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传染病拖累的罗马帝国

　　罗马共和国后期，随着势力不断扩张，它已经成为一个围绕地中海的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大国。公元前27年，屋大维改共和为帝制，帝国疆土不断扩张，跨越了欧亚非三大洲，此后的古罗马，进入其鼎盛的帝国阶段。即使在395年东西分治之后，东、西罗马帝国仍然是两个庞然大物。在这样疆域辽阔、组织庞大、人员复杂、流动频繁的帝国领土上，细菌和病毒也在恣意驰骋，与动物和人类亲密互动。一次次打断罗马帝国军事政治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这些病菌造成的传染病。
　　一hr与尼禄相关的记载似乎都不是好事情，史学家塔西佗记载了发生于公元54年的一场瘟疫，瘟疫在罗马各省蔓延，这场瘟疫杀伤力极大，给帝国带来了灾难。另一次有确切记载的瘟疫发生在公元165年，一支军队在东部亚美尼亚作战时被异族人传染上疫病，回到罗马境内时，就把疾病也带回来了。随后，瘟疫又扩散到莱茵河沿岸，波及到罗马帝国很多地区。当时帝国军队正在进行与北方日耳曼人的战争，瘟疫暴发后，进攻马科曼尼人的关键一战只得停止。到了169年，双方战事再起，这次，轮到日耳曼人中招，瘟疫在日耳曼军队中流行，大量战士死亡。在这些年中，正值马可奥勒留当政，他记载了瘟疫的惨烈程度，很多城市的情形可以用尸横遍野来形容，皇帝本人不幸也感染了疾病。在生病的第7天，由于病情和拒绝进食，奥勒留不治身亡。
　　接下来罗马帝国又暴发了几次影响较大的瘟疫。值得一提的是4世纪末到5世纪初持续数十年的大瘟疫。追溯疫病源头，还要上溯到1世纪末期，匈奴人被汉帝国驱赶出亚洲北部的草原，他们向西游牧，带着他们的战马和生活方式，还带着身上的病菌。到了4世纪末，匈奴人控制了伏尔加河到多瑙河的大部分地域，建立了匈奴帝国。在他们不断向西扩张时，曾经是罗马敌人的哥特人、日耳曼人不但遭遇了匈奴人的战马，也遭遇了匈奴人身上的病菌，对此他们是没有免疫力的，他们打不过匈奴人，不断向西败退。这一过程导致了哥特人的分化，其中的西哥特人为了获得在罗马土地上的生存权，最终向罗马臣服。罗马因此解除了北部边患，但是如果从传染病的角度看，哥特人的涌入也给病菌大范围传播带来了机会，导致了4世纪末期的大瘟疫。
　　不仅是哥特人，1世纪到4世纪这300多年中，汪达尔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在欧洲流动频繁，罗马人在与他们的战争中密切接触，彼此感染，人群之间彼此为敌，而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细菌和病毒成为了悬在人类头顶上的利剑。
　　二hr战争、饥荒和瘟疫拖垮了罗马帝国庞大的身躯。公元3世纪末，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把罗马帝国分为两部分，在意大利和希腊各设一个皇帝。西罗马帝国只延续了200多年，455年汪达尔人攻占了罗马，476年西罗马灭亡。东罗马帝国实际上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政权，在拜占庭（今伊斯坦布尔）的几代皇帝一直想收回日耳曼人攻陷的西欧和北非地区，但是没有成功。直到查士丁尼大帝统治时期，他在532年夺回了北非沿海地区，534年灭亡了汪达尔王国，并登陆了西西里岛，夺回了意大利本土。查士丁尼大帝还组织修订了法典，这是他除了军事成就之外另一个载入史册的功绩，他的文治武功使东罗马帝国进入了一个繁盛期。
　　就在查士丁尼试图继续向西进军，想攻占高卢甚至不列颠的时候，一个更大的敌人降临了。在542年春天，一场瘟疫袭击了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根据症状和流行特征看，它是屡次在欧洲兴风作浪的腺鼠疫。这场瘟疫在初期死亡率相当高，把君士坦丁堡从繁荣之都变为萧然之城，而且它的传染性也很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传遍了帝国东部。这场瘟疫一下子打乱了东罗马西征的步伐，虽然后来死亡率下降，但它断断续续持续了52年。查士丁尼在这场以他名字命名的瘟疫中期，壮志未酬而病逝。东罗马帝国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恢复到罗马帝国时代的辉煌。
　　三hr从现代意义上看，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提供安全、发展经济两方面，都需要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提供安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保持共认的政权稳定等等方面都需要强有力的军队、警察、司法部门来保障，而这些国家权力机构和部门的运作，需要足够的财政支持，财政又需要源源不断的税收来支撑，进而需要经济繁荣来维持较高的纳税水平。如果能做到这两方面，这个国家的国家能力就算是较强的了。
　　即使用以上这两个今人的标准来看，可以说，罗马帝国的国家能力都够强大。罗马军队的实力绝对能位列历史上国家军队的前列，它的军队能保证在多个边境与异族同时长期作战，而帝国内部一旦有叛乱，也能被迅速平定，罗马军队的强大作战能力、迅速反应能力、高效组织能力，体现在方方面面，而其中一个很细微的方面就是明证，这就是遍布帝国疆域的路。条条大路都能够通向首都罗马这个中心，罗马也能够从条条大路通往帝国各个地方。在东西分治以后，米兰和君士坦丁堡也如罗马城一样，通过密如蛛网一般发达的陆路和水路与各地交通往来。罗马帝国的税收制度也相当完备，巨大的贸易量使财富不断积累，同时，随着权力集中，罗马帝国逐渐实现了货币经济一体化，国家在通过合理税制调控分配、平衡各阶层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正如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感叹的那样：文明曾经如此辉煌，为何重新坠入黑暗？也许，从传染病这个小的角度，能得出某种答案，值得今人思索。罗马时代的医学对人体和疾病的认知已经比较深入，基于对空气污浊与传染病暴发有相关性的观察，他们也探索出隔离病人、焚烧尸体、净化空气等正确的防疫措施。然而，这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总是大打折扣。
　　有三个原因造成了防疫效率的低下。第一，古罗马人的多神教思想使他们总是把疫病归结为天谴，瘟神和死神在众神谱系中地位还很高，顺从神意的态度降低了人为防疫的积极性。第二，帝国的权力机构对防疫的动力不足，古罗马是建立在奴隶统治和军队统治基础上的，帝国关注的重点是扩张领土、奴役被征服领土的族群，同时用武力的方式防止被其他族群征服。只有在军队里暴发瘟疫影响战斗力时，防疫才成为首要大事，一旦病情初步控制，对外征服和对内镇压又成了压倒防疫的主要任务。第三，古罗马没有建立起像中国古代那样组织细密的文官体系。缺失了治理弹性，结果导致在公共危机中效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