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贺子珍高烧不退。4月15号,得知消息的哥哥贺敏学以及嫂子李立英从福建赶来。在华东医院的病房中,见到了神情衰弱的贺子珍。 图:1947年,贺子珍(前左二)回国,嫂子李立英(后中)侄女贺小平(前左三)女儿李敏(后左一) 贺子珍握着李立英的手说:嫂子,我这次怕是不行了!听罢,李立英鼻头一酸,眼泪忍不住的往下流:大姐,你别担心,我们上次来你就是这样,会好的。 贺子珍叫李立英嫂子,是按辈分来。李立英叫贺子珍大姐,是按年龄来。贺子珍回国后,因种种原因,和她来往的人不多,嫂子李立英算是一个。 1947年冬天,李富春等人在哈尔滨列车站等待即将回国的贺子珍。来后没多久,贺子珍被安排在东北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后来又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工作。 听说贺子珍来了,不少当年的战友要来见贺子珍,其中就包括何长工。对于这个老战友,贺子珍没有隐瞒,说出了心里面的想法。 第一,想和毛泽东见个面,哪怕是说句话,握个手也行。第二,解放我,不要因为我曾经是毛泽东的‘第一夫人’,就搞个房子把我禁闭起来。 但是,何长工没法做主答应贺子珍的这两个要求。从聊天中得知,贺子珍离国九年,想见见以前的亲人。别的不能传达,想见亲人还不能传达吗? 很快,贺子珍想见亲人的事情传到了李立英那里。领导找到李立英,让她代表贺敏学去哈尔滨看望贺子珍。 这时,李立英已经从华东撤到了东北后方。接到命令时,李立英还不是特别想见贺子珍,甚至有点畏惧。因为在这之前,她听过很多有关于贺子珍的传说。 有说她脾气不好的,有说她被苏联关进精神病院的,还有说临出发前,又有人叮嘱李立英,见了贺子珍,尽量不要提毛泽东的事情。 去哈尔滨的路上,李立英的心里七上八下,生怕出现什么岔子。可在见到贺子珍的那一刻,所有的担心都烟消云散。 李立英后来回忆说,第一次见到贺子珍时,给她的感觉是秀丽、端庄、皮肤白净光滑,眉毛弯弯,一点不像是生病的样子。 也是在见面后,李立英才理解了永新一枝花的含意。 图:1975年,贺子珍晚年在苏州 初次见面,贺子珍拉着李立英的手就叫大侄女。可不是嘛,1947年,李立英25岁。那个年代,吃不好穿不好,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不少。 这也让贺子珍误以为,李立英是哥哥贺敏学的女儿。在这之前,贺子珍与贺敏学近20多年没见过面了。弄清楚误会后,贺子珍抱歉地笑了笑。 从辈分上讲,李立英确实是贺子珍的嫂子,但是从年龄上讲,贺子珍又比李立英大13岁,所以李立英总是叫贺子珍大姐。 李立英住下后,开始向贺子珍诉说过去多年的事情。其中讲得最多的,就是哥哥贺敏学以及妹妹贺怡的事情。 贺子珍从李立英口中得知,贺怡曾经被国民党抓捕,后来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用俘虏的一名国民党将领将贺怡交换了出来。 贺子珍还听说,在延安的时候,贺怡生了一场大病,胃被切掉三分之二。期间,一直是毛泽东在照顾左右,还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贺子珍还了解到,自己走后没多久,母亲便来延安了。母亲在延安期间,深得毛泽东的照顾。去世后,也是毛泽东给她立的碑。 听到这些,贺子珍的眼泪忍不住的流,非常感谢毛泽东对母亲和妹妹的照顾。 当问及哥哥贺敏学的情况时,李立英也没有隐瞒,她告诉贺子珍,贺敏学受过伤,小腿和腰都有子弹,到现在也没能取出来。 对于这种痛苦,贺子珍感同身受,她身里面也有多块未取出的半片。 当听说哥哥贺敏学身体中也有弹片时,贺子珍坐不住了,要给毛泽东发电报,让他把贺敏学调到东北做手术。 可当时正值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就算毛泽东愿意把他调到后方,贺敏学也绝不会在这时候脱岗。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回了封电报,电报中详述了贺敏学不能离开前线的原因。 图:贺子珍(前排右一)、女儿(后排右一)娇娇与贺敏学一家 从这里也能看出来,贺子珍对于家人的重视程度,以及性格有多直。想到什么立刻就做,绝不拖沓。 慢慢地,贺子珍也向李立英主动讲起过去曾经发生的事。 比如是怎么离开延安的?怎么到的苏联?但是一提到在苏联的生活,贺子珍就沉默了起来,甚至咬牙切齿地说:这段生活,我不愿再回想! 在哈尔滨的几个月,贺子珍和李立英的感情越来越好。刚到哈尔滨那会儿,正是冬天,天气又冷。来的时候,李立英和女儿何小平穿得很厚,棉袄套了一层又一层。 转年春天到了,贺子珍见侄女贺小平还穿着一身棉衣时,便想给她打件毛衣。又找不到毛线,便把女儿娇娇从苏联带回来的一条毛线裙子和帽子送给了贺小平。 这是娇娇最喜欢的两件,大红色,看起来非常喜庆。送出去的时候,娇娇还大哭一场。贺子珍劝她说:你是姐姐,要体谅妹妹! 几个月后,李立英要赶回前线了。临出发前,贺子珍拿出一枚金戒指交到了李立英的手上说:嫂子,你在前线的日子苦,急需的时候,把戒指卖了,能顶一段时间! 当年,贺子珍从延安离开时,几乎什么东西都没带。到了西安后,毛泽东送来一个木箱,木箱中装了点日用品,还有一条毛泽东和她用过的毛毯。 这是当时贺子珍身上最值钱的东西。 到了苏联,在组织的照顾下,贺子珍还能拿点津贴。可随着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津贴也断了。贺子珍还要去工作,养活女儿娇娇,以及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 一个女人,异国他乡,要养活三个孩子,何其困难。 有段时间,贺子珍还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从苏联回来时,贺子珍只带回了一个木箱,箱中装的还是那个毛毯。 刚从苏联回来的贺子珍,可谓是一无所有。就连女儿娇娇的换洗衣服,都找不到第二套,脚上的鞋也露出了脚趾头。 东北局的领导看后心疼不已,特意给贺子珍批了两根金条,让他们买点日用品。后来,没有花完的部分,贺子珍让人把它熔了,打了个金戒指。 图:1950年在南京,前排左起:贺子珍、贺小平、李敏、李立英,后排左起:贺敏学、毛泽东警卫员 李立英来时,贺子珍身上最值钱的也就那个金戒指了。深知贺子珍难处的李立英,说什么也不愿意收。可越是不愿意,贺子珍越是执意要送,犟不过,李立英只好收下。 临出发那天,贺子珍把李立英送到了火车站。没上火车前,李立英找到贺子珍的一位女战友,偷偷地把金戒指塞给了她,让她转交给贺子珍。 火车刚开动,那位女同志便将金戒指高高举起,当着李立英的面交给了贺子珍。李立英知道,这是那位女同志在自证清白,表明自己没有昧下这枚金戒指。 可贺子珍拿到金戒指就急了,一边追着火车跑,一边喊着嫂子,可她哪能跑得过火车。 一年后,贺子珍带着女儿娇娇去上海,娇娇见到李立英时告诉她,当时因为戒指没送出去,贺子珍回去哭了很久。 是啊,贺子珍心里苦。9年未回国,回国后又去不了毛泽东那里。家中亲人只剩下哥哥贺敏学和妹妹贺怡。哥哥结婚时,自己没去,哥哥生孩子时,自己又没去。 战争年代,活着都不容易。更何况是在战场上,活下来更不容易。对于经历过长征的贺子珍来说,对于亲人倍加珍惜。 可现如今,给亲人送个戒指,亲人都不愿意要,怎能不哭呢? 贺子珍回国,组织上给他两根金条,看起来很多。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贺子珍一生简朴,根本就没有值钱的遗产留下。 贺子珍刚回国时,曾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贺子珍在信中说: 主席,我已经回到祖国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9年,对国内现在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 事实上,贺子珍也是这样做的。在哈尔滨时,贺子珍在哈尔滨总工会工作。从哈尔滨搬到沈阳后,贺子珍在东北局财政部工作。 随着黄海、平津战役的告捷,北平、天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陆续解放,而那些在东北工作的干部,很多都被安排到了南方。趁着这个机会,贺子珍也想南下工作。 南下途中,贺子珍受到老战友谭震林的热情邀请,遂前往杭州担任杭州市妇联主席。 1949年5月,贺敏学作为27军的副军长兼参谋长,率先进入上海。到了上海后,贺敏学先将女儿贺小平和妻子李立英安顿下来,又去打仗了。 但是,上海也成为了贺敏学的家。在杭州工作没多久,贺子珍来上海投奔哥哥贺敏学。 图:1965年,贺子珍在杭州岳王庙 在这期间,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在帮贺子珍寻找当年丢失的儿子时不幸去世。贺怡的去世,给贺子珍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一度连工作都无法完成。 毛泽东听说后,提议说要担负贺子珍在上海的所有生活开支。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得知后说:这么大一个上海,还养不起一个对革命有贡献的贺子珍吗? 后来,贺子珍被安排在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担任部长一职。每个月工资208块,8块钱用于党费,200块钱用于生活开支。 住在上海期间,贺敏学一家对贺子珍给予了极大的尊重。刚开始,甚至都是让贺子珍当家。但是贺子珍生性豪爽,出手大方,又看不到别人吃苦,实在管不好家庭账。 有时候上街时,贺子珍看到些真丝的衣服,就想着给家里所有人都置办一身。按她这样的花法,再多钱也不够花的。每到中旬,家里面就揭不开锅了。 时间长了,贺子珍也知道自己管不好家庭账,便让贺小平的外婆当家。 再到后来,贺子珍生病,没法再工作了。此时,陈毅履行之前的承诺上海来养! 那段时间,上海市委招待处,给贺子珍行政12级的待遇,每个月发200块钱的生活费。上到日用杂货,下到四季衣服,都是由招待处操办。 可不管发多少钱,贺子珍都会将这些钱交给贺小平的外婆。所以,几十年下来,贺子珍真的没有存过钱,那也就没有遗产一说。 当然,贺子珍晚年时曾有一笔2万元的收入。 1979年6月,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至此,贺子珍终于有机会要去北京了,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去北京看看毛主席的遗容。 图:贺子珍去北京毛泽东纪念堂 毛泽东在世时,稿费多达100多万,他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 自己在井冈山和土地革命时期的东西,有很多都是贺子珍代为整理的,凝聚了我和她的心血,稿费理应有她的一半。 毛泽东去世后,稿费交给了中办管理。贺子珍从北京回上海后,中办给她送去2万块钱的稿费。用这2万块钱,贺子珍买了一台20英寸的彩电,和一部高档的录音机。 在北京期间,贺子珍既没有住招待所,也没有住女儿家,而是在301医院。1977年,贺子珍中风偏瘫,长期住在医院。就算出行,也大多是轮椅推着。 1979年,去了北京后,贺子珍在北京301医院住了一年多,便想回上海看看。临走时,中央领导告诉他说:北京和上海之间,任来任去,常来常往! 回到上海后,贺子珍又住到了华东医院的南楼。此时,贺敏学一家在福建,身边没有亲人,贺子珍也只能靠电视和录音机解闷。这也是这么多年中,置办的最大的两件家当。 1984年,贺子珍去世后,一位姓徐的护士拿出来了所谓的遗言,还说自己是贺子珍的干女儿。在遗言当中,像录音机这样比较贵重的东西都留给了她。 可问题是,贺子珍说的是永新普通话,徐护士说的是浦东普通话,交流起来并不方便,怎么能认干女儿呢?更何况,家人也没听说过这事儿。 1984年4月19日17时17时,贺子珍去世。在整理贺子珍遗物时,李立英主张将电视机送到永新,给贺子珍老家的孩子看看,以示关怀。 一开始,贺子珍的遗物由华东医院保管,后来又转交上海市委。最后,上海市委运了两个水果篓子到中湖招待所,交给前来为母亲贺子珍处理丧事的娇娇。 两个水果篓子中,共有两个皮箱,还有在井冈山时期用过的军毯、闹钟和茶罐。 打开皮箱,箱子中有几条旧手绢,两条在苏联时穿过的西式裙子,另外还有一套收支账单和各种发票。 图:贺子珍晚年和女儿娇娇以及外孙孔继宁 水果篓子中,还有些贺子珍的书籍、信件、照片以及台历。抱着这些遗物,女儿李敏哭得泣不成声,声音沙哑地说:妈妈把一生都献给了党! 我想,这句话,是对贺子珍一生最好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