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是屈辱还是成功？开局与汉唐相似，结局却截然相反

　　宋辽遂为兄弟国，宋岁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光看澶渊之盟本身，确实有些屈辱；但如果看这件事的初衷、目的，以及得失、利弊，就会发现它是具备积极意义的。
　　其实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盟约本身，而在于后续的应对。如果能向当初的汉、唐学习，搞不好澶渊之盟还能成为忍辱负重、知耻而后勇的典型案例；只可惜宋朝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澶渊之盟让他们花钱买平安的思维成了习惯，这才是真正丢人的地方。（声明：宋辽皆为我国历史，此文仅为就史论史）
　　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应当怎样面对周边政权的威胁？和亲、谈判，就是丢人、无能的，毫不妥协地硬碰硬才是唯一选项吗？可以看看西汉、唐朝初年的案例。
　　在经过内部的楚汉战争后，刘邦尝试以武力解决北方越来越强大的匈奴威胁，为此不惜亲自带着32万主力北征，可惜中了对方的诱敌之计、被对方的40万骑兵包围于平城。自知当时中原久经战火、民力疲弊，难以支撑与匈奴的消耗战，加上对方的野心仅限于求财，从此汉朝以和亲、赠送礼物、边境互市为代价与对方达成和平协议，虽然此举未能彻底杜绝匈奴的袭扰，但客观上帮助汉朝获得了难得的休整期，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后，汉武帝时期才有资本发起全面的反击战，才有了后来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唐朝初年，贪得无厌的突厥也仗着兵强马壮、连年侵扰，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后，突厥颉利可汗趁机率领十几万铁骑逼近长安。面对此等羞辱，李世民考虑到国家未安，百姓未富，没有轻易掀起战火，而是啖以金帛，以财物劝退对方，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期。仅仅三年后，唐军就抓住突厥天灾人祸的机会突然发动反击，创造了一战灭国的军事奇迹。
　　可见，汉、唐立国之初，分别面临了历史上两大统一了草原的强大游牧政权。面对敌人的威胁，两朝统治者保持了头脑清醒，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诉求形成了正确的判断，选择以和谈、赠礼这种看似屈辱的方式，换取了恢复实力的时间与空间，从而为将来战胜敌人提供了可能。
　　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并不是黑帮火并，发泄匹夫之怒并不难，难就难在能否控制情绪、用最合适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化干戈为玉帛，本身就有支持用金钱消弭战争的含义，关键就在于李世民所言：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养威伺衅，一举可灭，懂退才能进，适当地回收拳头，是为了下一次的出击具备致命威力。
　　于是，立国之初分别经历了平城之围、渭水之盟羞辱的两大王朝，竟然成了古代两大标杆性的强盛时代，这并非巧合。
　　而在澶渊之盟前，北宋面临的问题跟汉、唐之处极为相似：北方也有个空前强大的敌人。
　　纵观历史，北方草原政权的崛起，往往是抓住了中原内乱的机会，匈奴、突厥如此，契丹也一样。五代十国期间，石敬瑭甚至把燕云十六州拱手送给了耶律德光，让对方更是如虎添翼，但当时的中原就真的打不过草原骑兵吗？只怕未必。
　　公元942年，石重贵当上后晋皇帝后，不甘心当耶律德光的孙皇帝，愤而撕破协议。气不过的耶律德光第二年就组织了20万大军南下，双方随即展开了持续数月的拉锯战。但最终的结果却出人意料，阳城之战中，面对晋军的绝地反击，耶律德光本人差点当场报销、吓得溜之大吉，辽国铁骑也土崩瓦解、丢盔卸甲。
　　后周时期，周世宗柴荣亲自率数万步骑北伐辽国，42天中，兵不血刃，连收三关三州十七县，幽州唾手可得时，柴荣突患重病、遗憾回师。
　　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后晋、后周，仅仅是占据了中原的政权而已，在丢失燕云十六州的情况下，他们仍能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可见辽国并非不可战胜。至于后来石重贵的失败，正是因为过于注重以军事决胜负，却忽视了民力、军力疲惫的现实，被战争活生生拖垮。
　　北宋是什么情况？
　　作为周世宗的托孤大臣，赵匡胤以黄袍加身的方式夺取了政权，完全继承了后周政权改革留下的政治、军事、经济遗产，起点比石重贵、柴荣高得多，但面对辽国，他却犯下了战略错误：先南后北的军事路线。
　　当初周世宗柴荣在敲打后蜀、南唐之后，就集中力量往北，主要意图是鉴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计划趁着自己精力正盛、国力最猛时期，率先拿回燕云十六州、解决政权的最大威胁，随后才挥师对内。简单来说，就是先难后易，先外后内。否则的话，只要他愿意，消灭各个割据政权简直易如反掌。
　　但赵匡胤却采取赵普的战略，与柴荣反其道而行之，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结果如同柴荣所料，基本统一中原后，军人士气疲敝、进取心消磨殆尽，只想着凭借战功享受富贵、生儿育女，缺少与辽国硬碰硬的欲望；同时，初步统一的南方人心不稳，反而对北宋形成了掣肘。
　　因此，在立国之初，为了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北宋与北方的辽国战争不断，但成绩实在乏善可陈。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即公元979年），赵光义在拿下北汉之后不经休整，突然北伐幽州，打了辽国一个措手不及；但在回过神后，辽景宗派遣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前去救援，宋军在高粱河外惨败，赵光义本人坐着驴车逃过一劫。
　　公元986年，赵光义卷土重来，趁着辽景宗驾崩、辽圣宗立足未稳的形势再次北伐，但随着辽国萧太后带着辽圣宗亲征，岐沟关之战，宋军再次大败，大将杨业甚至被生擒。此战后，宋、辽之战的天平彻底倒向辽国，宋朝失去了战略进攻的能力，只能转为防守。
　　于是，到了1004年，辽国萧太后组织起全部精锐南征，契丹铁骑在一马平川的黄河流域尽情驰骋，契丹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可谓势如破竹、摧枯拉朽。
　　这种局面，与当初汉、唐立国之初的形势相比，其实更加危急。北宋朝廷里，主张撤退（逃跑）的占了大多数，毕竟除了黄河外，都城开封再也没有天然屏障，契丹铁骑一旦渡河，北宋朝廷几乎完全沦为鱼肉。于是，他们有的主张南迁金陵，有的建议西幸巴蜀，宋真宗也不禁慌了神。
　　好在经寇准的劝说，宋真宗决定孤注一掷、御驾亲征。随着北宋君臣渡过黄河、进入澶州，宋军士气大振，竟然在防御战中射杀了辽军大将萧挞览（萧太后的亲戚）；对于辽国而言，此时不仅军心受挫，同时还因长驱直入，导致战线过长、粮草难以为继，萧太后便主动提出了和议。
　　因此，后世很多人认为，当时的宋军有希望反败为胜，答应和谈实属投降派的行为。杨业之子杨延昭也建议：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即趁着辽军疲惫、关门打狗，甚至有希望拿回燕云地区；至于寇准，则盘算着逼迫辽国，让他们称臣，且献幽州地。
　　但宋真宗之所以选择与辽国议和，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其一，自己亲征本来就是孤注一掷、兵行险着，宋军仗着人数众多、城坚壁厚，扭转形势实属侥幸，至于在旷野中持续对攻，结局不可控；
　　其二，想当初的高梁河、岐沟关之战，宋军也是先赢后输，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同时，当时的北宋内患重重，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加上西北地区也并不太平，宋朝若与辽国坚持打个你死我活，结果只会两败俱伤、没有真正的胜利者，说不定会重蹈当初石重贵的覆辙；
　　其三，此次亲征是有代价的：宋真宗尽以军事委准，准承制专决，即让前线军事大权悉数归于寇准之手，这显然违背北宋的立国宗旨重外轻内、重文轻武。一旦寇准因战功名望水涨船高，怎能让宋真宗放心？更何况，当时已经出现了寇准要拥兵自重的谣言。
　　总而言之，豁出全部身家跟辽国拼了，胜率极低、风险极高，于是宋真宗便与辽国签定了澶渊之盟：与辽圣宗耶律隆绪约为兄弟，每年向辽纳岁币绢二十万匹、白银十万两。
　　光看上述条件，宋朝看似确实吃亏了，但据当时的大臣核算：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赐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相比较以往双方连年交战的消耗，这点岁币实在是太合算了，更不论那些牺牲的将士的性命。
　　澶渊之盟达成后，宋辽两国进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期，宋朝得到了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整顿内部问题的大好机会，就像当初的汉、唐一样。可惜的是，开头相似，结尾却完全不同。
　　相对于立志雪耻、励精图治的汉唐君臣，宋朝却滋生了小富即安、苟延残喘的氛围，在重文轻武思想的指导下，用金钱换取和平逐渐成了北宋君臣对外的潜规则，宋神宗、王安石的变法阻力重重、昙花一现，在不断地对外苟合中，北宋迎来了靖康之难，但即使如此仍不思振作，最终只能走向惨痛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