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三个女儿，取名趣中有趣，命运不尽相同，都走了什么道路？

　　1945年，平汉战役前夕，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住在涉县赤岸村，共同运筹、制订、部署平汉战役的作战方案。那时，刘伯承的大儿子已七岁，起名刘太行。邓小平的儿子两岁了，还没起名，因为长得胖，都叫他胖胖。
　　一天工作之余，刘邓两家来到院子里休息聊天，在逗胖胖玩时，卓琳对邓小平说：咱们孩子都两岁了，总叫胖胖也不行呀！该给孩子起个名字了！邓小平想了想，：我们也给他起个‘太行’，叫邓太行吧。
　　卓琳说：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司令员，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有关系。邓小平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吧！刘伯承笑咪咪地答应道：那好！
　　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一边让夫人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出来，说：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四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叫个‘朴方’好不好？大家听后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很好！就叫朴方吧！卓琳拉住胖胖说：快！快谢谢伯伯。在一旁玩耍的刘太行看见后，跑上前去，按着胖胖的头向他爸爸行了个礼，引得满院子的人朗声大笑。从此，邓朴方的名字就叫开了。
　　后来，次子出生后，邓小平以质朴配对，定名为质方。邓小平三位女儿的取名，亦是趣中有趣。
　　邓小平是讲男女平等的，既然男孩由自己作主命名，女孩取名就全权交给卓琳了。卓琳就以己名为女名，取名从木不从王，都是单名，大女儿名林，二女儿名楠，小女儿则名榕。林楠、榕皆为神州大地林木，其意是望子成林。
　　不知内情的人听到邓林这个名字，也许会联想到《山海经》里美丽的典故，夸父逐日，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但是，一位记者采访过邓林后，从邓林的谈话中知道她的名字与此典故无关。
　　我们家女孩的名字都是我妈妈随便起的，反正都带个‘木’字。邓林这样直率地说。
　　你好像过去用的是你妈妈那个‘琳’？
　　是的，嫌麻烦，把‘王’字去掉了，和妹妹妹们一样了。邓朴方的名字是刘伯承伯伯起的，取其纯朴方正之意。其实我们家只有我小弟弟的名字邓质方是我爸爸起的，意思和大弟弟的一致。
　　与记者说这番话时，邓林正率领她麾下的几员大将：周思聪、张步、王超、杨力舟、张广、王明明等，在中国美术馆东西两个大厅里张罗即将开幕的东方美术交流学会、日本南院联展，忙里忙外，事必躬亲。
　　邓林担任过一个民间组织中国东方美术交流学会的会长。
　　邓林对记者说：
　　我认为当官必须有二能：会用、会杀（当然是指批评了），也就是能奖能罚。我却干不了。东方美术交流学会成立，选我当会长，我说我不能干，可朋友、同道们非抬我不可，有些骑虎难下，但我有一条原则，就是不谋私。
　　胖胖的邓林根本不像四十五岁的人。在与记者言谈之间，她那副可掬的笑容，俨然还像一个五、六十年代的女中学生，仿佛是那种长于自描式地向人表白心迹的天真女孩。不过，她那双与弟妹颇为相像的大眼睛中，也显露出像她那种家庭的子女独有的城府。所以记者得出的印象是：表现于邓朴方，往往是严峻和逼人的机智，表现于邓林，则是纯朴和真诚，是跟随她父亲在四十五年不寻常的政治风雨中求得的纯朴和真诚。
　　她多少带有自鸣得意地说：我是我们家的孩子中，人民性最强的。
　　有一次在家里和爸爸开玩笑，我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的政协主席。
　　在邓小平一家中，邓林自诩为家里的政协主席，但实事上，她这个政协主席所管的只有一个，就是她妈妈。因为别的大人都是共产党员，而小孩都是少年队员。她很坦诚地告诉记者：我不想当官，我们家也只有我一个不是官。在这里，邓林犯了数学上的马虎，经提醒，她才想起来，又补充说：还有一小弟弟，是个书呆子，正在美国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可别人都是官。大弟弟朴方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理事长，和我这个会长不一样，就是个官。大妹妹邓楠是国家科委科技局副局长，小妹妹邓榕是人民代表大会一个国际关系研究室的主任。
　　你先生呢？记者紧逼一句问道。
　　邓林笑了：他也是个官，叫吴建常，衡阳矿业学院毕业的，现在担任有色金属总公司副总经理。他出身是小土地出租者。我和妹妹不一样，她们一定找个干部子弟，我却并不想找个干部子弟。邓林在这里又跟姐妹们划分起阶级界线来了，处处表现其人民性。
　　是啊，出生于抗战最艰苦岁月的邓林，不同于两个最小的在和平时期出生的弟妹，她从哇哇落地即得人民乳汁的哺育。她只吃了母亲七天的奶水，就被送到老乡家抚养。幼年时的邓林可谓多灾多难：两岁被接回家时，因严重营养不良而得了坏血病，四岁口腔长了瘤子，连开几次刀，再大些又得了十二指肠溃疡，内分泌产生了严重障碍。
　　邓林对记者说：
　　你看我这么胖，就是内分泌的问题。
　　听有人说，邓林病情最重时，表现为嗜睡，坐着、站着、甚至走路都可能睡过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邓林，却天生一副乐观性格，从小爱说爱笑，特别爱唱歌。
　　从身体条件考虑，念初中时母亲让她报考了音乐学院附中，后来又给她请了一位教画的老师北京画院的老画师汪慎先，汪先生当时还是个右派。
　　邓林之所以后来改学画画，据说是因为当时患胃出血，被迫在家休学疗养，渐渐地对美术产生了兴趣。1958年十八岁的邓林正式拿起画笔，从此开始了她的丹青生涯。
　　我们的事都是妈妈管的，爸爸从来不闻不问。邓林自己这样说到，学了一年半音乐，我就感到乐理对我这个嗜睡的脑袋像数学一样受不了，反而我业余地比我的专业更见起色，于是我转到美术学院附中，六二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从师李苦禅、郭味渠、田仕光。
　　对于启蒙的汪先生和美院的几位恩师，邓林是充满了敬重之情的，显得肃然心服。她说：起步高，是我学画的优势。
　　邓林初学绘画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使她进步很快，可惜的是，文革将邓林投入创作的时间大大地延长了。邓林大学毕业后，没有被分配工作。而且常常被军代表叫去谈话，无休止地交代问题，甚至被一度关押起来。68年她被送到宣化部队学生连劳动改造，73年才被分配到北京画院。
　　邓林与邓榕之间曾发生过一个富有大民主色彩的小故事。当时，中央美术学院曾被看作一个人数最少、但最顽固的堡垒。有一天，毛毛带领大学红卫兵到美院强迫大学生接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对联，邓林便站出来和她辩论。
　　邓林说：马克思、列宁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按此对联逻辑，那该如何解释？可见此对联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
　　而邓榕也毫不示弱，唇枪舌剑，姐妹俩台上台下争论得一塌糊涂，谁也没能说服谁。结果是邓林声威大震，被选为美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可是，不久批判资反路线，她又被打倒了，在家里整整躲了一个月。后来，邓小平在江西流放时戏谑地说：邓林站错了队。
　　在73年回到北京工作后，邓林当时还谨小慎微。她告诉记者说：我生性喜欢八大山人和石涛作品。当时怕人家抓辫子、作文章，就主动要求到资料室管资料，直到七七年春我才从这个避风港里出来。
　　邓林在北京画院先是从事绘画创作，后来曾任北京画院花鸟创作室副主任。
　　谈着谈着，邓林把采访她的记者领到她参加联展的作品前。在那四平方米的幅面上，她画了一棵松，盘根错节，苍劲伟岸，铜干铁枝，兀然挺立。落笔泼墨大有横扫千钧之势。记者看到这幅画时，觉得面前仿佛又站着一个邓林，完全艺术化的邓林，姿势豪放，雄浑苍劲，简直不像女子。
　　这几年我每当有了大的、得意之作，都拿去给爸爸看。每次他都说‘有进步’。接下去还要问我：‘有人捧你的那些话，是真是假？’我说：起码有一半是真的吧？可妈妈在一旁还不放心地追问：‘不要让人把你捧隙呀！
　　邓林把她的一大坛画册捧了出来，请记者鉴赏。这画册，都是邓林长期以来心血的结晶。一帧帧、一笔笔，都凝聚着她的心血，寄寓着她的情感。通过全面欣赏她的作品，记者对她的画和她的追求有了更深的体味。常以传统的苍松翠柏和四君子入画，是邓林所爱；除此之外，她还善画葡萄、藤萝、荷花。从表现手法看，邓林追求大刀阔斧的取舍。一幅藤舍去了繁琐的枝叶和虎嘴花形，只用时而枯焦，时而润泽的墨甩出了一条虬龙般的藤，再点出几排深浅有别的蓝色主体点做花，缀以黄色的蕊，画就成了。如此洗练，却又如此传神，表现出厚朴雅拙的天趣。她的一幅墨松，起名《疏狂》，底部的干，确有壑底生风之势，集中于左上角的几丛钢针般的叶，令人想到霜凌雪欺，四季长青。整幅画追求的是生机勃勃昂扬向上的气氛。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绘画艺术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韵趣，求意而不求真，率真自然，与西洋绘画截然不同。邓林的画脉承了中国几千年绘画艺术的传统，画如其人，其意趣跃然纸上。
　　邓林说：我的画是通过自我感受表现出我的人生哲理；也是通过我对社会的感受，我的气质表现出时代精神。
　　在邓林看来，我们的时代是思想、观念、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巨大变革的开拓性时代，我们艺术就应当反映这种时代精神。
　　迄今为止，邓林已在澳门、香港、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地举行过个人画展，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有益的贡献。1987年，她在美国举行画展，轰动美国，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
　　据报道，这次画展在纽约曼哈顿梅迪森大道赫夫纳画廊举行，在纽约展出三天，然后前往华盛顿等地。一位曾经到过画廊的参观者说，邓林在画展之中，送客迎宾，笑容可掬，频频请人支持，而对外国人则不时声声thankyou，此外，邓林对任何要求合影留念的人，有求必应，毫无架子，平易近人，这是她受到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有人问及她会否到台湾开画展时，她说，只要条件成熟，一定会去的。邓林的画展，作品大部分均为花卉与山水，订价由5千至1万美元之间，虽然以画技而言，此价略高，但名气却不在此数。这次画展，甚为畅销，在纽约展出时，第一天已被订的七幅画，分别为5千至6千元，效果相当不错，画廊也曾收到二、三十个问询电话，对邓林的作品表示有兴趣
　　也许由于邓林从小爱唱歌，并且是在音乐学院附中读过书的缘故，邓林如今仍喜爱音乐，据说她唱京戏声音不高，但是很有韵味。
　　当一位记者请她唱段京戏时，邓林想了想，选择了段《女起解》。唱毕，她谦虚地说：我这是在野派唱的，不合板也不合眼。
　　68年，邓林因和老爹划不清界线，被关半年牛棚，但每日扫厕所还唱样板戏。后来，有人问她：你那会儿还敢唱？邓林说人不能老苦着自己。但那时我也有一段不敢唱，就是《爹爹留我传家宝》。
　　好一个乐天派！
　　也一真是的，和邓林聊天真乃一件乐一事。无论小说、电影、音乐、戏剧还是中医中药，她都有得谈，而且不乏自己的独立见解。正如邓林所说。
　　你知道吗，‘爱好广泛’正是我中学时代，年年必有的操行评语呢！
　　邓林的两个妹妹邓楠和邓榕的性格相近，比较开朗，直率。1964年，邓楠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由于受在同系就读的哥哥邓朴方的影响，她涉足造反运动不深，也受到太大打击。邓楠的丈夫叫张宏，任中科院技术科学与开发局局长，负责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电子学及材料、光机、空间、能源科学的组织、管理。
　　从张宏的父亲嘴里，一位记者了解到张宏与邓楠结成一百年之好的故事
　　那年头，虽然吃得不好，穿得更不好，张宏的个头却呼呼往上窜，大学二年级时，即达一米八以上。
　　儿子读的是北大物理系。
　　儿子和邓楠是同班同学，在班上担任着团支部组织委员，而团支部书记就是邓楠。
　　至于邓楠是怎样从那么多骄子中看中张宏这个乡里小伙的，张宏的父亲也不甚了解。也许这永远是个秘密。张宏父亲所能提供的情报是：
　　1、张宏当时在班上讲泰州话，别的同学听不懂，唯独邓楠能听懂。于是成了他的义务翻译。
　　2、张宏学习很用功，成绩很冒尖，可就是没钱买书，邓楠经常买些书借给他看
　　其它的，张宏的父亲好像再也谈不出什么来了。
　　毕业时，学校把他俩一起分配到陕西。省里又把他们下放到林强县的一个叫高寨子的山村里。
　　当时，邓小平被软禁在江西南昌某电机厂。一年后，张宏和邓楠终于调到了邓小平身边。在老人身边，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办一桌酒。
　　那年，张宏和邓楠都是二十六岁。
　　随着邓小平复出，邓楠先是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后又调到国家科委。从政之前，她主要研究环境和土地退化问题，是个物理学家。八十年代中期，邓楠任科委属下的科技政策司副司长，主管研究拟定重点科技发展的战略、方针、政策。89年，邓楠调任科学发展司任司长。她和丈夫都是主管被邓小平称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事业的政府官员。
　　邓榕是邓小平最小的女儿，从小便聪明伶俐，能歌善舞，而且是三个姐妹中相貌最漂亮的一个。
　　1957年初，邓小平被正式宣布为中共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同年十月，刘少奇和邓小平两家的孩子都被赶出中南海的家。
　　邓榕被赶出中南海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作为黑帮子女，她被下放到陕西富县羊泉公社郭家大队插队落户。
　　从此，她告别了天真烂漫的青少年时代，踏上了风雨历程
　　正如邓榕自己所说：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
　　在乡下时，一个叫贺平的插队知识青年在别人都对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女儿投以歧视的眼光、避之唯恐不及的时代，却与邓榕相爱成婚。据有关资料记载，贺平后为解放军总参装备部大校副部长。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邓榕随即转到北京医学院就读。77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中美建交，她和丈夫贺平被派往中国驻美大使馆，邓榕任侨务官，贺平任武官助理。当时，邓榕改名为萧榕。
　　邓榕在旅美四年期间，除补习英文之外，还到JohnHopkings大学读了美国政府管理方面的课程。当时她的弟弟和弟媳也在美国留学，姐弟经常聚在一起。
　　邓榕在华盛顿尽量避免扯家庭关系。有时，一些人从外面报道中知道她的背景后，对她表示出一副巴结的样子。对此，她特别讨厌，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这个人恐怕不是要跟我认识，而是想跟邓小平的小姐认识。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她多半表现得很冷淡。
　　邓朴方后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