实行薄葬，可能还有防止身后被盗墓摸金的顾虑。
　　由于人们把厚葬当成炫耀地位财富的方式，导致大量珍宝重器聚集地下，盗墓现象由此产生，严刑重法都无法遏制。吴王阖闾墓违礼厚葬，结果不到10年就被人盗掘。著名的秦公1号大墓即秦景公墓，墓室奢侈，葬品丰厚，荣登遭盗掘次数和盗洞数量榜榜首。考古工作者发掘此墓时，刚揭开墓上的耕土层，就发现盗洞247个；发掘到第3层台阶平面时，也有60多个盗洞；发掘到椁室时，还有10多个盗洞。考古学家据此推测，秦公1号大墓从汉代一直被盗掘到唐宋，成为摸金校尉们的网红打卡地。
　　西汉时期，社会精神豪放旷达，江湖气颇重，掘冢挖墓成为常见的发家致富营生，逼得汉文帝必须在帝陵的修建中充分考虑防盗问题。
　　中国古代帝陵修建，通常从皇帝即位时就已经开始。大致在前元三年（前177），文帝曾到霸陵视察工程进展情况。看到帝陵风水极佳，施工有条不紊，文帝兴奋地言道，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紵絮斮陈漆其间，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成棺椁，把麻絮切碎填充在石头缝隙中，再用漆将石头、麻絮黏合为一体，那任谁即使有金刚钻也无法撬开霸陵。
　　左右大臣一片拍马溜须颂扬之声，只有中郎将张释之从容进言，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如果里面有人们想要的东西，比如大量贵重陪葬品，即便是将华山秦岭等南部山脉全部封禁，也会留有可乘之机，被人打开发掘；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如果里面没有激发人们贪欲的丰厚陪葬品，就算不用石头棺椁也会安然无恙。文帝听后，幡然醒悟，称善。
　　因此，文帝在霸陵的修建中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只陪葬陶制品，不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金属装饰；甚至不治坟，不起高坟，其意不仅是欲为省，毋烦民，节省民力，更是避免高大坟冢惹人注目，引来摸金之徒。
　　后元七年（前157）六月初一，文帝在未央宫驾崩，遗诏中言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认为生老病死是天地万物的自然归宿，无需哀痛，对死亡颇为看淡；并批评当时的厚葬之风，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表示要带头破除厚葬之风，要求自己的祭祀大典不得超过三天，全国百姓三天之后必须脱下孝服，不得禁止百姓婚丧嫁娶；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保持霸陵山川原样，不得有任何改动。
　　文帝遗诏并不是表面文章、政治作秀，考古工作者在霸陵发现的金银装饰陪葬品非常少，大多是烧制的陶俑，只有少量小件铁器、铜器。即使是陶俑，也只有原样三分之一大小，并非实用器物。霸陵考古的实际出土，基本上印证了史籍中关于文帝薄葬的记载。
　　但在距离霸陵2000米左右的文帝母亲薄太后南陵，考古工作者却发现了上百件明显带有异域草原风格的金银饰品，且陶俑都是按照原样制作，具有实用性，质量等级高于文帝帝陵陪葬。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史籍中薄太后文帝母慈子孝关系的实情，更隐藏着文帝霸陵选址远离父皇高祖刘邦长陵、皇兄惠帝刘盈安陵的秘密。
　　远离父兄之谜
　　刘邦提三尺剑平定天下建立汉朝后，在长安西北的咸阳原设立皇家墓葬区，驾崩后安葬于咸阳原长陵，其子惠帝亦在咸阳原营建安陵，陪伴父皇。经过两代君主的示范带动，大汉天子入葬咸阳原已经成为政治正确。
　　汉惠帝早逝无亲生子，以吕后、吕产、吕禄为代表的吕氏外戚企图拥立非惠帝之子为帝，以继续控制朝政。汉家社稷危在旦夕。周勃、陈平等元老在吕后去世后，果断发动政变，诛杀诸吕，立惠帝之弟、且是刘邦在世诸子中最为年长的四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文帝。
　　文帝以藩王身份继承大统，走向人生巅峰，但在帝陵政治上面临一个在既有空间内无法化解的难题。西汉帝陵规制遵循西周昭穆制度，即始祖之后，父为昭，子为穆。在墓葬排列和宗庙排位中，父亲即始祖儿子为昭，在左；儿子即始祖孙子为穆，在右；始祖孙子之子又为昭，在左；始祖孙子之孙又为穆，在右，以此类推。在昭穆序列中，父子始终异列，祖孙始终同列。
　　具体到咸阳原西汉帝陵格局，高祖刘邦长陵居昭位，在左。惠帝作为高祖之子，其安陵居穆位，在长陵右边即西方。按照昭穆制度，下任皇帝帝陵则应在长陵左边即东方。但文帝并非惠帝之子，而是惠帝同父异母兄弟，同属高祖之子，同居穆位，不能居长陵之左即东方，而右边西方又被哥哥惠帝捷足先登。文帝在帝陵的营建上处于左右不得逢源、东西无法过问的尴尬境地。
　　如果继续在咸阳原营建帝陵，不仅文帝本人的位置无法摆布，母亲薄太后即薄姬的名分亦颇为尴尬。
　　薄姬原为秦末群雄之一的魏国公子魏豹妻妾，魏豹本与刘邦共同对阵项羽。后有相面大师为薄姬看相，认为薄姬贵不可言，当生天子。魏豹自认天命在身，遂脱离刘邦中立，试图以一己之力逐鹿天下。刘邦大怒，派大将曹参灭掉魏豹，将薄姬纳入后宫，但岁余不得幸。
　　薄姬后来在少时闺蜜好友此时深受刘邦宠爱的管夫人、赵子儿两位美人的帮助下，才得以侍寝。据《汉书》，薄姬在侍寝前告诉刘邦，昨暮梦龙据妾胸，昨夜梦见有金龙钻入怀中。当夜薄姬便有身，十月怀胎后生下文帝。但薄姬生子后并没有改变境遇，而是继续不得宠幸，长期没有晋封。
　　正是因备受冷落，薄姬才被嫉妒心极强的吕后放过，在刘邦死后随同此时已经受封代王的儿子到代国居住成为代国太后，而不是如刘邦其他宠姬一样幽闭宫中。
　　文帝即位后，薄太后母以子贵，从代国太后升级为大汉太后，但在她面前仍然有一个无法迈过去的正牌太后吕后。如果文帝在咸阳原营建帝陵，母亲陵墓也要一起安放此处陪葬刘邦长陵，在礼制等级规格上不免要低吕后一等。这是名列二十四孝、为母亲亲尝汤药的文帝断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只能另辟蹊径，选择在长安东南的白鹿原营建帝陵，以便按照大汉太后的规格来设置母亲陵墓。
　　而文帝之所以选择白鹿原而非其他地方修建陵寝，亦与汉初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这一形势不仅关乎霸陵地理位置的选择，更关乎霸陵内部的陵墓布局。
　　陵墓布局之谜
　　西汉初年，中央朝廷同时面临西北匈奴和东南诸侯国的双重压力。当年刘邦之所以选择西北咸阳原为皇家墓葬区，其意即是通过在皇陵周边大规模设置陵邑、充实人口，修建长安西北防备匈奴南下的门户屏障。文帝选择白鹿原，亦是看重其西北低、东南高的高敞地形优势，能够对东南各诸侯国形成地理压制态势。
　　外攘匈奴、内安诸侯的前提，是中央朝廷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和皇帝权威的加强。高祖刘邦虽是开国之君，但其天下是与功臣共同打下。刘邦虽然通过叔孙通制定朝仪方知天子之贵，但从其晚年无法更换太子一事，可以发现其皇权仍然被功臣集团深度制约。惠帝刘盈仁懦，不仅被母后控制，还被功臣压制，遑论振兴皇权。
　　文帝入继大统后，运用一系列区别对待打拉结合的政治手腕，分化瓦解以陈平、周勃一文一武为首的功臣集团，对朝廷高层进行大洗牌，有效管控推举其上台的功臣。同时起用贾谊等后起之秀，采用贾谊列侯就国之策，将周勃等拥有侯爵的军头渐次赶出长安到封地居住，逐步摆脱功臣集团在长安对皇权的牵制。
　　随后，文帝在贾谊等人的谋划下，有意通过礼仪制度建设，抬高皇帝威严。考古工作者在霸陵陵区发现，100多个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都围绕着帝陵，呈现出一种向心式的政治布局。这一布局形式，在高祖长陵和惠帝安陵中都没有出现，反映出西汉历史进程中皇权增强的事实。
　　正是在内部凝聚力增强和政令统一的基础上，文帝才能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诸侯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文帝部分采纳贾谊《治安策》中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初步解决了齐国和淮南国两个最大的政治隐患，使得儿子景帝能够用短短三个月就轻松平定吴楚等国反叛中央的七国之乱，最终为文景之治的出现和两汉四百年太平之局奠定根基。（吴鹏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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