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才是举，天下归心

　　（一）曹操的求才三令
　　东汉王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在选用人才上，过份重视道德品行，忽略真才实学。东汉末年，总揽朝政的曹操，强调以法治天下，在选用人才上，一反传统，重才甚于重德，实行了唯才是举的政策。这是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上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唯才是举政策内容主要反映在曹操的求才三令中。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发布第一道求才令，说：上古圣君明主皆是得贤人君子，而与之共治天下；如今群雄并立，天下未安，正是朝廷用人之时，所以，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他宣布自己的用人方针是唯才是举，只要有才，即使不够清廉，甚至有盗嫂、受金之类污点的士人，他也要得而用之。这道求才令是曹操公诸天下的用人宣言。
　　四年后，曹操又发布第二道求才令，申斥冥顽不化的守旧官员。东汉惰性中运作的有司，在曹操第一道求才令发布后，仍因循守旧，多以操行取士。曹操于是再发一道求才令，说：德才兼备的人才是很少的，有（操）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而进取之士，未必能有（操）行。他举例说：西汉丞相陈平操行有亏，却能辅佐汉高祖刘邦，平定汉业；战国苏秦言而无信，却能扶济弱小的燕国，抗击强盛的齐国。他警告有司，要明恩此义，不能因士有偏短就遗滞不用。
　　建安二十二年，曹操颁下第三道求才令，他先举历史事例说明唯才是举的正确性：商朝肱股重臣伊挚、傅说出身奴仆，春秋齐国贤相管仲曾是齐桓公的死敌，战国名将吴起不仁不孝，西汉元勋中萧何、曹参出身小小的县吏，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而正是这些人因得到他们君主的重用，遂成就王业，声著千载。曹操又令中进一步明确唯才是举的标准：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是高才异质，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就重用他们，委以将军、太守的重任，让他们领兵打仗，治理国家。他对各级政府提出了勿有所遗的严格要求。
　　曹操是汉末的杰出人物，胸怀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相信天地间，人为贵，渴望收拔天下英豪，共襄盛举，他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正是他的抱负与渴求人才的心境写照。
　　曹魏政权建立在四战之地的中原，曹操有网罗大批人才，用以巩固政权，消灭割据势力的燃眉之急。所以，他在八年间连下三道求才令，在第一道求才令中即明确指出：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值此非常时期，如果以德才兼备的高标准去招徕人才，是解决不了人才之急需的。当然，如果墨守东汉以德为主的陈规，倒可以得一批士人，可惜不一定是人才。
　　东汉选士重德行，而德行高低常由舆论清议左右，清议注重的是微行私德。许多士人为博取清议好评，大肆作假，伪装志行高洁，道德高尚；东汉后期官场腐败，选举或贿赂公行，或为世家把持，因而严重失实，连表面的德行标准也无法坚持。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曹操迫切需要网罗人才，又无法依靠东汉业已腐朽的选士途径，所以，他非改革选士制度不可，推陈出新，于是唯才是举政策应运而生。
　　（二）唯才所宜与廉节自励
　　在中国封建社会，选士有两种途径，一是统治者随机性录用，一是政府制度化的定期定量录用。在随机性录用中，曹操是唯才所宜，不仅把才放在录用标准的第一位，而且把才作为唯一的标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机，杜畿简傲少文，经谋士荀彧推荐，曹操发现他们有智策后，先后赋予重任，使他们终各显名。
　　荀彧（163年212年），字文若。颍川郡颍阴县（今河南许昌）人。曹操统一北方的首席谋臣和功臣。
　　在制度化的选士中，曹操并非完全排斥道德操行。曹操主政时，负责选士的官员主要为毛玠、崔琰两人。他俩先以司空丞相东曹掾，后以尚书的职务主持选士。而清议仍是选士的依据，选士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以俭率人，即要求被选士人有节约、俭朴之作风；其次还有贞实、逊行等标准，即要求被选士人有忠贞诚实的品格，谦虚谨慎的处世态度。这些标准都可以归于儒家德行的范畴。毛玠、崔琰典选举十多年，使曹魏政权得到大量人才，文武群才，多所明拔，士林风气为之一变，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曹操显然是支持这种选士标准的，曹操盛赞他们说：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既能选用大量人才，又得到曹操夸奖，无疑他们坚持了以才第一的标准，但同时也辅之以德行标准。从实践结果看，这也是一个成功的制度。
　　唯才是举的选士政策是曹操削平群雄，统一北方的基本条件之一。
　　谋士郭嘉当时就对比过曹操与袁绍的用人政策，说曹操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袁绍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一个用人唯才，一个用人唯亲，优劣高低已见。所以，郭嘉断定袁绍将败给曹操。而历史发展证明了郭嘉的预见；《三国志》作者陈寿，也认为曹操成就霸业的原因之一是善用人才，官方授才，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
　　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的意义超出了选士的范围，该政策是其基本国策之一。求才三令可视为曹魏大政方针之宣言，其作用不仅是网罗人才，助成霸业，而且引起一场社会思想道德的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