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流水中见真章，一部近代中国航运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柯静
　　《大船航向：近代中国的航运、主权和民族建构（18601937）》是威廉姆斯学院历史学讲座教授罗安妮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不断修订，历时16年才完成的一本佳作。作者通过极为丰富的史料和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从海通的最前沿轮船及其航运这一独特视角，向读者生动展现了半殖民地时期的中国，让每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深切感知近代中国转型的辛酸历史。
　　从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第一批欧洲船只沿海运送商业物资开始，航运便位于外国在华势力的中心，同时也居于中国遭遇欧美乃至日本奉行扩张主义后中外关系的中心。正因此，作者考察了19世纪60年代至1937年间中国轮船航运的发展、轮船航运业的组织结构及其参与者身份的转变，让读者得以清晰地了解近代中国如何卷入了欧美等国家全球扩张的大进程。而由于清朝覆灭前后，半殖民主义下的中国主权与外来势力的商业和政治合作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作者在叙述时将这一历史时期合理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天津条约》的实施到清朝灭亡，此时中国半殖民主义的中心动力是清政府与条约体系的互动。从条约开放通商口岸、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的签署和运作，读者可从中切实感知到羸弱的中国是如何被外国势力逐步侵入的。但同时，中国主权虽被侵犯却仍在积极运作的事实，也构成了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主义而非殖民主义的特殊政治形态的最大特征，与殖民主义的印度形成了本质区分，后者在轮船及其航运参与全球扩张的形态方面与中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第二阶段是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分裂成若干个相互竞争的军阀政权，外国势力不再能够依赖中央政府帮助其在全国实施条约特权，全面的政治合作机制已不复存在。外国势力试图依靠动用武力来捍卫条约特权，全国范围内逐渐掀起汹涌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这一时期，抵制列强扩张的主要力量转化为社会力量，航运民族主义在轮船公司和活动家中萌芽之际，一批航运民族资本家开启了收复航权、实现航运自治的努力，并着手改造轮船社会空间内不平等的等级秩序，折射出这一时期华轮公司的发展与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作者的视角别具匠心，择取了资料丰富且能够见微知著的轮船及其航运作为研究个案。从宏观层面来看，它关乎国家主权、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等因素；从微观层面来看，它不仅为商人从事贸易以及民众出行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也由此诞生了新的就业机会和全新的时空体验。在外国势力试图更多侵入中国水域航运的过程中，既有清政府通过条约体系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外交博弈，也有外国航运利益集团与中国客户、合作伙伴和竞争者之间的互动和博弈。由清政府资助的轮船招商局、英属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这三家轮船公司发起的班轮公会，作为长江流域和沿海区域的垄断寡头形式，则成了观察外国势力在华扩张与中国剩余主权之间复杂关系的又一绝佳视角。
　　在近代中国不完整的主权的大背景下，轮船航运作为半殖民秩序的一环，它所产生的全新的社交空间折射出特有的社会秩序观念。外国公司的强势地位和领先优势，船上乘客真实且具体的等级体系，都让人们必须正视当时中国的民族困境及其正在遭遇的压迫，成为中国地缘政治状况的有力象征。也由此，轮船的社会空间为民族主义的想象和建构提供了关键素材，作为批判半殖民主义的武器和表达中国新愿景的手段，成为民族主义改革者的目标。卢作孚、虞洽卿、张謇等一批中国航运企业家利用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挑战外国公司在中国水域重要航线上的地位和权力。
　　特别是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按照对中国未来的美好憧憬，对轮船空间作出了独特且卓有成效的修正，重构了员工与公司、公司与乘客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一个更加和谐和有效率的社会空间。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地抨击了旧时轮船空间所代表的种族主义和所谓中国性，也激发起更多民众的爱国情怀。
　　于我而言，本书带来的震撼主要有两点。其一，选题绝妙，以小见大。在不到300页的篇幅中，作者仅围绕中国近代航运史娓娓道来，就完成了其对国家主权、政治形态、外交条约、商业竞争、社会空间、话语媒介乃至中央和地方、国家和社会等多个要素的深入剖析。其二，作者对卢作孚成功瓦解中国航运领域中的外国权威、创造克服种族和国家之间差异的理想空间的描述，促使我们在感慨真正的爱国情怀拥有跨越民族的强大感召力的同时，也思考如何在个人、社会和政府一脉相承的伦理体系中，去实现自身对社会、对民族的更大贡献。
　　《大船航向：近代中国的航运、主权和民族建构（18601937）》〔美〕罗安妮著王果高领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栏目主编：顾学文文字编辑：顾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