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堂弟毛泽全，隐瞒身份多年妻子都不知，主席逝世他两度昏厥

　　1989年3月7日下午，山西太原一家部队医院里，一位80岁的老人走到了弥留之际。他将自己的妻子叫到床前，老徐，你摸摸我的脸，我舍不得离开你们那一刻，妻子和孩子们的眼泪都唰的一下流了出来。
　　几天后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有一只花圈缎带上的署名叫李敏。没错，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女儿李敏。这位故去的老人叫毛泽全，是毛主席五服内的堂弟。跟所有毛主席家族的人一样，毛泽全一生低调，走时甚至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但人在北京的李敏知道，毛泽全的家人也都知道，在他平静沉默的外表下，对于堂兄毛泽东的感情，有多么的炽热。在毛泽全看来，毛主席是比他亲哥哥还要亲的亲人，是引导他走向革命的导师。在毛泽全还在北京任职时，曾多次到中南海作客，但自从1957年调出北京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毛主席。
　　1909年，毛泽全出生在韶山冲东茅塘，又叫毛荣珠，父亲毛喜生跟毛泽东父亲毛顺生是堂兄弟。毛泽全兄弟三人，他在家中排行第二，有一个哥哥毛纯珠，下有弟弟毛润珠。因为叔叔毛贻治膝下无子，按照乡下习俗，毛泽全被过继给叔叔为嗣。
　　毛泽全出生的第二年，堂兄毛泽东留下一首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诗，走出韶山冲去湘乡求学。毛泽全因为家境贫寒，从来没有过上学的机会，从小做了放牛娃。稍大一点便下田务农，还需要做长工贴补家用。
　　后来，因为本家族叔毛岱钟在政府谋得了一个不错的差事，家族里有一些年轻人便去南京投奔了他，毛泽全也在其中。到了南京，毛泽全在毛岱钟手下当收发员。然而好景不长，1936年，年仅46岁的毛岱钟病逝于。失去了靠山的毛泽全，不得不回到韶山。
　　在外面闯了一番后，毛泽全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在毛泽全成长的1920年代，毛主席在湖南的各项运动中都是风云人物。尤其是1925年1927年间，毛主席曾回到韶山。领导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毛泽全比毛主席小16岁，正当青年的他耳濡目染，心中也早已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毛泽全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正式走上革命道路。这年底，毛泽全在组织安排下到了延安，找到了堂兄毛主席。在延安，毛泽全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毛泽全从中央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徽州地区的新四军岩寺兵站工作。
　　毛泽全在岩寺兵站工作出色，但随之也惹来了麻烦。原来抗战时期虽然是国共合作，但蒋介石没少制造摩，当国民党知道毛泽全是毛泽东的堂弟后，认为岩寺兵站一定是个大机关，不然怎么会由毛泽东的堂弟负责？国民党这完全是以己度人，其实毛主席根本连毛泽全去了哪儿都不知道。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也为了个人安全考虑，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建议毛泽全换个名字。于是，毛泽全改名叫王勋，被调到安徽芜湖境内的繁昌兵站当指导员。之后又到马兴兵站当站长兼指导员。这以后，毛泽全一直在我军后勤工作岗位上，先后担任过张家渡兵站站长、新四军一师二旅供给部副部长、新四军三纵队供给部部长和第三野战军23军后勤部长。
　　随着军队南征北战的时间里，毛泽全先后参加了皖南繁昌战役、南陵战役、苏中裕华战役、李堡战役、河南豫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在这些战役中，毛泽全都承担后勤任务。无论条件多么艰难，他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这些年里，毛泽全一直都是用王勋的名字，从来不跟人透露自己跟毛泽东的关系。1942年，毛泽全在华野一师二旅供给部任副部长，结识了苏中二分区供给部任会计股长徐寄萍。工作一段时间后，两人在相处中产生了感情，于1943年结婚了。直到结婚后，徐寄萍才知道毛泽全原来不叫王勋。
　　徐寄萍是一位美丽的上海姑娘，当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国土的时候，刚从高中毕业的她，跟当时的大多进步学生一样，向往着革命。1941年，在大片国土沦陷的情况下，要去延安已经不那么容易了，徐寄萍跟着几位同学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
　　化名王勋的毛泽全，当时算是徐寄萍的上级，这位从小种地，面相憨厚的汉子，脸上却总是透露出一种坚毅的神情。看在情窦初开的徐寄萍的眼里，便是一种对革命军人的崇拜。在得知毛泽全是从延安的中央党校毕业，被分配来新四军，从基层做起，一步步晋升到供给部副部长后，徐寄萍顿生情愫。
　　在战火中，徐寄萍先后为毛泽全生了两个女儿。1950年部队过江后，23军驻扎在宁波，徐寄萍再次生了一个女儿。徐寄萍原想着已经建国了，可以好好坐个月子，但孩子出生刚两天，毛泽全接到调令到南京工作。
　　徐寄萍就这么带着孩子，跟毛泽全走南闯北，至于毛泽全与毛主席的关系，则是在结婚七年后的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的。当时，毛泽全已经恢复了本名，一次去北京开会的机会，抽空去看望了一直惦念的堂兄毛泽东。回来后，毛泽全跟徐寄萍讲述了自己在北京去中南海的经历。
　　毛泽东上一次见到毛泽全还是1938年的延安，自从毛泽全去新四军工作后，他们已经12年没见面。那几年，有不少的年轻人从韶山去到延安，很快又分散到全国各地的革命力量中，其中有不少是毛主席的亲人。建国后，毛主席也非常关心他们的去向，但其中有些人已经牺牲了，包括他的另外两位堂弟毛泽华、毛泽庆，还有表哥王季范的儿子王德恒等。
　　见到毛泽全，毛主席内心感到十分欣慰，询问他这些年的去向，泽全，延安分别后，你到哪里工作去了？怎么一直没有听到消息？
　　毛泽全告诉堂兄，自己改名叫王勋，到苏北新四军兵站搞后勤去了。见到亲人的毛主席显得十分开心，幽默地跟他说：好嘛！王字的笔画端端正正，不像毛字底下还有一个尾巴呢。
　　接下来，毛主席又问了泽全的工作、学习和家庭情况。毛泽全将他与徐寄萍结婚，并育有三个女儿的情况都讲述了一遍。当时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也在场，毛主席还兴奋地向他介绍：这是我弟弟，叫毛泽全。陈毅顿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原来作为新四军军长的陈毅，早就认识这位老部下。
　　1952年十一刚过，正值中秋佳节，毛泽全已经从南京调到北京工作，这天，中南海来了一辆车，接他们一家去见主席。徐寄萍此前从未见过主席，因此显得有些紧张。几个孩子倒是非常兴奋，尤其是较大的两个，早就跟学校里的小朋友说自己要去见毛主席了。
　　车子从中南海西门进入，开进一个院子里，就是毛主席居住的丰泽园菊香书屋。只见毛主席正坐在一个凉棚的藤椅上看书，穿着普普通通的旧衣服和一双布鞋。房子的屋檐和红漆圆柱脱漆掉色，都模糊不清了。听到毛泽全喊了两声主席，三哥！毛主席站起来，说：泽全你还有这么一大家子。好！好！
　　毛泽全、徐寄萍夫妇赶紧上前与主席握手，孩子们也连声喊道：伯伯好！毛泽东看到孩子们围拢过来，显得更高兴了，笑得合不拢嘴。徐寄萍看到如此随和的主席，也就不那么紧张了。
　　初次见面，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徐寄萍的家庭和工作情况，称赞他们是革命家庭。随即又开起了玩笑：你是上海去革命根据地的高中学生，怎么看上了泽全这样一个种过地的泥巴坨子呢？徐寄萍没想到主席会开这样的玩笑，一时间不知作何答复。
　　毛主席没有让谈话冷场，紧接着就说道：这很好，你们一个是工农分子，一个是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就是要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学习。
　　最让徐寄萍难忘的是，主席看她脸色不好，就关切地问她：看上去你身体比较瘦弱，是什么病？
　　徐寄萍回答：没有什么，就是常头疼。
　　主席说：你去医院看看耳朵，有时候耳朵有病，治好了头就不痛了。
　　时隔三年半后，1956年4月的一个晚上，当主席第三次请毛泽全一家去作客时，还记忆犹新地问：你的头疼好点了吧！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在大人们谈话的当口，毛泽全的大女儿毛远慧走过来对毛泽东说：今天同学们直到我们要到中南海见毛主席，都嘱我代问毛主席好！毛主席听了笑着回答：那你也代我问问同学们好啰！远慧听后更兴奋了。
　　在凉棚里聊了一会天，秘书叶子龙过来叫大家进屋吃饭，毛主席特地嘱咐，娃娃们不能吃辣椒，添一盘炒鸡蛋给娃娃们吃。
　　进入客厅后，毛泽全看到屋里还有别的客人，显得非常热闹。来客都是韶山冲的乡亲，有毛主席过去的老师李漱清，还有幼时的玩伴，同时也是毛泽全的亲舅舅邹普勋等人。还有两位是毛主席在一师范时的老师罗元鲲、张干，毛泽全一一跟他们打过招呼。跟毛泽全一样过来陪乡亲们的，还有毛主席的表哥王季范。
　　毛泽全的舅舅邹普勋在乡间是个刻石碑文的石匠，平日里灰尘噗噗，此时也穿戴得十分精神。原来，他们到北京后，主席很热情，给每人制一套毛衣裤、一套料子衣服、一顶鸭舌帽子。那些都是毛泽东用自己的工资或稿费开支的，邹普勋说，老家乡亲们想来的人太多，经主席同意来才接待，不经事先招呼的来也不接待。
　　其实，毛主席对于韶山乡亲到北京探望，心情是很复杂的。1951年12月1日，他写信给堂弟泽连、堂侄毛远娣：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但他又非常渴望见到乡亲们，晚年生病时，堂弟毛泽荣过来探望，他一见面就说：你们怎么老不来看我啊？
　　因此，只要有可能，毛主席还是会尽量安排一些乡亲们到北京来。自从毛泽全到了北京后，许多接待的工作就交给了泽全。但徐寄萍记得，到了1954年深秋再见主席时，乡亲们每人只添了一套绒衣裤和棉衣裤，规格降低了。主席说：来得多了我招待不起哟，你们的一切费用都是用我的稿费付的。
　　那天虽然是中秋，又来了那么些客人，但饭菜依然是简单的四菜一汤，都是苦瓜、茄子、辣椒之类，外加了一盆炒鸡蛋。主食是红糙米、小米加青菜做的二米饭。主席吃得很香，还细心地要一旁的秘书同志另放一个碟子说：普勋有病、另外单独夹给他吃。
　　毛主席的细心给徐寄萍留下来深刻的印象，但她很快也发现，主席是一个十分念旧情的人。1954年深秋，毛泽全的母亲邹老太太到了北京，毛主席得知后，很快就派人将他们一大家子接到中南海，并埋怨他们，婶母到北京这么久了怎么不早告诉他？
　　那一天，毛主席亲自扶着80岁且裹着小脚的邹老太太上台阶，边走边提醒：慢点走、慢点走。言谈中，毛主席清楚地回忆，当年他回韶山考察农民运动时，邹老太太见他脚上布鞋破了，就连夜赶做了一双新布鞋给他穿。后来有一次，毛泽全的哥哥毛纯珠到北京，毛主席还专门拿出200块钱，让他回家给邹老太太买点吃的补补身体。
　　也就是毛纯珠来的那一次，毛主席跟他了解了很多关于农村合作社的问题，之后仍觉得不太详实。于是，他问陪同在旁的毛泽全工作任务紧不紧？得知毛泽全正在干部哲学班学习时，立即让他请假回一趟湖南，到你过去打过工、种过地的地方去了解一下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和问题，回来后向我汇报。
　　那一次，是徐寄萍和孩子们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第二年，毛泽全调离北京，到总后内蒙古集宁办事处工作，那之后，他也没再见过主席了。直到1976年9月9日，主席与世长辞。毛泽全忧心如焚，他向上级请示，又同李敏联系，终于在四五天后举家进京。
　　在人民大会堂瞻仰主席遗容时，毛泽全悲痛欲绝，当场昏厥过去，被人用轮车推了出去。9月18日的追悼会一结束，毛泽全又一次昏了过去，住进了301医院救治，一个多月后才彻底恢复。
　　作为毛主席的堂弟，毛泽全最骄傲的一点是，主席曾对人说，毛泽全干革命都是依靠组织和自己闯出来的。
　　他也牢记着这点，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仗着自己是毛主席的堂弟，就享受什么特权。在离开北京那天，他没来得及跟主席告别，通过写信提出的唯一一个要求，希望得到主席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就这点，他还没能如愿，因为秘书高智告诉他主席没有全家合影。
　　毛泽全也告诉自己的六个子女，无论何时都不能干攀龙附凤的事。不仅不能沾毛主席的光，也不能沾他这个后勤官员的光。几个孩子最后都是靠着自己、靠着组织发展，他们之中有的进入部队搞科研，有的一直在石家庄一所中学教书。
　　可以说，这就是毛主席给家人们树立的良好家风。不只是毛泽全这样，另外一个堂弟毛泽青、侄子贺麓成，他们全都选择了隐姓埋名，工作多年，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只是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是普通群众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