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综述外蒙古独立的前世今生

　　以驱逐鞑虏为口号的辛亥革命，彻底掀翻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不过，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的担忧，最终成为了现实远在漠北的外蒙古上层宣布脱离中国，并建立了大蒙古国。
　　八世哲布尊丹巴
　　对于新生的民国政权而言，只有得到各边疆地区和民族的认同，才谈得上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合法性。遗憾的是，尽管中央政府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但最终还是没有保住外蒙古。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外蒙古最终独立了出去？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一
　　截至清朝中期，清廷在外蒙古一直实行着以盟旗制度为核心的边疆民族自治制度。客观地说，这一举措既加强了中央对外蒙古各部的有效控制，也保障了外蒙古统治阶层（蒙古王公和上层喇嘛）的利益，对巩固国家领土统一和保持边疆地区的社会安定，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拓展阅读：读书笔记：清朝是如何统战蒙古的？）
　　满蒙联姻
　　不过，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昔日天朝上国逐步沦为了列强蚕食的对象。内忧外患、旨在自救的清廷，大幅度调整了边疆政策。
　　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的刻意疏远。资料记载，乾隆二十七年（1762），驻库伦办事大臣诺木浑会见哲布尊丹巴时（需）行跪拜礼，而同期的驻藏大臣会见达赖喇嘛时，并没有行跪拜礼的礼节。
　　到了光绪年间，驻库伦办事大臣英奎（1878年4月赴任）主动向朝廷提出，考虑到驻藏和驻库伦办事大臣地位平等，会见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3）与八世哲布尊丹巴（18691924）的礼节也不应有所差别，清廷旋即采纳了他的意见。
　　至此，驻库伦办事大臣会见哲布尊丹巴时不仅免行跪拜礼，双方互换哈达时哲布尊丹巴还要起座相迎，以示双方地位平等。可以预见，清廷的举措激起了外蒙古上层阶层的强烈不满。据说，八世哲布尊丹巴曾申请清廷撤换英奎，但被清廷拒绝。
　　与此同时，清廷给予了外蒙古库伦办事大臣和各驻防将军的权力，外蒙古上层的利益被进一步削弱。如宣统二年（1910），在当地宗教阶层与库伦大臣的冲突中，清廷坚定地站在了库伦大臣三多的一方。一言概之，进入近代以后，外蒙古上层和清廷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不小的裂痕。
　　慈宁宫的三语牌匾
　　其次，清廷施行的以放禁、开垦、设治为核心的新政，触及了外蒙古各阶层的利益。为此，外蒙古上层人士多次上书朝廷，要求禁止在外蒙古地区实施新政，但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回馈。
　　被逼无奈的外蒙古上层，甚至派遣使团，前往沙俄寻求支持。在一封外蒙古赴俄使团致俄国沙皇的信件（撰写于1911年8月中旬）中，罗列了他们对清廷的种种不满，内容涵盖了新政实施以来的移民、屯垦以及蒙汉通婚、放贷等问题，合计二十条。外蒙古上层普遍认为，清廷的新政措施，直接导致外蒙古上层政治、经济特权地位的丧失。
　　值得注意的是，外蒙古王公们还对外蒙古的未来做出了一系列美好的展望。即我们将致推举受万众尊重的博格达汗为伟大的汗。接着，我们会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得不依靠贵国的支持，并坚信能够得到贵国的支持。简而言之，外蒙古上层此时已经表现出了疏离清廷的政治倾向。
　　20世纪初的蒙古王公
　　第三，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外蒙古为首的边疆民族地区的上层阶级的政治心态，发生了极为复杂的变化。
　　当隆裕太后宣布清帝退位后，持满蒙同盟观点的很多蒙古王公认为，内外蒙古（蒙古族）本质是依附于清朝的藩属。清朝统治的覆灭，意味着双方的藩属关系自动解除了。这种观点固然没有实现理论化，但在蒙古上层以及知识分子群体中，一直有着较强的影响力。
　　另外，革命党人宣扬的以驱逐鞑虏为代表的种族主义思想，让各边疆民族的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们颇为反感（拓展阅读：读书笔记：辛亥革命中的排满宣传及其时代局限）。
　　武昌起义
　　作为回应，不少蒙古族青年们发出了所谓排汉的主张。如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蒙古族学生王宗洛（1891一1968）认为，现有的中国政治，无论哪一个党派，也是汉民族的驱逐鞑虏（的活动），与蒙古民族没有多大的利益。因此，当他听到外蒙古宣布独立，哲布尊丹巴当了蒙古皇帝的消息后，一度要赴外蒙古从事蒙古民族独立的活动。
　　1911年12月1日，外蒙古宣告独立，并以正式文书的形式，通告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限期离境。文告特别提到：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12月28日，八世哲布尊丹巴成为大蒙古国皇帝，年号共戴。至此，外蒙古上层将清朝后期衍生出的政治疏离感，演变成了一种实际的国家构建行为。
　　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的办事衙门二
　　如果说内地各省的独立，代表着他们脱离清朝的统治；那么边疆地区的独立，更容易演变成脱离中国的自立。面对国家将陷入分崩离析的险境，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治边举措，旨在稳定中央与以外蒙古为代表的边疆地区的关系（拓展阅读：居安思危：一文概述，近代中国的两次边疆危机）
　　1）五族共和和中华民族理念的相继提出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就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也主动提出：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
　　五族共和宣传材料
　　不过，五族共和思想依然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比如说，五族一词，是否能够涵盖民国版图中的所有民族？依近世学者之说，谓中国原始之住民，实为苗族。。而苗族独不得于五族之列，所谓共和，果如是乎？故我以为不举种族之名词则已耳，言及种族，则必日六族共和、六族平等，不得仅以五族称也。
　　换言之，五族共和的理念，间接造成了五族与境内其它民族的对立，也模糊了其他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因此，五族共和的理论，依然需要进一步的升级。作为职业政治家的袁世凯，显然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致八世哲布尊丹巴的信件中中，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
　　袁世凯（18591916），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北洋军阀领导人
　　1902年，梁启超首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一文中，出现了多达7次以上的中华民族：。。。。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一问题。以故吾解释第一问题，敢悍然下一断案日：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际）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
　　不过，这里的中华民族是指代汉族呢，还是包括满、蒙、藏、回等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国民？从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一句看，中华民族似乎在指代汉族；但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际）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一句，又突出了混合的含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启超的追随者、《庸言》杂志的执行吴贯因在《五族同化论（1913）》一文中指出，今后全国之人民，不应有五族之称，而当通称为中国民族ChineseNation，而Nation之义既有：一日民族，一曰国民，然则今后我四万万同胞，称为中国民族也可，称为中国国民也亦可。一言概之，中华民族逐步有了全体国民的含义（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中华民族内涵的沧桑演变）。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
　　2）怀柔外蒙古上层
　　1912年2月1日，蒙古王公联合会致电孙中山等人：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此本无所用其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外强邻，危险实多。。2月12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分别为：与汉人平等；保护（好）其私有财产；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民国政府为生活过艰（难）的王公代筹生计；先筹八旗生计，在未筹定前，其俸饷仍旧支放；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听其自由信仰原有宗教。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上台后，为了进一步安抚内外蒙古上层人员，于同年8月接连颂布了蒙古待遇条例、对于蒙古族王公贵族加爵之令和给予喇嘛教僧侣称号之令等三项法令。其中，蒙古待遇条例最具影响力。第一条嗣后各蒙古均不以藩属待遇，应与内地一律，中央对于蒙古行政机关亦不用理藩、殖民、拓殖等字样；第六条各蒙古之对外交涉及边防事务，自应归中央政府办理，但中央政府认为关系地方重要事件者得随时交该地方行政机关参议，然后施行。
　　简言之，民国政府旨在外蒙古与内地置于同一政治制度之下，明确了中央在外交、军事层面的话语权，并为后续实施所谓国民教育，创造了一定的外在条件。
　　近时王公大臣合影（清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前排左一为贡桑诺尔布
　　3）通过立法，确立了外蒙古地区的法律地位
　　民国颁布的一系列法规，均将外蒙古等边疆地方纳入到了立法范畴。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着重强调了内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
　　另外，民国政府就边疆地方事务，颁布了一系列专门法规。如《蒙古、西藏、青海众议院议员选举施行令》（1912）、《民国成立初次来京蒙、回、藏王公等特别川资条例》（1913）、《蒙藏院办事章程》（1914）等。
　　袁世凯大总统主题明信片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众议院最初起草的《国会组织法》中，尽管规定众议院以各省人民所选出之议员组织之，但将蒙、藏、青海排除在外。对此，众议院议员刘崇佑提出异议。根据临时约法之规定，蒙藏人民当然应与各省人民一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绝不能因为蒙藏地方智识程度不够而否决当地人民的选举权，否则留法律界上之污点。
　　经过讨论，《国会组织法》最终增加第5条，即蒙古、西藏、青海选出众议员之名额如左：蒙古二十七名，西藏十名，青海三名。另外，众议院以各省人民所选举之议员组织之修正为众议院以各地方人民所选举之议员组织之，并最终获得了通过。
　　在边疆局势复杂且微妙的大背景下，如果众议院中没有蒙藏两地的议员，一定会为帝国主义势力提供口实，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
　　清末时局图（你能认出几个列强国家）
　　4）设立专门机构，加强对外蒙古等边地区的管理
　　1912年5月8日，民国政府参议院议决设立蒙藏事务局，附设蒙务和藏务两科，分管蒙藏两地的相关事宜。7月19日，参议院正式通过蒙藏事务局官制，进一步明确直隶国务总理管辖。另外，民国政府还在外蒙古地区部署了军政设施。
　　1915年7月9日，民国政府公布了《库伦办事大员公署章程》和《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佐理专员公署章程》，明确了对外蒙古的管理体制。根据章程，库伦办事大员直接办事的区域以土谢图汗、车臣汗两部落为限，兼辖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各区域应办事务，并直接节制此三处佐理专员。一言概之，民国政府的治边举措，已经日趋清晰。
　　主持祭天仪式的袁世凯三
　　前面提到，1911年7月，外蒙古就曾派使团前往俄国，并提出了（俄国）需保护外蒙古的请求。在外蒙古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的带领下，使团于29日秘密到达圣彼得堡。
　　尽管俄国对外蒙古使团的到访一直持保留态度，但将之驱逐出境也不符合自己的长期利益。不久，双方私下达成协议，设法使此事符合我国愿望，在此种情况下，此事或许在即将举行的俄中谈判中能使我们得到好处。
　　杭达多尔济
　　同年8月，俄国就外蒙古问题召开了远东特别会议，并最终得出结论帝国政府（俄国）在蒙古问题上不主动发表意见，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
　　8月29日，俄国时任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向清廷递交照会，要求清廷立即停止（向外蒙古）移民、练兵和整顿吏治等举措，否则俄断不能漠视，势必至在交界等处，筹对付办法。但需要说明的是，以当时沙俄的国力，不具备向清朝开战的条件。他们之所以不断撂狠话，只是想在即将开启的中俄通商条约的谈判中，赚取更大的利益。
　　西伯利亚铁路
　　伴随着清朝的覆灭，围绕外蒙古问题，沙俄内部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在1912年4月1327日召开的国家杜马会议召开，出现了两种颇为对立的观点。
　　外交大臣沙査诺夫与国家杜马代表（历史学）米柳科夫主张，俄国应站在中立位置，没必要过度干预外蒙古事务，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应积极参与在欧洲和近东的外交事务。
　　他还认为，外蒙古不具备独立发展的条件，隔断蒙古人与中国的联系意味着俄国必须承担帮助蒙古建国的任务，这是一个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异常艰苦的庞大工程。。应该按照尔喀人的愿望，保留他们的社会制度，尊重中国政府的决定，恢复他们在蒙古地区的威望。
　　不过，以奥洛夫省代表沃洛吉莫洛夫和武官库罗巴特金为首的另一派认为，俄国必须将外蒙古合并到俄国版图。如库罗巴特金在《俄中问题》一书中如是写道：
　　中国政府是在外蒙古地区进行有计划的移民。（中国人）利用他们的土地，使蒙古人越来越穷，使其丧失经济自由与基础，。最后把蒙古变成中国的一个省，（俄国）应该帮助蒙古人，使漠北蒙古免受中国移民向此迁移的影响，使蒙古人彻底摆脱他们的迫害。把蒙古收归到俄国政权之下，让外蒙合法自治，俄国和中国之间以荒漠隔开，这样就完全可以避免以后俄国与中国的武装冲突。
　　20世纪初的俄国官兵
　　伴随着民国政府一系列治边举措的实施，俄国认为中国开始奉行更积极、更坚决之政策，其目的在于将业已脱离中国之地方（边疆地区）再次置于自己权力之下。1912年7月，俄国就外蒙古问题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民国政府提出谈判。
　　8月15日，俄国召开了部长特别会议，确立了解决外蒙古问题的新政策。会议认为，过往消极观望政策是危险的，俄国需要与外蒙古当局缔结一项双边外交协议。9月3日，俄国外交部指派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为全权代表，前往库伦与外蒙古当局单独订约。
　　20世纪初的俄国军队
　　但在谈判过程中，外蒙古方面不止一次提出不同意见。如强烈要求《协约》中载明外蒙古为独立国，并要求将均已承认库伦政府之统治权的科布多、鸟梁海以及（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地，纳入自己的版图。
　　现在所谓俄蒙条约，对于蒙人并无实利可言，只将蒙人置诸铁砧之上，铁锤之下，任意敲击而已，使蒙古成为布哈拉和高丽第二而已，此种文件是否能够给蒙古带来真正独立，蒙俄关系是何种关系，是否保护关系？喀尔喀诸王公有责任关心他们的命运，否则便会受到责，遣责他们背叛民族利益。
　　外蒙古方面甚至提醒俄国，中国（民国）坚持要与库伦和解，并且表示，只要不断绝中蒙关系，中国准备做更大的让步。为此，廓索维慈建议俄国方面，需要对外蒙古施加更大压力，迫使其与俄国签订一项旨在保护俄国特殊利益的协议。
　　势单力薄的外蒙古方面，最终不得不屈从俄国的意志，在11月3日签订了《俄蒙协议》和《商务专条》。《协约》和《专条》对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和俄国在外蒙古享有的控制权及各项特权作了明确规定。如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建立之自治秩序，不准中国军队入蒙境及以华人移植蒙地之权利。
　　访问沙俄的蒙古第一任总理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四
　　《俄蒙协约》签订后，俄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迫使民国政府承认这一事实。11月9日，外交大臣沙查诺夫会见中国驻俄公使时建议中国加入《俄蒙协约》，（俄国）并不打算让蒙古完全脱离中国，倘中国政府加入俄蒙协约，则我们愿意承认中国在蒙古之宗主权。不过，其建议遭到了驻俄公使的当面拒绝。
　　恼羞成怒的沙查诺夫甚至威胁中方：总有一天，中国人会认为在蒙古之宗主权至关重要，但中国人不愿同我们就蒙古问题达成协议，我们将不得不拒绝承认蒙古对中国之从属关系。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一家
　　起初，民国政府并没有屈服俄国的讹诈。中国万难承认《协约》，因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凡有关蒙古之协约均须与中央政府，而不能同库伦缔结，并强烈要求俄国放弃俄蒙协约。不过，受限于虚弱的综合国力，民国政府不得不与俄国举行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民国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提出，维持外蒙古向例所设之行政制度（不提自治）；要求俄方废除《俄蒙协约》，以俄中协约代之，并承认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和中国政府在蒙古之主权。
　　不过，俄国只同意中国对外蒙古保持宗主权，确立外蒙古的自治地位。俄国人威胁说，如果中方不接受俄方意见，则只能导致中国进一步失去同蒙古之联系和扩大呼图克图政权之领土范围，自行采取必要措施，支持蒙古自治。
　　陆征祥（18711949），堪称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一度担任过内阁总理
　　有趣的是，对于中俄的谈判，外蒙古也提出了一系列反对意见。如八世哲布尊丹巴佛于1913年5月对廓索维慈说，承认宗主权，承认由此而形成之局势不符合蒙人之利益，要求俄国删去此款，并允许蒙人参加谈判。不过，俄国已经觉察到外蒙古意欲吞并内蒙古，建立独立大蒙古国的野心，因此将外蒙古方面的提议生生地给压了下来。
　　1913年5月20日，中俄两国最终敲定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协议。主要内容为：俄国以表面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换取了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中方）承诺不向外蒙古移民，接受俄国调处，并同意俄国享有《商务专条》所规定的在外蒙古的各项侵略特权。在今天看来，这份协议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的主权完整。在舆论的推动下，民国政府参议院于7月11日否决了这份协议。
　　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与各国使节合影
　　得知此事后，俄国方面颇为恼火。他们干脆推翻了这份协议，炮制出了新大纲。除了保留中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等内容外，不再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对于俄方提出的更为苛刻的新大纲，处在内忧外患的民国政府在经过反复斟酌后，决定对俄全面妥协，在同年9月与俄国重启谈判。
　　经过十余次磋商，双方最终于11月5日在北京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声明另件》。《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仅保留了中国对外蒙古的徒有虚名的宗主权，外蒙古的自治和俄国在外蒙古的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与权利，均得到了书面保证。
　　访问俄国的外蒙古代表团
　　对于俄国强加的自治而非独立地位，外蒙古方面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签字后，他们继续坚持完全脱离中国和将内蒙并入外蒙的主张，并致力于建立一个包括内外蒙古的独立蒙古国，拒绝屈从于中国宗主权。然而，在俄国的挟制下，外蒙古只能作罢。
　　1914年9月8日，中俄蒙就外蒙古问题，在恰克图开始谈判。客观地说，谈判对中方极为不利。首先，中方已被迫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其次，日本出兵强占胶州并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民国政府的处境极为被动；最后，外蒙古当局有俄国撑腰，态度极为蛮横。
　　1915年6月，三方在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其内容要点有：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外蒙古）无权与其他国家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但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中国货物运入外蒙古须纳内地货捐，洋货由外蒙古运入中国内地，应照1881年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所定之关税交纳；中国属民在外蒙古之民刑案件由中国官员审理，蒙（古）人与中国属民之民刑案件，由中蒙官员会同审理，各按自己法律治罪。
　　《中俄蒙协约》签订现场
　　不客气地说，这些协议的签订是俄国侵华战略的重大成功。俄国不仅拿下了在外蒙古的所有特权，并没有满族外蒙古建立独立国的要求，成功地将其限制在自治的范围内。五
　　十月革命后，沙皇政府被推翻。没有了沙俄的庇护，外蒙古自治政权连军队最基本的装备供应和日常开销都已无法保障。再加上统治上层缺乏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和足够的物质保障支持。因此，他们宛如墙头之草，东摇西摆，频频转向，根本无法逃脱政治傀儡的宿命。
　　首先登场的，是日本支持的白俄谢米诺夫势力。野心勃勃且拥兵自重的谢米诺夫老调重弹，提出了建立大蒙古国的狂妄计划。他心目中的大蒙古国，不仅包含外贝加尔地区和内外蒙古，甚至连中国东北、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都被统统加了进来。
　　不过，谢米诺夫的大蒙古国，本质上就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他的疯狂计划不仅遭到了英法等国甚至金主日本的掣肘。连不少外蒙古的喇嘛王公们都觉得此君不切实际。没过多久，他的建国团队内部便发生内讧，谢米诺夫本人一度狼狈地跑路到我国东北。1946年8月，他被苏联政府判处绞刑。
　　前排左一为谢米诺夫
　　与此同时，外蒙古统治上层也爆发了激烈内斗。因为黄派宗教势力大权独揽，严重损害了黑派王公贵族势力，双方的矛盾甚至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为了恢复原有的政治地位，黑派的蒙古王公们开始与宗主民国政府接触，甚至提出了取消外蒙自治，恢复前清旧制，行政权完全统一于中央的交易筹码。坦诚地说，此时是民国政府恢复对外蒙古主权的最好时机。
　　民国初期的蒙古王公
　　不过，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徐树铮的一系列蜜汁操作，终究铸成了无法挽回的大错。此君来到外蒙古后，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为了尽快让外蒙古取消自治，他甚至率手下士兵夜闯外蒙古总理大臣达喇嘛寓所，逼令其取消自治的文件上签字画押；在1920年元旦的哲布尊丹巴册封仪式上，他根本不念及当地的历史风俗和传统，强制哲布尊丹巴先期斋戒起立受封，引起全民公愤。
　　徐树铮
　　徐树铮一系列的粗暴举措，使得原本水火不容的黄黑两派重新统一战线。很快，外蒙古上层们找到了自己的合作对象，即被苏俄击溃的白俄恩琴势力。
　　有着疯男爵之称的恩琴，是个神经分裂的奇怪人物。他热爱俄罗斯，希望恢复过往的沙皇统治；他又笃信佛教，认为黄种人优于白种人，并希望重现蒙古帝国的辉煌。在恩琴的支持下，民国驻军被击溃，外蒙古的实际统治权全面落到了恩琴手中。不过，根据我查到的资料看，他对管理蒙古似乎并不感冒。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蒙古人民逐渐意识到，恩琴也不是自己的救世主。他性格暴戾、嗜杀成性，到处强索兵丁、横征暴敛，弄得外蒙古上下怨声载道、乌烟瘴气，以致于提出与恩琴合作的宗教势力威信大降，已不能驾驭各蒙王公。1921年，恩琴的军队在恰克图被苏俄军队击溃，同年八月被俘，一个月后被执行枪决。
　　恩琴
　　在蒙古王公们的施压下，八世哲布尊丹巴不得不亲自致函民国政府总统徐世昌，希望帮助外蒙古地区恢复和平与秩序。
　　讽刺的是，受困于内部纷争的民国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恢复外蒙古秩序地方军阀们为了保存势力，各个按兵不动。恢复对外蒙主权的又一个良机，就这样被白白浪费掉了。
　　有总统之名的徐世昌，根本调不动手握重兵的北洋军阀
　　与民国政府的碌碌无为相反，苏俄不仅密切关注着外蒙古事态的发展，并做了有针对性的周密准备。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苏赫巴托与乔巴山二人先后在库伦成立革命小组，这两个革命小组后来合并为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即蒙古人民革命党。1921年3月1日，在苏俄的支持下，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恰克图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13日选举产生了临时人民政府。
　　同年6月，苏俄三个团进入外蒙古，与苏赫巴托和乔巴山组织的蒙古义勇军汇合，一同向驻扎在买卖城的民国驻军发动了全面攻击。受限于战斗力差距与增援和补给上的不足，北洋驻军遭遇到了惨痛失利。7月6日，苏俄军队与蒙古义勇军一道攻占了首府库伦。
　　苏赫巴托（左）与乔巴山（右）
　　7月10日，以哲布尊丹巴为皇帝的君主立宪政府于库伦正式成立，外蒙古正式宣布独立。哲布尊丹巴继位的次日（7月11日），被定为蒙古国国庆日；解放买卖城的3月18日，被定为蒙古人民军的建军日。
　　1924年5月，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病逝。一个月后，蒙古人民革命党接管政权，国家更名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旧蒙古王公与宗教势力，均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外蒙古的独立，一直没有得到民国政府的承认。1924年，民国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里面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享有领土主权。但实际情况是，外蒙古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
　　诺门坎战役（1939）中的蒙古人民军士兵六
　　1945年2月，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大首脑在雅尔塔开会，就击败轴心国后的利益分配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12日，雅尔塔会议结束，共同发表联合声明。除了公开声明之外，同时达成了《苏俄参加对日作战协议书》。
　　值得注意的是，协议书的第一条即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值得注意的是，协约上还专门注明依据斯大林的通知，由罗斯福采取获得蒋介石主席同意的措施（拓展阅读：读书笔记：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对中国产生了哪些负面影响？）
　　雅尔塔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
　　8月14日，民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民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8月28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说：至于外蒙问题，我国为求完整独立，在事实上，均有此必要。外蒙古独立状态已达二十五年历史，（从1921年算起），人民生活亦改进，我国实应加以承认，并建立各种关系，此一缓冲地带中苏均受其益。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外蒙古观察了全蒙古人民公决独立的投票。投票从10月10日开始，持续至10月20日结束，参加投票的公民494074人，赞成独立的489291人，即99的选民赞成独立。
　　面对板上钉钉的现实，国民政府不得不在1946年1月5日发布正式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2月，由苏龙甲布为首的5人代表团前往重庆，与南京国民政府商定建立外交关系。很快，双方以换文形式，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不过，两国使馆没有设立，中蒙交涉任然需要通过莫斯科进行。
　　《华美晚报》号外刊登的国民党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文章七
　　在新中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同时，败退至台湾的蒋介石，不仅宣称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还认为苏联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9年11月，台湾当局向第四届联合国大会发起控苏案。他们指控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破坏远东和平局面等过失，并列举苏联违约的证据，强调苏联控制外蒙古，违反了尊重外蒙古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的约定。
　　1950年8月，蒋介石与麦克阿瑟等人举行军事会谈
　　1951年11月6日，台湾当局第三次向联合国大会控告苏联。美国政府认为，新中国不可能像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一样背离苏联，决定调整对台政策，对控苏案也由观望转向支持态度。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之所以支持台湾当局，不是基于战略考量及冷战思维的盟友意识，更不是因为蒋介石的个人魅力。在美国人看来，台湾只是美国政府与新中国谈判斡旋的筹码，仅此而已。
　　好奇地看着迎妈祖队伍的美国士兵
　　1952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对控苏案表决，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第505号决议案》，谴责苏联未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过，控苏案对苏联几乎毫无影响，哪怕《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被废除，也丝毫不能改变外蒙古独立的既定事实。
　　因此，在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沉重地检讨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由（国民政府）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愿负其全责。。。。当时为了换取国家20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选择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台湾时期的蒋介石
　　台湾当局在内部反省归反省，但一直以《第505号决议案》为依据，不断做出反对外蒙古独立的姿态，塑造台湾当局的受害者形象。
　　1953年2月23日，外交部部长叶公超以《台四十二（外）1008号》函请立法院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为无效废约。2月24日，立法院通过提案，并于2月25日由总统蒋介石公告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条款全部无效，外蒙古独立的公告同样失效了。然而，所有的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的无用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