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恒的军事能力怎么样？

　　刘恒（前203年前157年）的军事能力如何？看他的谥号就知道了。
　　谥号是古代时对一位去世后的帝王、诸侯、文武大臣等身份较高一类人一生文治武功、为人德行、功勋建树等诸多方面的整体评价，也可以说是一个总结，一般用简单的几个字概括。当然，后人多关注的是帝王，常忽略了比帝王身份低的一类人，所以在部分人印象中产生了谥号是帝王们专享的错觉。
　　帝王们的常见谥号有文、武、明、睿、康、景、庄、宣、懿等，这些都是褒谥。他们要么文治武功非常出色，要么比较开明，或者爱民如子，于是被后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惠代表的是委婉的平庸，不是贤惠的意思，比如汉惠帝刘盈、晋惠帝司马衷等。
　　还有一些皇帝幼年继位，基本上都沦为了外戚或权臣手里的玩偶，他们的寿命也不长，所以也没有谥号，于是后人便以质、冲、少等相称，也算是形式上的谥号了。
　　其余如厉、灵、炀都是恶谥，如周厉王、汉灵帝、隋炀帝等，这些帝王生前都做了一大堆民不聊生的事情。
　　另外，还有哀、思等，虽算不上是好词，但还有些同情的意味，一般用作朝代中后期君主。他们虽有中兴之志，奈何无力回天，如王莽篡权前夕的汉哀帝，明思宗朱尤校（崇祯皇帝）等。
　　至于被人拉下皇位的皇帝，也没有谥号，后世以废相称，如汉废帝刘贺。如果某位帝王正好赶上了亡国，那么谥号是末。
　　综上所述，如果后人对某一位帝王不是很了解，想知道他在某方面的才能如何，看其谥号就有能得出一个大概。就拿汉文帝刘恒来说，他的的谥号是文，这就基本肯定了他文治方面的建树，至于军事才能要逊色了许多。
　　西汉历史，论军事才能，除了汉高祖刘邦，就属汉武帝刘彻了。但平心而论，刘彻要高于刘邦，因为刘邦的军事才能其实是权术与驭人的一种转换量，而汉武帝则是实打实的军事高手。表面上看，汉武帝时期名将辈出，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人纵横驰骋，实则他们背后的总指挥官是汉武帝本人。
　　回到汉文帝刘恒，为什么他的军事才能并不出彩呢？其实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性格。汉文帝是一种内敛型的性格，不做张扬的事情，凡事沉稳对待，不在万不得已之下，他不会轻易使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这样一来，即便他有军事方面的天赋，也会被压制起来，最终被时间消磨殆尽，以致于后人也不会把他同军事家联系到一起。
　　二、所处环境。汉文帝继位时，西汉已经建立了22年（前202前180年），但此时的汉朝还没有摆脱战争创伤的影响，因此当务之急是发展农业经济，恢复生产，解决民生凋敝问题，而不是做诸如发动战争那些高消耗、重破坏的事情。这样一来，又克制了汉文帝军事才能的发挥。
　　所以，在面对匈奴入侵边境问题上，汉文帝始终保持了克制，一些军事反制与布署也是虚张声势，见好就收。至于济北王刘兴居与淮南王刘长的叛乱谋反，不过癣疥之疾，他们的实力本身就很弱，根本无法与汉中央的力量对抗，所以二位诸侯王的灭亡，也不足以证明汉文帝的军事才能。
　　三、成长经历。刘恒是刘邦的四子，汉朝建立时才一岁，所以他正好躲过了父亲的创业期，是一个完全没有经过战争锤炼的皇帝，因此也决定了他在军事才能方面的先天不足。其实不光是刘恒，刘邦其他儿子都是如此，他们的出生时间决定了他们都吃上了现成饭，于是在军事才能方面集体平庸。
　　汉文帝的军事能力在他的政治能力面前不值一提。
　　事实上，汉文帝在位的25年，相对还是比较平静的。匈奴虎视眈眈这么长时间也不过发动了3次比较大的战争，在汉文帝的周密部署下，最后都无疾而终。相比外在战争的不稳定性，汉文帝更为上心的还是内部的矛盾，比如如何巩固自己的合法统治地位。
　　运用政治外交手段应对匈奴的无端挑衅是汉文帝最擅长的。敌进我守，敌退我退，然后派出使臣互相指责。最后，培养了一个大汉奸中行说。
　　不挑事，也不怕事。
　　汉文帝（前202前157年），即刘恒。西汉皇帝。高祖中子。初封代王。吕后死，大臣诛诸吕，迎立为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提倡农耕，经济渐次恢复，社会日趋安定。景帝因之，史称文景之治。在位二十三年。
　　（汉文帝刘恒）
　　文帝在位期间，采取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即位后，将军陈武等提议收取南越和朝鲜，文帝说：朕能任衣冠，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原，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原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
　　对匈奴的国防政策亦是如此。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刘恒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这个策略。
　　（周亚夫）
　　文帝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
　　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有利于休养和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刘恒，鸽派领袖。刘彻，鹰派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