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读书生活孜孜不倦阅读马列著作

　　毛主席是在经过对各种思想流派和革命学说进行探讨、比较之后，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他一旦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革命真理，便终生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从一九二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起，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和重要文章，他读了很多，有的不知读过多少遍。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地反复地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地读。
　　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读马列著作
　　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读马列著作，这是毛主席读马列著作的根本方法。
　　一九二年毛主席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两三本书，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然后，他就老老实实地去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马列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少。毛主席在一九二六年已经直接地或者间接从别人的引述那里，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
　　但是问题不在于读了这本书，可贵的是，毛主席用《国家与革命》的理论来说明中国的革命问题，指导中国的革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封锁的革命根据地内，要读马列著作十分困难。
　　但是毛主席是多么渴望读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多么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啊！在他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排挤的时候，他的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实行，而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动不动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列宁是如何说的。
　　毛主席因受条件的限制，当时对马列著作确实不如他们读得多。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说服对方，说服党内其他同志，就得有理论武器，这也是使他发愤读马列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个时候，打下一些城市后，才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马列主义的书。
　　一九三二年四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的书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马列著作。
　　后来，毛主席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时说，那个时候能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在长征路上，他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
　　一九六四年三月，他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
　　当年在长征路上同毛主席一起行军的刘英亲眼目睹毛主席读马列著作的感人情景。刘英是张闻天的夫人，一位忠诚的老革命家。
　　在一次访问中，她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
　　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主席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
　　听了这段生动的回忆，使人对毛主席刻苦学习马列著作的精神，感佩不已！
　　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主席尤其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恐怕也是列宁的著作。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毛主席要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从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和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毛主席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还因为列宁的作品，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毛主席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
　　在列宁著作中，《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后来出版的《哲学笔记》等著作，又是毛主席读得遍数最多的（当然不只是这些）。
　　根据延安时期给毛主席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主席在延安经常读《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
　　他用的这两本书还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虽然破旧了，但仍爱不释手。
　　毛主席在这两本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划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
　　这说明，到那个时候为止，这两本书至少已读过三遍了。这两本书早已丢失，这是非常可惜的。
　　彭德怀说：一九三三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
　　从彭德怀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毛主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列宁的这两本书有了深刻的理解。
　　一方面，他从理论上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说，是陈独秀犯了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认识了王明左倾路线对革命的严重危害性，左倾同右倾一样地危害革命事业。
　　彭德怀的这段叙述中还可以说明，为什么毛主席特别重视列宁的这两部著作，反复地学习和研究，并用来教育中国共产党人。
　　到了延安以后，毛主席广泛地收集马列主义的书籍。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也为了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他集中精力，发愤攻读马列主义的书，包括马恩列斯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著作。
　　当时毛主席阅读、圈划并作了批注的马列著作，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圈划的马列著作，保存下来的虽然不多，但从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如何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某些思考。
　　解放战争时期，经毛主席批阅的马列著作，我们现在掌握的有两本，一本是《国家与革命》，一本是《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也都是毛主席为了当时的革命需要而重新阅读的。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毛主席在扉页上注明：1946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
　　翻开书一看，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划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划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划得最粗，圈圈划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和同组的旁边划了两条粗杠。
　　毛主席读这本书的时候，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国内革命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
　　毛主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结合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重温列宁这部重要著作的。他从中汲取理论的力量，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一九四八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在乘胜前进，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毛主席重读《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塞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四月廿一日。中宣部在六月一日发出毛主席这一指示，要求全党学习《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
　　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在他的工作生活中不断学习，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