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众叛亲离，想要回归祖国，毛泽东热烈欢迎，但必须写检讨

　　1951年4月，一位叫做张国杰的农民匆匆来到江西萍乡上栗县派出所，将一封信交给所长李明志。
　　信件是张国杰的大嫂杨子烈从香港写来的，大意内容是自己生活拮据，只能靠着大儿子教书勉强养家糊口，她想把二儿子和三儿子送回老家交给张国杰寄养。
　　这封看似普通的家信却让张国杰心惊胆战，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一晚后，决定将信件上交给派出所处理。
　　张国杰虽说只是位土里刨食的农民，可给他写信的大哥大嫂却非常有名。张国焘，这位昔日的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曾经立下过赫赫功劳，却因为一念之差，中断了自己18年的革命生涯，成为了名字载入史册的叛逃者。
　　尽管李明志再三强调，这封信不必上交，但张国杰担心自己会被大哥牵连，坚持把信留在了派出所，张国焘自然也没有收到翘首以盼的三弟的回信。
　　张国焘出身于官宦家庭，他才华横溢，又心怀忧国忧民之心，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1922年参加莫斯科东方劳动大会时，他得到了列宁的亲切接见，是唯一与列宁见过面的共产党领导人。
　　张国焘对于发展红军和苏区的建设都是有贡献的，然而，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他放弃苏区选择向西撤退。在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与红一军在川西会师后，他又反对继续北上，被将士们集体抵制后，被迫北上陕甘。
　　在长征中，张国焘想的不是如何取得战争胜利，而是意图拉走队伍另立中央。在1937年3月的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他被迫做了自我批评，还当众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随后，他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副主席。
　　然而，张国焘内心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误，有才华的人自负起来很可怕，他觉得自己在党内已经没有什么上升空间了，因此有必要跳个槽。
　　连续几个月，张国焘都在苦苦思索怎样脱离延安。由于事关重大，他没敢与身边亲近的人商量，连妻子杨子烈也瞒着，只是一个人暗中策划。
　　就在张国焘觉得计划已经成熟之际，一次黄帝陵祭扫让他看到了叛逃的机会。
　　在陕甘宁边区南面有一座黄帝陵，每年清明节国民党都会派人前去祭陵。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之际，因此国民党政府邀请共产党也派人参加。
　　毛泽东指派政府秘书长曹理茹参加，可张国焘听说后，三番五次去找毛泽东，强烈要求自己带队前往，甩出一堆爱国传统之类冠冕堂皇的词出来。
　　毛泽东无奈，只能嘱咐一句：你一定要去，就快去快回吧。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一同祭陵，二人相谈甚欢，没多久便以兄弟相称，大有相见恨晚之势。
　　到了第二天，按计划应该返回延安的张国焘，突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自己要去西安办事，让大家坐卡车回延安，不用跟着他了。
　　警卫员张海立刻提出质疑，让张国焘祭陵完毕就回延安可是毛泽东的指示。张国焘迟疑了一会说，自己要去西安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说完立刻钻进蒋鼎文的小汽车呼啸而去。
　　张海见状不妙，急忙挤进西安公署宪兵队的车子同去西安。
　　到了这个时候，张国焘还自以为计划得天衣无缝，实际上，党中央对他的心思早就有所察觉，只不过没有点破，想给他醒悟的机会。
　　张国焘到了西安后立刻住进了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期间他与很多国民党高级官员进行了秘密会谈。4月7日，他被安排乘火车去武汉。临出发前，一种莫名的不安感朝张国焘袭来，反复思索后，他让张海给林伯渠打电话，说自己在车站等他。
　　林伯渠
　　林伯渠接到电话立刻赶到火车站，此时张国焘已经坐上火车。林伯渠跟上去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下火车，但张国焘纹丝不动，说自己去武汉找周恩来谈统战工作，还对着林伯渠大发牢骚。此时火车已经缓缓开动，林伯渠只能下车向武汉办事处发电报，通报张国焘的动向。
　　周恩来紧急派李克农、邱南章等人前往火车站，将西安至武汉的全部列车表记下来，务必要使张国焘回心转意。
　　从4月9日开始，李克农等人接连两天都守在火车站，却始终没有见到张国焘的身影。到了11日晚上7点，又一趟西安开来的火车进站，乘客都走光了，张国焘还是没有出现。
　　第六感相当敏锐的李克农决定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查找，在最后的车厢里，他看到同国民党特务聊得火热的张国焘。张国焘抬头看见李克农，立刻浮现出惊讶懊恼的表情，只能走下火车。
　　李克农
　　到了这种时候，他还要摆领导人的架子，不肯住到办事处，非要去住豪华的大华饭店才行。
　　当晚，周恩来到饭店通宵劝说张国焘，第二天晚上拿着书记处的电报继续力劝他。书记处的电报内容相当恳切：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
　　可张国焘已经铁了心，面对周恩来、李克农等人的好言相劝，他只是敷衍几句。
　　到了13日早晨，张国焘突然提出想见蒋介石，周恩来委婉地拒绝了他。一计不成张国焘又生一计，提出要去武昌游览，周恩来陪他同去，期间继续做他的思想工作。只可惜，张国焘一门心思地想要投奔国民党，对周恩来的话置若罔闻。
　　从武昌返回汉口的途中，张国焘趁周恩来与熟人交谈之机转身逃跑，但很快就被李克农找到了。14日，他吩咐警卫员张海上楼查看周恩来是否起床，将人支开后又跑掉了，但他哪里是李克农的对手，又在太平洋饭店被找到。
　　为了劝说张国焘，周恩来等人磨破了嘴皮子，但无法得到他的任何回应。特别是周恩来陪同张国焘去见蒋介石后，张国焘开口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这话激怒了好脾气的周恩来，他立刻对张国焘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16日傍晚，张国焘又要看牙又要配眼镜，旁人看得很清楚，他就是想找机会逃跑而已。17日上午，周恩来、博古、王明来到饭店，和张国焘公开谈判，进行最后的努力。
　　周恩来提出三个方案：一，回到延安继续工作；二，暂时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三，自动声明脱党。
　　张国焘表示给自己两天的考虑时间，谁知，周恩来等人刚刚离开，他便给戴笠打电话表明要投靠国民党，这次，再也没有同志挽留他了，张国焘被开除党籍，从此与革命背道而驰。
　　张国焘满怀壮志投入国民党怀抱，同妻子杨子烈搬进武昌一座豪华的小洋楼，陈立夫成为他家的座上宾，其目的也很明显：将张国焘所掌握的高级机密全部掏干净。
　　陈立夫
　　半年过后，张国焘掌握的那点所谓机密都已经交代干净，于是在1938年12月，戴笠将张国焘调到重庆，让他主持开办一个特种问题研究室，其实就是个训练班，培养特务借此打入共产党内部刺探情报。
　　这是张国焘在军统头子面前证明自己价值的大好机会，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在此。半年后，两期特训班结业，张国焘自信满满地向戴笠领任务，扬言要建立5个策反站，以显示自己的价值。
　　戴笠倒是二话没说，人员任由张国焘调配，结果大半年过去了，这5个策反站没一个能干成事的，派去延安活动的几个小组全被连锅端，很多资深特务都被张国焘葬送了。戴笠眼见继续折腾下去，自己这点老底迟早得被张国焘抖搂个干净，于是及时止损，特训班停办、策反站关停。
　　张国焘因为种种败绩，在军统的地位一落千丈，别说地位大不如前，就连坐冷板凳还要时常受气。一次他被从延安逃回来的特务嘲讽：张天师，你的咒鬼术真灵呀，弟兄们都被你咒死在延安了！
　　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张国焘只能闭门不出，在蒙头睡觉中打发日子。
　　后来张国焘琢磨了一下，军统不行还有中统呢，于是他充分发挥了同乡关系，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统重要人物朱家骅搭上了关系。朱家骅曾在北大任教，张国焘立刻将二人的关系拉到师生的高度上，见面就老师长老师短地叫。靠着这层拍马屁的功夫，他当上了参议员，还捞到一个委员会主任秘书的官职。
　　然而，因为他的叛逃经历加上前几年在军统的糟糕表现，所有人都瞧不起他。他的办公室只有一张桌子，连个柜子都没有。他多次向总务处提出装一部电话，处长总是以过一下再说搪塞。除了开会，他只能在办公室干坐。
　　更有甚者，有些人常以各种理由向他借钱，张国焘起初出手相当慷慨，后来钱被骗光，没有借到钱的人居然对他恶语相向。这些人轮番上朱家骅面前说他坏话，嘲讽张国焘是军统扔出不要的废物，中统又何必把他当成宝贝？
　　朱家骅听多了这种言论，通知总务处停发了张国焘的薪金。
　　朱家骅
　　其实，张国焘压根就没看明白，蒋介石对付叛徒，向来采取用其才不信其德的策略，绝无重用他的可能。他原以为的高官厚禄，最后终成梦幻泡影，就连仅剩的自尊，也被人狠狠踩在脚底。
　　这之后，野心不死的张国焘继续挣扎了一番，干过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的署长，还办过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报刊，可惜还没等他折腾点名堂出来，国民党已经溃败了。
　　1949年3月，张国焘携一家老小从上海乘船逃到台湾，好不容易租的房子被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大员挤占，找了10多次陈诚、陈立夫，也没有落实工作。最后，张国焘带着满腔愤懑离开台湾来到香港。
　　在香港九龙，张国焘以6000港元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使用化名凯音，出于对国民党的极端失望，他标榜自己既不同左派打交道，也不同右派打交道，属于第三立场的人，摆出一副世事看淡的模样。
　　可惜他超然的姿态并没有维持多久。1951年，青年党领导人谢澄平与程思远几经交换意见，建立了一个名为民主中国的组织，张国焘加入其中。1952年，原国民党改组派元老顾孟余又拉张国焘创办杂志，张国焘任社长，他又欣然接受。
　　顾孟余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之声》是反蒋刊物，张国焘多年来在蒋介石那里受的气，似乎都想通过这份杂志发泄出去，结果好景不长，没多久报社内部产生分歧，张国焘的社长一职也被别人接替。
　　至此，年近50岁的张国焘，在政治上已经无路可走，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打算做投资赚笔快钱。时值朝鲜战争爆发之际，国际黄金市场价格大幅上涨，香港有很多靠炒黄金发财的人。
　　张国焘见此心动不已，将手里仅存的5000元美金全都投进了金融市场，起初他的确尝到了甜头，为此又去借债搞投资，最后赔了个底掉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
　　可偏偏祸不单行，妻子杨子烈去别人家借钱时被汽车撞倒，臀部盆骨骨折，医药费没少花，出院后还变成了跛脚。
　　杨子烈
　　张国焘环顾这个家，切身领略到了丧家犬的滋味。一家老小的生计全靠长子张海威在中学教书的薪水，还要供养二儿子和三儿子读书，眼见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蒸蒸日上的景象，张国焘萌生了回归大陆的想法，便以妻子名义发出了文章开头那封信，可惜，他始终没能盼到弟弟的回信。
　　1953年，张国焘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向毛主席递交了一封长信，前半部分称赞了新中国的成就，后半部分表示自己决心回到党的身边，以尽绵薄之力。
　　三个星期后，张国焘收到回信，对张国焘的回归表示热烈欢迎，但他必须深刻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并写出改过自新的保证。
　　这本是合情合理的要求，结果张国焘却不乐意了，都说性格决定命运，他这种偏执狭隘的性格注定了后半生的潦倒。
　　1953年，几乎走投无路的张国焘，意外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找上门来。尽管张国焘已经远离共产党15年，但在美国人眼里他依然有价值。他们希望通过张国焘之口了解这些领导人的籍贯、性格、爱好等方面，借以推测出他们即将奉行的内外政策。
　　美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张国焘的配合，在他看来，出卖昔日朋友的秘密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就这样，他将自己回归祖国之路堵得死死的。
　　从1953年7月15日起，张国焘和中央情报局接触了20多次，他抱着知无不言的态度，就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搜肠刮肚地全部提供给美国人。
　　严格意义上来说，张国焘就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他将曾和自己并肩战斗过的共产党战友们的情报，先是提供给了蒋介石，后又卖给美国，还拒不承认错误。
　　到了1958年，满身槽点的张国焘又萌生了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打算，表示愿意为中国政府做事，并要求付给自己生活补助。
　　毛泽东亲自批示，如果张国焘割断同美国的关系，可以给他生活方面的补助，但张国焘再次拒绝了这个提议。
　　1961年，张国焘总算交了点好运。美国堪萨斯大学约他撰写回忆录，每月给他2000港币的研究费用。尽管数额很少，但张国焘宛若抓住了救命稻草，从此闭门不出，用4年时间写出了100万字的回忆录。
　　1968年，张国焘携全家到美国隐居。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之后，张国焘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与妻子移居加拿大，住在长子张海威家里。
　　1977年，80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此后便卧床不起。夫妻俩一瘫一跛，儿孙无暇照顾，他们只能申请住进了养老院。
　　在养老院住了两年后，1979年12月2日，一个寒冷的雪夜，张国焘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被冻得呕吐不止，连被子掉在地上都无力捡起，他枯瘦的手想要去按电铃，却最终无力地垂下。82岁的张国焘，就这样被草草安置在多伦多公墓中。
　　他的一生曾经有过高光时刻，但全被后半生的劣迹抹杀。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起点，而是面对分岔路口的抉择。张国焘曾经也是满怀救国之志的爱国青年，但随着权力的增加，他的思想出现了严重问题，并且坚决不予以纠正，最终客死他乡，既可悲又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