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他模仿总理笔迹从银行骗走20万巨款，获得怎样下场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很多都爱模仿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字迹。那个时候，随便抽看一两个他们随身携带的小本本，几乎都能看到毛主席或者周总理的字迹。很多人都能将领导人的字迹，模仿得惟妙惟肖，甚至以假乱真。
　　绝大多数人练习模仿领导人的字迹，都是出于对领袖人物的狂热崇拜。但，有些人模仿领导人的字迹，动机却不那么单纯。例如：一个名叫王倬的人，他苦心模仿周总理的字迹，从当时的人民银行骗走了20万人民币。
　　1960年的20万元人民币，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那真是一笔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的超级巨款啊！这个叫王倬的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起新中国第一大诈骗案。
　　20万元是如何提取的
　　那是1960年3月18日下午收班时分，人民银行总行来了一位手提公文包，身穿灰色大衣的神秘男子。他自称来自国务院，有紧急任务，需要银行行长及时处理。他说话的同时，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印有中华人尼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牛皮纸信封。
　　因为行长在外地开会，行长秘书接待了他，并代替行长签收了信件。考虑到送件男子来自国务院，又说是紧急任务，行长秘书仔细检查核对信封上国务院专有标识字样之后，给银行行长打了个电话。
　　在行长的授权下，秘书小心翼翼地拆开了信封，看到了一份报告批示。批示落款周恩来，字迹也是大家熟悉的周总理的字迹。只是信件内容，让行长秘书有些疑惑，因为这样的提款任务是有特定流程的。
　　对，这个批示其实是一个临时提款指示，要求人民银行立即准备20万元现款，送往民族饭店，交给一个名叫赵全一的人。还要求用市场流通的十元面值旧票，包装要好看一点，所有动作需在当日晚7点前完成。这个神秘人说道。
　　时间紧任务急，容不得秘书和行长多琢磨，他们仔细核对了周恩来的签名之后，发动内部员工火速按要求准备钞票。十元面值的钞票不够，便用了一些五元及以下面值的来补充。好不容易凑齐了20万元现钞，满满当当塞了两大麻袋，三个人抬着送入了指定地点，民族饭店。
　　信件中说的那个叫赵全一的人，在出示了自己的身份介绍信之后，接收了这两大麻袋现金。因为缺乏正规手续，负责送钱的银行科长，让赵全一打了个收条，并告诉他尽快补齐手续。银行工作人员离开不久，在饭店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把两个大麻袋绑上自行车后座之后，赵全一便骑着车带着钱快速离开了民族饭店。
　　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一直等着国务院的同志来补办手续，却始终无人前来，甚至连一通电话都没有。一晃六天过去了，在外开会的行长回来了，琢磨着20万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总得请示一下总理这笔钱如何入账。于是，银行行长给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去了一通电话。
　　行长的这通请示电话，让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有些懵。周总理什么时候下达过这样一份工作批示呢？行长泪目了，立即带着那个提款的批示原件去了总理办公室。众人一核对，才知道这是一起打着周总理名义的巨额诈骗案！
　　案件是如何侦破的
　　1960年的中国，一毛一就能买一斤大米，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举国上下都是节衣缩食。这个骗子，大笔一挥，用周总理的名义，从人民银行骗走了20万元人民币，性质之严重，影响之恶劣，简直是空前绝后啊。
　　向来温文尔雅的周总理也震怒了，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严令公安部门必须限期破案。谢富治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屡破大案的副部长杨奇清负责。随后，公安人员在杨奇清的带领下，迅速展开了全方位的调查。
　　为了防止诈骗分子外逃，杨奇清向中央请示，借调了一大批部队连排级干部帮忙，一面侦查，一面监控京城所有的出入通道。与此同时，技术人员也被召集来对案件中的信件进行侦查鉴定。
　　忙碌了整整一个晚上，技术人员终于发现了几处问题。首先，那个印有国务院字样的牛皮纸信封有涂改痕迹。其次，赵全一身份介绍信上的印戳，实是用水彩笔精心描绘的。第三，案件中的报告批示、介绍信和收条，虽然看起来字体不一样，但从运笔方式来看，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根据银行工作人员描述而绘制的赵全一和送件人的画像，再结合字迹技术人员发现的问题点，一个结论出来了：赵全一和送件人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而所有这些信件也都是出自他一人之手。
　　随后，又一个鉴定结果出来了，那张落款为周恩来的批示报告用纸，出自外贸部。原本大海捞针的人，这下就有了明确具体的方向。数以百计的调查人员，开始加班加点对外贸部的所有员工档案进行了清查。
　　4月3日凌晨，赵全一的档案没有找到，但是外贸部保卫处处长举报了一个可疑人，他是外贸部的工作人员，名叫王倬。因为这个王倬，有一个关系密切的伙伴，就曾用过赵全一这个化名。如此同时，王倬的同事在看到调查画像时，也断定那就是王倬。
　　基于这些线索，公安部号召笔迹对比调查，几乎全城百姓都参与了集中写字对比。外贸部的怀疑对象，王倬，自然也要参与。因为内心紧张，他写字时东张西望的样子，和故意歪歪扭扭的字迹，引起了重点关注。
　　公安侦查人员对王倬的相关记录进行了重点调查，发现20万诈骗案发生当日，他不在单位，而是请假了。请假理由是陪母亲到医院看病。侦查人员查看医院记录后，发现王倬及他的母亲当日并未去往医院。
　　1960年4月4日凌晨，睡梦中的王倬在家中被抓获，但他拒不承认自己就是诈骗犯。调查人员在王家一阵挖地搜查，也没有发现那20万元现金的踪影。直到有人发现王家南侧一处摞着大片半人高的蜂窝煤，而且这些煤块似乎刚被移动摆放过。
　　公安侦查人员沿着煤堆下新翻的黄土，几锹下去，一块苫布暴露了。布一掀开，一捆捆的十元面值的钞票出现在众人眼前。工作人员一清点，不到20万元，还少了8000余元。
　　铁证如山，王倬再也不能狡辩了。他老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告诉审讯人员，少了的8000多元，是被烧掉了。因为之前的全员笔迹对比，他内心慌乱，决定销毁证据，于是开始用煤炉烧钱。
　　但是钞票太多，家中老母和他在一起偷偷烧了两个晚上，也才烧了8000多元。再后来，随着调查的深入，怕烧钱的烟味引起周围邻居的怀疑，他也不敢再烧了，只好趁着天黑把这些钞票埋在了土里，还在上面摞起了蜂窝煤。
　　王倬为何要诈骗这20万元
　　新中国第一大诈骗案被侦破，主犯王倬于三个月后被依法判处死刑，他的老母亲也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有人说，新中国外贸部工作人员，拥有这样一份体面的工作，正处在人生最好年华的王倬，为何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去干这种事呢？咱们一起来捋一捋王倬这个人的生平。
　　王倬虽生活在京城，本身却是辽宁人。上学期间，因为表现突出，他被选定加入了三青团。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特刑庭会计室干过一段时间的收发员。解放后，由于思想进步，他被派往革命大学进修。进修结束后，又被分配到陕南军区的一个卫生所工作，他聪明却吃不了苦，找了个机会，与小伙伴一起离开卫生所，逃回了京城。
　　回到京城，窝了几个月，凭着经济学专业基础知识，以及自身的聪明机警，王倬获得了中国进出口公司的工作机会，并因为表现突出，一年之后被调往了外贸部出口局计划科。若是一个普通人，得了这份机遇，肯定抛开以往的一切，安安稳稳的在外贸部做一名公务员，慢慢积累工作经验，等着下一次升迁的机会。
　　可惜，王倬出身于国名党，他的骨子里还是没有摆脱三青团、国民党对他的改造和影响。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即便身在新中国，王倬的思想和他的生活始终都没法儿统一。直到1959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当时的国际环境，新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王倬内心的矛盾冲突到达了顶点。
　　1960年初，工作中的王倬，无意间目睹了一个利用某首长批示行方便办大事的案例，一个大胆的想法便在他的脑海里沸腾。首长签名的条子如此管用，我为何不能如法炮制，到银行弄点钱试试呢？王倬的智商不低，胆子也大，很快制定了初步计划，并开始下苦功模仿周总理的笔迹。
　　因为在外贸局工作，王倬经常能接触到周总理的工作批示文件，弄到印有国务院字样的旧信封和空白的公文纸，也没太费劲。他本身就有些书法和雕刻的功底，所以不到一个月，就准备好了所有作案所需。于是，便有了新中国第一大诈骗案的发生，整个过程正如咱们前文所述。
　　知道了王倬的出身之后，有人猜测说，搞不好王倬就是国民党培养的间谍人员，故意抹黑国家领导人，给新中国添乱。也有人说，他就是过惯了腐败生活，想钱想疯了。是与不是，王倬已死，后人也无从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