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的县官是一个人管一个县吗？

　　要了解中国传统的治理模式，只需要读懂一句话即可：
　　皇权不下乡。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天下都是皇帝的，但皇权的影响范围，到县一级为止，绝不再深入一步。
　　再往下基层的乡村级政权，皇权是根本不过问的。所以人们说县官是七品芝麻官，芝麻那么大的官，没法再小了。
　　县官，就是朝廷政权的最末端单位。
　　回到这个问题：县官真能一个人管一个县吗？
　　答案是否定的。
　　县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类似于吉祥物一样的存在，是摆放在那里，地方势力通过对县官形式上的尊重来表达其对皇权的认可。
　　这里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古代基层官员任职的回避制度，即，基层官员是绝对不能回自己家乡任职的，邻近的地方都不允许。
　　这是个硬杠杠。这里面有很深的一层政治制度设计。即，不下乡的皇权，是如何与地方势力达成平衡的？
　　秘诀就在这种官员属地回避制度。
　　县官代表朝廷来到地方任职，但基层政权的运行，真正依靠的是当地的乡绅势力。
　　强龙不压地头蛇，它的最早出处就是对这种制度的形象描述。
　　中国基层自治本来有着非常悠久良好的传统，我们看《白鹿原》时就会发现，白嘉轩没有任何的官职，但他这个族长在村子里其实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就来自于基层自治的传统。
　　县官更多的时候，只负责将朝廷命令发布，再将地方情况反馈朝廷。作为一个外来者，他是很难对地方产生影响力的。
　　我们经常会在戏剧小说中看到各种清官断案，而在实际中，这种民间纠纷，基本上都是乡村内部解决的，族规家法，在实际中是大于国法王法的。
　　皇权的主动让位，不干涉基层自治，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其政权的稳定性。
　　其次还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管理费用，西汉时官民之比是1：7000，这是何等高效的政府运作体系啊！
　　这原本是个双赢的局面。
　　但可惜，这样的传统在晚清民国之际，开始随着帝制的终结被打破，同样的《白鹿原》里，晚年的白嘉轩就慢慢失去了族长应有的权威性。
　　他眼睁睁地看着皇权仅下了乡、更进了村、入了户
　　虽然有些历史学者（如瞿同祖先生）将清代的县政解释为一人政府，意思是县衙的大权集于知县一人，但我们也不能说古时的县官是一个人管一个县。为什么？因为朝廷除了任命知县管理县政之外，还配置了若干佐贰官协助知县，只不过明清时期的佐贰官往往没有配齐，且地位极低。此外，县衙还有一大帮衙役、胥吏。
　　除了这些，知县自己也雇佣了一些私人的助手，清朝人邵晋涵说：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声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其中的长随与幕宾，就是长官私人聘请的助手。长随是官员私人雇用的家丁、奴仆，如跟班、门子等。
　　幕宾就是俗称的师爷。在清代，再小的衙门，都得有一个刑名师爷，佐理刑狱与词讼；一个钱谷师爷，佐理财政与税收。清朝人自己说：各省的那些衙门，无论大小，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钱谷老夫子。那些公务繁忙的衙门，除了必不可少的刑名师爷与钱谷师爷，还需要聘请书启师爷（负责起草公文）、账房师爷（财务会计）、征比师爷（稽查赋税征收情况）、知客师爷（招待宾客）、挂号师爷（掌管函件），等等。可以这么说吧，若是没有师爷，清朝的衙门根本就玩不转。
　　长随与师爷，都属于无官之责，有官之权的权力者。他们协助知县管理县政。没有他们的协助，知县一个人是玩不转的。
　　谢谢大师兄邀请！！！
　　正所谓县官不如现管！！！一县之管，权利范围肯定是一个县，只不过下面有设辅助机构，比如出谋划策的师爷，公安的捕快，衙役等等，都是由县官统领，县官是管辖一县的一把手。
　　我们来看下县官的发展史：
　　县官在我国的发展很早，县官之名，方百里为县。县有正、令、尉之名，则见于春秋与战国。秦罢候置守，而令、丞、长、尉有定制。
　　汉，县令、县丞延秦制。县尉始于汉代，负责治安等事物。依县之大小而数量不一。
　　隋唐，隋唐称县尉为县正。
　　宋，宋代称一县之长为知县。
　　明清，明清罢县尉，改设典史、巡检等代其职。巡检负责巡防等事务。清朝之巡检为从九品，为入流官员中品级最低的官员。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统治大陆时期，称一县之长为知事。现时台湾各县的首长称为县长，由民选产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县一把手为县委书记，负责党务。县二把手为县长，负责政务。
　　古代县官就是军政一把手，出现了很多为人民服务的好县官，比方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比方宋朝优秀的变革家王安石，比方明朝那正直到了极点的海瑞，再如清朝有著名画家身份傍身的好县令郑板桥，等等，这些县令，虽是小小芝麻官，但遵守本职工作，为民做主，得以留名青史，是我们所敬佩的父母官。
　　唐后，古代最小的官不是县官，县官一般是7品，甚至有5品的县官，县官下面一般有同知（副县长），主簿（管理税收，行政的副县长），县丞（公安局长），典史，教谕，巡检，驿丞，以及士曹，法曹，税曹，刑曹等等，这些有品级的都是国家任命的，相当于现在的编制内人员。牢头，捕快之类的，一般是就地招聘来的，属于长期合同工，不是编制内的了。明清时期，县官还有师爷，是县官自己花钱请来的秘书。
　　一个人管肯定是管不来的，各个部门有各个部门的事，最后由县官来管各个部门，总得来说还是由县官来管的！！！
　　正所谓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祝大家2018事事如意，心想事成。扎西德勒！！！
　　再厉害的人也只有两只手、两条腿，无论如何也是管不了一个县的事情的！别说是一个县了，就算是一个乡，大事小事都让一个人来管，恐怕也管不过来中国古代的知县的确什么都管，差不多一个人把现在一个县四套班子加两院的活儿都干了！但我们必须搞清楚，中国古代的知县管一个县的事主要还是在决策层面，并不是事必躬亲！简单说就是，知县决定干不干、干什么，至于怎么干和具体去干，并不是知县的活儿
　　中国古代一个县远不止知县一个官员
　　现而今的很多古装戏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误导，似乎中国古代的一个县只有一个官，那就是知县，其他都是衙役、捕快什么的。其实，中国古代的县衙里远不止知县一个官。以清朝为例，一个县在吏部有正式编制的官员就有县丞、主簿、巡检、教諭、典史等等。
　　县丞经常被称为二老爷、是知县的第一副手，除京县（如大兴、宛平等）外，县丞通常为正八品。在知县出缺或长期告假时，县丞甚至还可以署理（代理）知县。但一般只有比较大的县才设置县丞，小县往往不设县丞。主簿通常为正九品，主管户籍、缉捕、文书办理等事务。巡检同样是正九品，但并不是每个县都有，主要设置在重要的市镇和隘口，什么治安、巡逻，甚至民政之类都管，权力还是相当大的。此外，巡检还有副职，一般为从九品。教諭是古代一个县主管教育的官员，又叫县学教諭或儒学教諭，明朝时不入流、即比从九品还要低一级，清朝时为正八品、与县丞平级。但是，其职权范围要比县丞小很多，基本只局限于教育领域。典史则主要负责缉捕、监狱等事务，品级不入流。除此之外，还有驿丞、闸官、税课大使等等未入流的杂官。但不管正八品的县丞、还是未入流的典史以及驿丞等杂官，在清朝都属于正式的官员，他们在吏部都是有正式编制的，由国家统一发工资。而且，理论上都是可以升任更高品级职务的。
　　中国古代除了官还有吏
　　现在，人们往往将官吏二字合并在一起使用。其实，在中国古代官和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官是在吏部有正式编制的，即前面提到的未入流及以上有品有级的人员。而吏，则是有古代各级衙门自行聘用的人员，工资由各级衙门开支，吏部和户部不管。
　　同样以清朝为例，各县都设置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其只能与六部大致相当，只是职权范围局限于县域而已。除分管的官员之外，六房的工作人员大多为县衙聘用的吏来负责。此外还有三班衙役等等，广义上也可以算作是吏。除了这些人，知县往往还会私人聘请一些幕宾，负责文案、参谋等工作。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一个县其实远不止知县一个官员。除了知县之外，还有县丞、主簿、巡检、教諭、典史等佐贰官和属官以及驿丞、税课大使等杂官，各自负责相应的分管领域。同时，县衙还聘用有诸多吏来负责具体执行工作。这些人无品无级、不属于在吏部有正式编制的官员，但却同样有各自负责的领域和职权。而且，中国古代的县衙也并不是大锅烩，与朝廷的六部一样，各县也同样设置有分管吏户礼兵刑工事务的部门，即所谓六房。其实，古代和现代差不多，一个县也是有具体职能部门的，并不是什么事情知县都事必躬亲。
　　古代县官好比地方上的土皇帝，是一个县的最高行政、司法、税务长官，县令的权力非常大。就拿司法权来说，县令的判决结果就是终审判决，县令也被老百姓称之为青天大老爷，县令就是当地的天。
　　但县官权力再大，一个人管一个县是不可能的，古代虽然人口少，一个县也有上万人到几万人，就拿秦朝来说，设置了2000多个县，当时总人口2000来万人，一个县平均1万来人了，一个县令同时主管司法，税收，经济，政策推广等，三头六臂他也忙不过来。虽说古代一个县的规模事务和机构设置比较精简，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治安有捕头，出谋划策有师爷，税收有税曹，监狱有牢头，这些除了师爷都是县编制内人员，师爷是县官自己花钱聘请的私人秘书，总体事务是县官全权一手抓，但没有这些人的协助，县官一人也玩不转。
　　古代县官虽被称为七品芝麻官，但作为一县之长实权在握，对属下各部门有绝对的掌控权，一个县的领导班子，几十个人，而不是一个县官就能管理了，县官是一把手，其它人员是跑腿的执行者。这就是我的回答！
　　县是我国古代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当代最基层的行政组织是乡镇一级。古代一个县的人口少则几千人，多的能达到几十万人，人口规模和当代的一个乡镇比较接近。一个县里有这么多的人口，还有不少的日常政务，单靠县官一人是管理不过来的。
　　古代的县官和现代的县长类似，他们都是负责县政府的全面工作。负责县政府的全面工作，这和一个人管理一个县还是有区别的。无论是在当代的县政府还是在古代的县衙，都有一些协助县官管理全县事务的官吏。
　　古代一个县的规模和事务都远不如当代的县，县衙的机构设置也相对比较精简，县里协助县官的佐官通常只有寥寥数人。县衙佐官的人员设置在每个历史时期并不是一致的，常见的佐官包括县丞、主簿、县尉和教谕等。
　　县丞是县衙里地位仅次于县官的官员，是县里的二把手，地位和作用相当于现代的副县长。
　　主簿是县官的第二重要的助手，地位仅次于县官和县丞，主簿的地位和功能类似于现代的县政府秘书长之类职务，但明清时期的主簿又兼管户籍、缉捕等事项。
　　县丞和主簿是最常见的县官佐官，他们都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在县衙里有自己的办公室，也有相应的级别，以明清时期为例，县丞是正八品的，主簿是正九品的，两者都是芝麻小官，一般是由举人和秀才担任。
　　除了县丞和主簿，县尉也是比较常见的县官佐官。有些历史时期不设县尉一职，而是改设典史等职务，他们的功能是类似的，都是负责县里治安、典狱方面的工作，相当于现代县里的政法系统。以明清时期为例，明清时期不设县尉，而是设典史一职，典史是不入流的小吏，也就是在从九品以外，是没有品级的小吏。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县官佐官就是县学教谕。中国古代把教育和考试视为很重要的事项，负责教育和考试的官员地位也比较尊崇，比如在有些历史时期教育官员见到上级官员是可以不用下跪。明朝的海瑞在担任福建南平县教谕的时候就曾这么做过，气得上级官员脸都红了，海瑞也因此得了个海笔架的称号。
　　教谕掌管县学，类似于现代的县教育局长，但地位相对更尊崇。教谕的品级也是随历史时期有所变化，清朝的教谕是正八品的，和县丞级别一样，而明朝的教谕则是不入流的小吏。也就是说海瑞在担任福建南平县教谕的时候，连从九品都不是，是没有级别的。
　　总而言之，古代的县官并不是一个人在管理一个县，县里的许多事务是由县丞、主簿、教谕等官吏协助处理的。这种情况在当代县政府也是类似的，县长下面也有副县长、局长等一帮人员在协同处理县里政务。差别在于古代县衙机构设置较简单，协助县官的官吏数量也较少，而现代的县政府下设机构相对繁多，协助县长处理政务的官员多了许多。
　　古时候县区范围小，听以叫芝麻官。那时一个县只有县官没有副的。说白了就是县官的职权叫全权，一个人说了算，但他也有下把手协同展开工作，如：师爷，衙役，执杖，兵足等等。拿现在来说就是领导小组。
　　又瞎说了，莫怪！谢邀！
　　县官是一把手！治安有捕头，文案有师爷，勤务有衙役。就缺个副县官。
　　当然不是，县官属于一县最高长官，权利是很大，但是不是所有的事都有他一个人管。古代的县是分等级的，根据大小所设官员也有区别，总的来说分两种，一种是官，一种是吏，官和吏是两个不同概念。官是有品级的，属于管理层，吏没有品级，属于现实工作的实际操作者，属于执行者。官有裁量权，吏没有裁量权，只有执行权。
　　古代的县大小差别较大，所设官员数量也有不同，品级在七至九品不等。除了知县外，还有县丞、主簿、教谕、训导、典史、巡检、把总等，他们都属于官员，有品级，有分工，辅助县官管理地方。官员大部分是外地人，异地为官从宋朝就开始了，这样做可以避免很多问题，所以一直延续到清朝，但是一些低级官员，比如儒学训导也有用当地人的。
　　另外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吏来完成，这些人是没有品级的低级公务员，但有编制限额。吏与官不同，大都为本地人，有文化、有背景、无功名。经官员推荐或考试而录用。大部分在县衙六房（吏、兵、户、礼、刑、工房）任职，一部分在所属巡检署、课税署、河泊所、驿站等机构办事。
　　古代知县其时并不负责特别具体的工作，他最大的任务是督促各部官员做好本职工作，很多县官愿意游走于乡间，访问疾苦，表彰各类孝悌典型和行善积德的乡绅。做一些题字、修牌坊等事情。古代以农业为主，对商业和手工业支持力度不大，为官一方，主要政绩就是看民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上慈下孝，邻里和睦，这就是最好的政绩。以农为本的农耕文明里，人们的活动范围相对稳定，遵循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织的生活状态。另外，古代有较强的家族观念，底层的矛盾大部分在家族中都能得到解决。组长和乡老的权力非常大，人们都愿意服从他们的调节。受传统思想道德体系教化多年的百姓，邻里关系也很融洽，民风淳朴，刑事案件发生率超级低，需要官府出面的事情很少，民间底层消化掉了绝大多数矛盾，所以古代虽然官民比例非常大，基层官员也不会忙的不可开交。反倒是教化民众，维持基本的道德体系影响力成为重中之重。只要听说哪里出了孝子庐墓、妇女死节、捐建义学、修桥补路、苦学成才的事迹，县官会亲自前往鼓励赞扬，刻碑、题字、修牌坊，大肆宣扬。
　　我是滦州人，在清代，隶属于永平府，滦州不是建制州，下不辖县，差不多等于一个大县。我读过《滦州志》，里边记载，一个州应配备知州一人，同知一名，判官一名，首领吏目一名，实际上同知和判官有时候会有增加或减少，有时候干脆裁撤。各州儒学学正一名，训导一名，巡检司一人，盐课司仓库大使一名。千总一名。把总三人，经制外委三人。合计是十五人。
　　从《红楼梦》里可以看出在一个县里各种势力的相互制衡。贾雨村虽然授了应天府尹，管理的却是具体的相当于一个县的事务。在应天府管辖区内，有薛蟠一类的官二代横行霸道为所欲为，闯了祸自然有京城里的爸爸为他摆平。回乡的罢官乡绅冯渊的父亲，如果没有薛蟠之流，他们应该能够在乡间释放道德的正能量，问题是遇到了薛蟠这类货色。
　　但是贾雨村却是皇家的法人代表。即使薛蟠也不能在贾雨村面前放肆。毕竟贾雨村代表皇家威严，这点是稍有头脑的纨绔子弟都明白的道理，无论你多牛，也不能与皇家的法人代表硬碰硬。可是贾雨村有了前次丢官的教训，自然难悟出其中道道。稀里糊涂判案，薛家感激，冯家人已经死了，再无休止地追究也没有多大意义，毕竟冯家是回乡养老的官僚，不差钱，他们并没想到去碰瓷，人事上又斗不过，只有吃哑巴亏。而贾雨村的圆滑的处理案件，也赢得了上级的认可，为自己日后飞黄腾达铺平道路。最可怜的是英莲，而英莲的遭遇在当时是再常见不过的悲剧。没有人想出头为其伸冤。
　　那么，一个县里究竟有什么制衡因素呢？县太爷，这是不容任何派系忽视的力量。俺京城里有人的望族。回乡养老的官僚，当地的举人乡老等共同构成一个事务管理局。这里面的博弈完全看此消彼长的易经阴阳学说，并不完全看谁根正苗红。
　　《七品芝麻官》里二品诰命夫人视唐成为芝麻官，可这芝麻官最后却让诰命夫人栽了跟头。问题是诰命夫人虽是二品，可是一是诰命夫人的儿子的人命案必须经过唐成审理才合法，二是唐成的姐夫是定国公，光听名称判断就是一品大员。这唐成也是俺京城里有人的主。所以在处理案件时才有底气。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回乡的官僚即使是贵为宰相，也属于褪毛凤凰，自然抖不起官威。但是县太爷一般慑于他们广泛的人脉，不但不会为难他们，甚至还能通过他们发挥余热为治理地方出力，甚至为县太爷升迁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