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战宋朝输掉的不仅仅是战争，更是国运

　　景德元年（1004年），实在是一个多事的年份。在这一年的二月中旬，西北前线传来了令人喜出望外的消息：李继迁在西凉（今甘肃武威一带）拓地时，遭到吐蕃六谷部大首领潘罗支的突然袭击，中箭而亡。如此重要的喜讯令宋廷感到鼓舞，也使几天前京师大地震引发的不祥气息得到了平息。然而，时隔一个月，皇太后就因病驾崩，真宗皇帝悲伤多日，竟不能举行正常的朝会，直到宰相李沆率群臣连上五道表章，他才恸哭着接见了臣下。到四五月间，河北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瀛州（治所在今河北河间）等地连续发生大地震，朝廷不得不对灾区的租税减半征收。七月中，宰相李沆染疾而亡，真宗亲临李府慰问，睹物思人，天子竟失声痛哭。进入八月以后，河北前线像往年那样不时送来了契丹军队准备南犯的情报，真宗也照例下诏沿边各路屯军加强防秋。出乎朝廷预料的是，此次对方的来犯竟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行动。
　　是年闰九月间，执掌朝政的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领二十万主力南下。由于河北前线主帅王超按照天子以往所赐阵图，只顾婴城自守，而不敢阻击对方军队，从而使契丹大军迅速冲过重重设防地区，兵锋直逼黄河北岸。此次辽军行动，与昔日明显有所不同，他们并不攻城略地，而是长驱直入，稍遭抵抗便绕道南行，可谓其志不在小也。
　　当敌军深入内地的消息传到开封后，朝堂内外出现了一派紧张、混乱的气氛。一天，参知政事王钦若秘密求见真宗，竟建议天子巡幸金陵（今江苏南京），以避危难。随之，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也请求皇帝离开京城，到古来常常为中原帝王避难场所的成都去。面对这两位大臣的提议，原来已紧张不安的真宗皇帝愈加恐慌，几乎丧失了反抗的意志，考虑南渡避祸。所幸的是，当时文臣武将中还有头脑清醒又不乏胆识者，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寇准。
　　面对朝堂上众多请求天子南渡的议论，寇准深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历史上无数类似的例证已反映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在出现北方强敌威胁的形势下，如果皇帝带头南逃，必然造成军心涣散、防线崩溃乃至于丧失北方，最终偏安江左的后果。以当时宋朝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财力之雄厚以及军队之庞大，虽不至于能北上灭亡契丹，但进行一场全国性的持久抗战，尚不成问题。五代后晋末年，契丹国主耶律德光曾领兵攻入开封，似乎已控制了中原，却在内地军民的反抗下被迫回撤。所以，寇准要求天子再次做出亲征的决定，以鼓舞前方将士的斗志，将来犯者驱逐出境。
　　于是，当真宗皇帝向他征求南迁意见时，寇准明知王钦若和陈尧叟两位大臣一个是江南人，一个是四川人，所以提议避难金陵和成都，却佯装不知，故意对天子说：谁为陛下出此之策，罪可诛杀。今陛下神武，文武齐心，如若大驾亲征，敌人自当逃遁。纵然不能马上败敌，也可以出奇兵以乱对方军阵，坚工事以劳其师，彼劳我逸，最终我必胜算。怎么能弃太庙、社稷不顾而去南方，到那时人心崩溃，敌兵乘势追击，天下还能再保吗？听了寇准这样深入的分析，真宗终于被说动了，遂下决心亲征。
　　据史书记载，真宗向天下颁布亲征诏书后，在百官和军队的保护下来到澶州（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南城下时，又犹豫起来，因为敌军的先锋已在北岸展开了攻势。澶州城古称澶渊，夹黄河南北岸形成两座城池，为京师开封府以北重镇。真宗毕竟不像祖宗那样经历过沙场考验，所以只答应进驻澶州南城，而不愿渡河入北城。随行的文官大臣因恐惧也都反对继续北上。寇准反复劝说天子道：不渡黄河不足以鼓舞士气，也不足以震慑敌军气焰；况且各路大军不断赶来，大可不必疑虑。然则真宗依旧不愿再向前行走。
　　当时，支持寇准的只有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少数武将。寇准遂对高琼说：太尉受国厚恩，今日怎么报答？勇敢的高琼回答道：我是武人，愿意效死。之后，高琼向真宗表示坚决支持寇准的意见，又对天子说：陛下不赴北城，北城的百姓如丧考妣。站在天子身边的签书枢密院事冯拯立即喝道：高琼休得无礼！此时，高琼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反唇相讥道：你以文章起家做了二府（即中书与枢密院）大臣，如今虏骑出没如此，你还在责备我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虏骑邪？史书上没有记录冯拯做何反应，但面对如此话语，素来自视甚高、目中无武人的文臣们，想来也应羞愧得无言以对。这样，真宗只得同意渡河，不过当御辇来到两城之间的浮桥前时，他再度犹豫起来。
　　见此情景，忠诚果敢的高琼上前用手杖敲打辇夫背部，一边敲打，一边喝道：为何不快走！现已至此，还疑惧什么？无可奈何之下，真宗只得命令辇夫踏上浮桥。正如寇准等人所预料的，当天子的黄龙大旗在澶州北城上竖起后，黄河北岸的守军顿时高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的确，在广大将士看来，皇帝能不顾御体安危来到前线，自己作为军人又有何惧！于是，军队抗敌的斗志空前高涨，与辽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在澶州城的日子里，寇准受命全权调度军队作战，有效地挫败了辽军的攻势。为了打消天子的紧张与顾虑，他便发挥自己的特长，多次在营帐里与下属饮酒作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真宗私下里派人探视到此情此景，便放松了紧张的心情，自我安慰道：寇准如此，我又何忧？另有宋人笔记描写道：天子在澶州城期间，每天都派人暗中了解寇准的动静，得到的报告或称寇丞相白昼沉睡，鼻息如雷，或称他刚令庖人下厨宰鱼。看到他起居如常，天子遂为之心安。外人眼里的这些举止，大有昔日东晋宰相谢安超然坐镇淝水的风采，其实不过是寇准有意安抚天子的一种方式。而他所付出的各般操劳，却未必为天子所知。
　　如此一来，契丹人便陷于进退维谷的地步，加之不久前，其先锋大将挞览在澶州城下中床子弩（一种连发弩）而死，其士气已受到挫伤，继续进攻很难获得大的进展；而孤军深入宋朝内地，远离自己的后方，又有退路被切断的危险。在此局面下，辽萧太后决定议和，以便体面撤军，并借机攫取经济利益。
　　契丹人打算休战议和的消息通过以往被俘的将领写信告诉了宋廷，真宗获悉这一消息后，高兴异常，他身边的大多数文臣也希望能以此换得安宁。据记载，力主抗战的寇准最初坚决反对议和，但天子力主和谈，所谓帝厌兵，欲羁縻不绝而已。此时，又有官员向真宗进谗言，称寇准企图借助用兵来垄断朝政。无端的流言蜚语常常可以置人于难以自辩的境地，更何况皇帝也支持议和。寇准遂不得不做了让步，同意与对方会盟。又据记载，寇准曾给天子提出应敌对策，指出实施这一对策可保朝廷百年无边患，而议和仅能维持数十年，以后便难保对方不变心。然而，真宗却说：数十年后自有抵御者，还是先考虑现在议和之事。这段记载反映了真宗只顾眼前、急于求和的心情。
　　不过，寇准还是尽可能地利用了剩下的机会，他将天子派出的使臣曹利用召入帐中，告诫他道：陛下虽允诺每年可以出百万银绢，但你去谈判时却不得超过三十万，如果过了此数，我就要杀了你。1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双方妥协的产物澶渊之盟。这项闻名于史的议和主要条款有以下几项内容：（1）双方维持原有边界线，相互约为兄弟之国，年长的宋真宗为兄，年幼的辽圣宗为弟，辽国的萧太后则成为宋家天子的叔母；（2）宋每年向辽输送十万两白银和二十万匹绢，称岁币；（3）彼此各守自己一方领土，只能对现有城镇修整完葺，不得增修城堡及开挖河道，不得向对方疆界动武，禁止收留对方逃亡人员，等等。此外，还约定在辽军北撤之日，宋军不得乘势拦击。于是，交战数十年的宋辽双方不仅停止了相互攻击，而且竟确立了盟兄弟的关系。就契丹人而言，通过这项和约每年可以坐收数十万的收入，而不必兴师动众南下抢掠，同时也可以借此消弥来自南部的威胁。而在宋廷看来，借助这项和约首先能够让对方大军撤走，以解眼前之围；然后，以此换得北部边境长期的安宁；最终，则卸去太宗北伐失败以来一直压在君臣心头的恐惧之感，使宋廷可以在祥和太平的环境中进行内部的各项统治事业。至于燕云十六州，既然没有能力或者说是决心收复，也就只能公开表示放弃。而每年银绢的负担不过是区区小数，何足挂齿，就偌大的大宋而言仅仅是每个百姓身上加一点就解决问题了。真宗皇帝与大多数官员也许想的就是这些，即不惜代价，以化干戈为玉帛。事实上，此后百余年间契丹人也大体遵守了盟约，双方之间剧烈的武装冲突基本结束。
　　然而，澶渊之盟的订立，对大宋的军人和尚存斗志及阳刚之气的文臣都是一个莫大的打击。天子最终以怀柔和议的方式解决最严重的国防问题，恰恰表示了朝廷对武力的不信任和抛弃，既然如此，那么崇尚勇武的将军、文官们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又有什么资格影响大宋的前程。宋代文献还有这样的记述：当使臣曹利用签署协议返回澶州行营时，真宗正在吃饭。为了马上能知道所付出的代价，真宗便派宦官出来询问岁币数额。此时，曹利用尚不知天子态度如何，遂要求当面上奏。宦官随后又出来传达皇上询问大致数字的意思，曹利用不愿细说，仅以三指加于面颊上。内侍进入行宫后对天子说：三指加颊，岂不是三百万吗？真宗听罢失声道：太多了！既而一想，又表示能了却此事，三百万也可以。之后，当曹利用面奏岁币三十万时，真宗大喜过望，对使臣大加奖赏。这一记载，真实地反映了真宗不惜一切条件急于求和的心情。真宗当时之所以要急切达成和议，主要的驱动力还在于他继承了太宗以来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以及对军事解决手段的不信任。
　　真宗与他的近臣们也许没有想到，或许想到了也不愿意承认，澶渊之盟能够订立，实与宋朝军队的作用有莫大关系。如果没有前方将士们的浴血奋战，没有朝廷庞大军队的存在，好勇斗狠的契丹人也不会轻易坐下来谈判。假若照有些文臣建议的那样避难南方，其后果更不堪设想。不管怎么说，澶渊之盟还是订立了，而形式上通过和柔而不是武力的手段化解了冲突，又使大宋失去了一次重整军备、复兴尚武精神的机会。勇敢不屈的武士们只能又一次垂下沉重的头颅，听凭契丹的铁骑从眼皮下从容地撤走，并带走从内地抢掠到的大批子女玉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