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秀吉为何想要定居宁波？

　　丰臣秀吉想要定居宁波，自然与宁波在日本的知名度比较高有关。而为何是宁波而不是别的城市呢？因为这是明朝指定的中日贸易点。
　　宁波这个地方，在明朝以前不叫这个名，而叫做明州。1370年（洪武三年），大明朝曾设三处市舶司，分别在明州、泉州、广州三处。然明州这个地名与国名重叠，必须要改名。于是有关的官僚就踅摸着此处有个定海县，而海定则波宁，便把明州改成了宁波。
　　在三处市舶司中，宁波在地理上是离明都最近的，所以最受外人青睐。葡萄牙人曾进入宁波双屿港进行走私贸易，港口一时繁荣，葡萄牙人修建住宅，教堂，一度居留人数达上千人。
　　在三处市舶司中，宁波也是距离日本最近的地点，日本人自然首先会考虑来这里，而在中日勘合贸易制度确立后，宁波更成了唯一接受日本进贡的港口。
　　于是便有了1523年（明朝嘉靖二年、日本室町时代）的争贡之役。当时中日贸易已经不再是大明朝与日本幕府的贸易，而是与日本两大豪族大内氏、细川氏的贸易。细川氏找了一个浙江人叫宋素卿做代理，给宁波市舶太监送上厚礼贿赂，结果便得到了特别好的待遇，譬如宴会时得以坐在宗设上座，其货船虽然后至，但先于宗设货船受检。在国人看来，这个很平常，公公也是为国为民辛劳，拿人点好处算得了什么呢？但日本的大内氏却很不领行情，居然大怒，拿刀砍死了细川氏的使臣，还一路追砍宋素卿直到绍兴城下，明朝的两个老爷也顺便都被砍死了，沿途更是掳掠打劫了不少财物。
　　当然这一伙日本人胆敢劫掠大明港口，结果是必然糟糕的。他们在逃回本国途中，一船因遇风漂至朝鲜海面，朝鲜守卫军诛杀三十，生擒二十，缚献给了明朝。
　　从此之后中日官方贸易便一度中断，但在日本商人眼中，对宁波还是念念不忘，显然这种情绪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丰臣秀吉，所以他在平定日本之后，妄图以朝鲜为跳板征服大明，尽管最终离此目标实现还差了十几万里。但其却也有了征服大明之后的盘算，即：奉日本天皇迁都北京，命丰臣秀次为大唐（中国）关白，日本关白由羽柴秀秋，朝鲜则交给羽柴秀胜，秀吉自己则居宁波。
　　为什么秀吉不去北京，而要定居宁波，这显然跟他海上扩张的妄图有关。对于一个志在侵略扩张的海上争霸者而言，显然宁波比北京更具有地理价值。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而地处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交界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又使日本饱受火山、地震、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的肆虐，因此一直以来日本就始终存在着一种大陆情结对富庶辽阔的亚洲大陆充满了艳羡之情。据日本史书记载：公元四世纪六十年代尚未完全统一日本列岛的大和王朝就出兵朝鲜半岛并在所征服的地区设置任那府进行统治。当时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中国南朝刘宋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倭国国王曾上书请求册封其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称号，由此即可看出倭国对朝鲜半岛的领土野心。这一时期倭国的扩张目标是朝鲜半岛，而对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还是认可并臣服的，否则也不会主动上书请求册封。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当时日本的圣德太子遣使向隋炀帝递交了一份写着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国书，这标志着日本正式向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发起挑战，要求获得与中国平等的国际地位。此后日本就始终游离于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的边缘：隋、唐两朝尽管日本遣使频繁，但一直极力将这种遣使行为同藩属国对宗主国的纳贡行为区别开来。尽管如此日本仍不可避免受到中华文明的辐射，连日本的语言文字也不可避免受到华夏文明的影响，由于两国在国力上的不对等性，以致于日本尽管极力将自己的遣使行为同纳贡区别开，可在当时东亚各国眼中日本遣使行为仍近似于一种朝贡行为。公元894年眼见晚唐藩镇割据乱象的日本自认为已无学习效法唐朝的必要，于是终止了近三百年来一直延续的向中华隋唐帝国遣使的既定国策。此后历经五代、两宋、元代中日之间的官方外交关系始终没恢复，取而代之的是民间经济文化的交流。直到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期日本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才接受朱棣册封的日本国王称号，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与实际执政者幕府将军的二元并立格局，因此一些日本民族主义者坚持认为这是足利义满的个人行为而非日本对中国称臣，然而在当时而言如果身为日本实际统治者的足利义满都不能代表日本的国家行为，那么反倒是足利义满手中的提线木偶虚有其位的天皇能代表吗？足利义满死后其继承人不再接受明朝的封号，而随后日本进入战国乱世使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也被打断，日本再次游离于宗藩朝贡体系之外。长期游离于宗藩朝贡体系边缘的日本却仿照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打造属于自己的宗藩体系：在宗藩朝贡体系下王和皇的界限是分明的，只有中原天子才有资格称帝，而藩属国君主一律只能称王。在当时中原的逻辑话语中天子所统治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天下，天下各国皆为天子的藩属。而日本统治者称天皇，自称神国，实际上日本并非以国家自居，而是自认为一个缩小版的天下体系。
　　16世纪的日本正处于由战国乱世逐渐走向统一，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正兴起大航海的浪潮。天正十三年（1585年）丰臣秀吉从战国乱世中脱颖而出就任关白，天正十八年（1590年）丰臣秀吉消灭了日本境内最后一股不服从于自己的诸侯大名势力后北条氏，至此他已基本统一日本。然而已成为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的丰臣秀吉并未高枕无忧，事实上他一直有一块心病：古代日本虽然有上千年学习中国的历史，但其实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并不完全一样：中国古代是皇权独尊，一个人无论出身高贵与否，如果受宠于皇权就有可能像韦小宝那样平步青云，事实上中国的科举制本身就是中国皇帝提拔寒门士子打击贵族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的方式之一，所以在中国虽然存在贫富分化现象，但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老话英雄不问出处；日本在这方面和中国截然相反古代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不存在像中国的科举制这这种供寒门子弟晋升的渠道，当时的日本说白了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打洞，偏偏丰臣秀吉是一个例外以一介布衣平民跃升众多的诸侯贵族之上，他几乎就是日本版的朱元璋，考虑到日本森严的等级制他的成功上位其实比朱元璋还难。正因为如此，丰臣秀吉在早年打天下的过程中内心其实一直潜藏着深深的自卑感，当他成功上位后这种自卑感依然存在，只不过更多的是以一种盲目自大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正是在这种自卑感驱使下丰臣秀吉认定自己必须做出一番前无古人的丰功伟业才能真正压服那些表面上归顺自己其实内心对自己鄙视不已的诸侯贵族们，况且丰臣秀吉的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而不是像诸侯贵族一样继承自祖先，这固然说明其能力过人，当秀吉故去后没有贵族血统的丰臣家族又凭什么继承秀吉打下的江山呢？恐怕要在日本这样等级森严的国家立足都难。在秀吉看来：虽然自己以一介布衣平民统一日本执掌大权已是一番伟业，但毕竟之前也有人做过，算不得旷古烁今前无古人的丰功伟业，凭自己统一日本的功业足以在自己有生之年压服诸侯贵族，但自己死后他们不会听命于丰臣家族。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方式是通过对地方诸侯大名的压制实现的事实上秀吉本身不过是因为势力强大而被诸侯大名尊奉为天下共主，尽管秀吉掌握了最高权力，然而各路诸侯大名在自己的封地仍是自成体系，这和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权具有显著的不同。当时的日本武士实际上不过是效忠于自家主公，丰臣政权并不能越过各地领主直接指挥地方武士，这类似于欧洲中世纪封建采邑制度下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武士们通过对主公奉公而获得恩赏，而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年代最大的恩赏自然莫过于土地。这意味着秀吉要巩固丰臣政权就必须给予各地武士足够的封地以进行安抚，然而此时日本的土地资源已趋近于饱和状态，在这种形势下秀吉只有通过发动外部战争以缓解国内矛盾：如果能顺利占领他国土地自然也就解决了国内武士的恩赏问题；如果没能占领也无妨，因为一场大规模战争自然会带来巨大的伤亡，而死人是不需要封赏的。也就是说即使战败对丰臣秀吉而言：也是趁机削弱国内诸侯大名势力的天赐良机。除了解决国内武士的封赏问题之外秀吉也有必要给京都富商一个交代：事实上在丰臣秀吉四处扩张的背后是京都富商的大力支持他们依靠雄厚的财力为秀吉的统一战争提供军费和后勤物资补给，可问题是商人从来都是逐利的天下从来就没有白吃的午餐，丰臣秀吉是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虽然统一日本后的丰臣秀吉身份地位早已不同往昔，借商人们N个胆也不敢公然向秀吉索要好处，但他们内心的逐利意识却是无法泯灭的，秀吉自己也十分清楚地了解这点：如果自己过河拆桥，商人虽拿自己没法，但却可以暗中给自己捣乱使绊子，再说自己的军事和行政系统还必须依靠这些商人提供资金，真要把人家得罪狠了，大家面上都不好看。有鉴于此丰臣秀吉必须给自己的投资人一定的回报。日本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弹丸岛国，物资和市场都相对有限，更糟糕的是因为倭寇问题的存在而令大明王朝终止对日勘合贸易已有多年，在这样的局面下有什么回报能比送给这些商人一个庞大的中国市场更有诱惑力呢？
　　丰臣秀吉早年是作为织田信长的家臣出道的，当时织田信长和西洋传教士多有来往，也许就是这时秀吉知道了在日本之外原来还有着广袤的世界，于是一个充满野心的计划在他的心中渐渐酝酿：征服朝鲜并以之为跳板入侵中国，然后南下征服南洋、印度，这个计划奠定了日本之后两百余年侵略东亚大陆的整体基调。早在公元1577年秀吉就曾对信长建议：臣借君之威武迅速平定中国（此处指日本本州西部的中国地区），而君家的宿将老臣未得领土者极多，益将中国分予之。臣更拜命征伐九州，亲平该地并率军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等到他征伐九州即将一统日本之际更是夸口道：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在吾有生之年誓将唐国（尽管此时的中国是明朝，但日本一直有称中国为唐国的习惯）纳入吾之版图。在秀吉制定的计划中：他将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然后将天皇安置在北京，以北京周围的土地作为对参战武士的封赏，而他自己做坐镇宁波继续对展开对印度和南亚诸国的征服行动。把天皇安置在北京很好理解毕竟北京是当时明王朝的都城，然而丰臣秀吉自己坐镇宁波又如何理解呢？在中国人眼中宁波当时的政治地位远不能与北京、南京、长安、洛阳等名城相比，然而宁波在日本的知名度却是很高的，在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中华文明是自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发展起来的，而宁波所在的江南地区在先秦及秦汉时期被视为是蛮荒不毛之地，直到三国时代的东吴政权才开始对江南第一次大规模建设，而由五胡乱华导致的中原人口南迁进一步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到隋唐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之繁荣已逐步接近于中原，然而国家的政治中心依然位于长安、洛阳等地，为此隋炀帝杨广以京杭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方政治经济中心的渠道，而京杭大运河则进一步造就了杭州、扬州等江南城市的繁荣。相比杭州、扬州而言：宁波的发展相对较晚直到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才在此地设明州。南宋时期由于大片北方疆土沦陷于金国，因此疆土大蹙耕地有限，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依赖贸易维持财政开支，而传统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陆上贸易路线又被切断，因此不得不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这一时期泉州、明州（宁波）、广州。
　　从南宋起宁波就成为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忽必烈在征服南宋后东征日本之时就是从宁波港启程的。明朝沿袭前朝之制设立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诸国朝贡与贸易，明朝一共设有广东、福建、浙江三处市舶司：广东市舶司位于广州，专供南洋诸国而设；福建市舶司起先位于泉州，而后迁至福州，专供琉球国而设；浙江市舶司位於宁波，专供日本而设。嘉靖二年（1523年）在中国的宁波港发生了一起日本人之间的火并斗殴行为更是直接加剧了倭寇的肆虐程度在《明史》中这次火并斗殴行为被称之为宁波争贡。当时日本室町幕府将军的政令所及已只限于京城周围，地方领主中稍有势力者都不听将军的指挥了。管领细川氏控制幕府的实权，将军已徒具虚名，成为事实上的傀儡，更加促进这种分裂倾向。加之细川氏、斯波氏、畠山氏、大内氏等，主君大权旁落，权臣掌政，将军变成傀儡的历史在这些大武士身上重演，甚至有些权臣乘战乱之机，消灭主君吞并领地，形成新的豪族势力。日本的政局正向分裂割据的形势演变。这种分化、改组的政治局势在对明贸易中也有所反映：第八次对明贸易代表团的组成，就是鲜明的例证。两个最大的武士豪族大内氏和细川氏联合起来，排挤将军，共同组成第八次对明贸易团。大内氏二船、细川氏一船由了庵桂梧出任正使，率船队赴明。但细川氏不甘心只出一船，在了庵桂梧未启程之前又密遣宋素卿率一船抢先赴明。宋素卿于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十一月至北京，因无国书以黄金千两贿赂太监刘理，得以参加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正月武宗举行的大祀庆成宴。宋素卿通过刘理得到明政府破例赏赐。宋素卿回国，了庵桂梧所率之对明贸易船始至宁波。第七次对明贸易因途中持刀杀人，孝宗时即诏示今后只许五十人进京。了庵桂梧一行二百九十二人，对此规定表示不满，集体至杭州抗议，要求取消或放宽限制。明吏坚持规定，无通融余地，日使只得选出五十人进京。但这时山东、直隶农民刘六、刘七起义斗争方炽，明吏害怕途中发生意外，奏请将贡物暂存市政司库，将例给价放回。明政府准奏并颁发正德新勘合百道，于下次贸易时缴回旧勘合。可这次贸易团中大内氏占有优势，所以正德勘合又落于大内氏手中。大永三年（公元1523年）大内氏自己以正德勘合组成第九次对明贸易团，由宗设谦道率领三船三百余人，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四月二十七日到宁波。细川氏得知大内氏组织对明贸易团时也派出一只，由鸳冈瑞佐和宋素卿率领，行百余各兼程赴明。宋家卿等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四月底至宁波，迟于大内氏船。但宗设谦道的船虽先至，尚未检验勘合，及宋素卿至，市舶司方始一道验证。市舶司在检验时发现勘合有新旧之分，宗设谦道与鸳冈瑞佐i问遂产生真伪的争执。宋素卿深知明市舶司时敝，暗中行贿于太监赖恩，遂得先于宗设谦道的船进港验货。市舶司随后在嘉宾堂欢宴二个贸易团，在安排席位财，又将鸳冈瑞佐置于首席，宗设谦道居次。在国内就互相敌对的两派，因席位问题激起派性斗争，在宁波爆发了武斗。大内氏派赴明商人中素以海盗为业者多，五月一日宴会后在宗设谦道的唆使指挥下，打开东库，抢出按规定收缴保存的武器，攻入嘉宾堂。细川派的弯冈瑞佐因无武器，立被斗杀，宋素卿逃出，在府卫军卒的保护下避于十里外的青田湖。宗设谦道率众纵火焚毁嘉宾堂、然后率队伍沿灵桥门外北行经东渡门至和义门外，烧毁泊于该处的宋素卿船。其后追寻宋素卿至余姚江岸，又迫近绍兴城下。在折回宁波时沿途杀掠。一路上掳走指挥袁班、百户刘思，杀死百户胡源。至宁波后，大掠市区，夺船逃向大洋，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捏率军追赶，不幸战死。宗设谦道一伙在逃回本国途中，一船因遇风漂至朝鲜海面，朝鲜守卫军诛杀三十，生擒二十，缚献明朝。本来这是一次日本人之间的火并斗殴事件，但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加之斗殴双方杀伤当地无辜居民和前来维持秩序的中方官兵，于是酿成两国争端。事发后明朝宣布终止和日本之间的勘合贸易，这进一步断绝了日本世家豪族的财路，于是他们暗中纵容支持倭寇加大对中国的劫掠。综上所述：宁波在明朝时期一直是对日贸易的中心，同时在广州、福州、宁波等三大港口中宁波港是离日本的航程最近的。同时宁波又毗邻作为当时中国财赋重地的江南地区。这些因素恐怕是导致丰臣秀吉对宁波情有独钟的原因吧。
　　浙江宁波，杭州湾南边的一个沿海城市，历史上在我国虽然也比较知名，但名气并不是太大，相比于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杭州等城市就远远不如了，但是在明朝时期，日本的牛人丰臣秀吉曾经非常关注这个城市，一度想着要移居到宁波，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一点，因为当时的宁波在日本非常知名，这是因为宁波是一个航海比较发达的城市，相对也比较繁荣，因此是倭寇经常光顾的地方，宁波从唐朝开始称为明州，到了明朝建立之后，为了避明朝之讳，朱元璋采纳鄞县读书人单仲友的建议，取海定则波宁之义，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将明州府改称宁波府。宁波之名沿用至今，宁波和当时的日本以及琉球原住民的贸易等方面的往来都比较多，日本倭寇也经常从这里抢劫了东西回去炫耀，而日本比较著名的争贡之役也发生在宁波，因此很受日本人关注，而丰臣秀吉之所以如此惦念宁波，显然和贸易往来和抢劫没什么关系，并且也和宁波是不是宜居城市没有关系，而是他的野心促使的。
　　丰臣秀吉就像日本的秦始皇，结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基本完成了日本的统一，然而丰臣秀吉的野心不止于此，他不仅要统一日本，还幻想着统一朝鲜半岛和明朝，所以他发动了对朝鲜的战争，妄想以朝鲜半岛为跳板侵略中国，将中国统一后，把天皇安置在北京，但是以他的养子丰臣秀次为关白（区域性统治者），他将选择定居宁波，之所以选择这里，除了因为宁波是中国知名的港口城市外，也是因为他考虑着如果以宁波为根据地，那么他将可以控制明朝，琉球，日本，朝鲜等地，因为宁波距离这些地方都不远，而且宁波古称明州，坐镇这里也有控制大明的意思。
　　另外，这里紧靠明朝江南富庶之乡，可以供他享受奢靡的生活，向南又可以向南洋开拓疆土，据说他还曾打印度的主意，所以不得不说丰臣秀吉想居住在宁波所谋甚远，既体现了他重视宁波港口城市的作用，而且也体现了他的勃勃野心。
　　丰臣秀吉平定日本之后，妄图以朝鲜为跳板征服大明，尽管最终离此目标实现还差了十几万里。但其却也有了征服大明之后的盘算，即：奉日本天皇定都於北京，而以其养子丰臣秀次（外甥）为中国的关白，自己则到宁波去定居。
　　在过去中国人的心目中，宁波远不能跟北京、南京、长安、洛阳等这些城市的地位并论。即便明朝分封藩王，也都不会考虑到宁波这块地。那为何丰臣秀吉却对宁波情有独钟，妄想定居於宁波呢？
　　首先，日本是岛国。其国土南北狭长，一大半的日本人都居住在沿海地区，其交通、贸易等都很依赖於港口。丰臣秀吉的居城大阪，就是日本当时最大的港口与贸易中心。而我国虽有漫长的海岸线，可在历史上却是实实在在的大陆国家。我国历史上的统治中心，几乎都在北方。而直到近代，北中国的南北运输却主要依赖於运河，而非海路。
　　京杭大运河曾造就了一批繁华的城市，如扬州、淮阴、古泗州、临清等，近代以前的北方沿海却连一座像样的港口城市都没有（大连因俄国而兴港，青岛因德国而兴港，海州去海约30公里等等），而只有在南方（长江以南）才有真正的以港而兴的城市。宋室南渡后，疆土大蹙，北方陆路贸易也断绝，不得不重视海外贸易。
　　自南宋至明初，我国的海上贸易都非常繁荣，泉州、明州（宁波）、广州等是我国最为繁荣的港口城市。明朝沿袭前朝之制，设立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诸国朝贡与贸易等，共设三处，分别为广东、福建、浙江市舶司。广东市舶司位於广州，专供南洋诸国而设。福建市舶司起先位於泉州，而后迁至福州，专供琉球国而设。浙江市舶司位於宁波，专供日本而设。
　　嘉靖年间，日本的细川氏与大内氏大名各派朝贡团来华，后双方因为勘合（朝贡贸易也称勘合贸易，须持有明朝颁发的勘合证件）真伪之辩而引发武力冲突，此即为争贡之役，此事就发生在宁波。宁波在明朝时期，一直是对日贸易的中心，且在广州、福州、宁波等三大港口中，宁波港是离日本的航程最近的。同时，宁波又毗邻中国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故而，丰臣秀吉对宁波尤其青睐。
　　丰臣秀吉的想法，实际上跟当是的明日交流有很深的关系。
　　我们知道从宋朝开始，对外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政府官方都会在一些地理位置重要的商业重镇设置市舶司，以此来掌控贸易。而宁波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设有市舶司的对外通商口岸。
　　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明州市舶司始置，当是的明州治所也就是今天的宁波市，明州市舶司从公元999年设立，一直存在到了明洪武七年（1374）才关闭废弃，一共经历了375年之久。
　　对于整个东南而言，宁波的对外贸易所占据的比重相当之大，而整个南方，但是也只有设立市舶司的福建泉州，以及唐朝就设立市舶司的广州能压宁波一头。
　　本来朱洪武为了防止海盗倭寇骚扰对沿海地区的骚扰，颁布海禁政策后，宁波的商业地位开始急速下降，可能很快就失去了重要商港的地位。
　　然而，这一切到了朱棣靖难时，发生了转机。建文四年时，日本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给明廷写信，寻求朝贡贸易，明廷方面收到信函后，接纳了日本的求贡使团，并且与同年派遣了赴日使团，颁布了建文帝的诏书，大致上就是班示大统历，俾奉正朔。足利义满为了明日贸易，接受了诏书中将日本视为属国的要求，奉大明为正朔。
　　然而使团在日本活动过程中，朱棣靖难成功啦，建文四年被改成了洪武三十五年，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永乐元年，朱棣遣使赴日，彻底落实了明日关系，即日本为明朝属国，而明朝接受日本的朝贡贸易，但相应地对朝贡贸易做出了规定。
　　即在规定的地点，规定的人，规定的船只，进行朝廷掌控下的贸易，为此颁发了勘合文书，拥有明廷颁发的对日勘合的日本船只，才能够到大陆进行朝贡贸易，而选择的地点，也是唯一的地点，就是宁波。同年，为了中日朝贡贸易，朱棣复设宁波市舶司。、
　　明日贸易在从永乐元年开始，持续到了永乐十七年，朝贡贸易为室町幕府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废除，后来到了宣德七年，六代将军足利义教又恢复了，而恢复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中朝贡贸易，可以获取丰厚的回赠和利润，自此，这种明日朝贡关系，一直延续到明世宗嘉靖时期。
　　在这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宁波是日本官方唯一能够接触到中国城市，而且作为商业往来的地点，大宗商品的往来，使得日本人眼中的明国，大抵最繁华的也就属宁波了。
　　日本勘合商船上岸之后是不能随意走动的，一切行为都受到市舶司的规范，所以他们不可能深入到其他地区，在交易完成后，需要立即上船，启程回日本。所以可怜的日本贵族们，能够见识到明国繁荣之地，也只有宁波而已。
　　后来因为室町幕府本身军事或者经济上，基础薄弱，（室町幕府本质上是幕府于守护联合政权的性质）从而影响到了同明朝的贸易往来。16世纪以前，幕府尚能联合地方大名、寺院等势力抑或（天皇）朝廷共同组成赴明朝贡的勘合贸易船队，但日本进入战国时代以后，与明朝的贸易往来转由细川氏与大内氏把持。
　　而两家之间的矛盾，也就造成了后来嘉靖二年（1523）的宁波争贡事件，这一冲突，使得明廷彻底关闭了宁波市舶司，驱逐了日本商船，停止了朝贡贸易，也导致后来的东南大规模倭乱。
　　等到倭乱平定之后，日本战国时代大致上也走到了末期，贫苦出身的丰臣秀吉，最终在大名乱战之中，脱颖而出，成为摄政关白，实质上的日本最高统治。作为一个底层社会出身的政治强人，秀吉所能接触到的关于大陆的讯息，大多也是在织田家效力时所获取的，而织田家当是都不是朝贡勘合贸易的主角，能够接触的信息就更少得可怜。
　　大概信息是这样的，明国很繁华，很有钱，很富庶，但是最富庶的大概要属宁波，毕竟相比较其他城市，这个地方在此前长达100年的时间里，是日本商船唯一的涉足地。所以宁波在日本上层社会眼中，就成为了大陆最富庶地区的代名词。
　　而丰臣秀吉想要征服明国之后定都宁波，也就不难解释了。
　　这是个有趣而且值得聊一下的问题。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丰臣秀吉这个人。
　　在他的人生里统一了日本战国时代，以天下人的名义统一了日本。甚至还打算西征当时的大明王朝，也曾说过自己希望定居宁波，那么宁波到底有什么好呢？为什么他想要在宁波生活呢？
　　位置好
　　宁波距离日本最近，对外贸易又发达，坐镇宁波，即可控制明朝，又不影响控制日本，一举多得。幸亏他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历史也证明了日本的破坏性比建设性更大。
　　了解不足
　　宁波对日本，泉州对琉球，广州对南洋。明朝海禁政策不允许有私人的船过来，当时的贸易只限于朝贡。并且一定要有明朝政府发的签证，那个时候叫勘合。另外海外国家要自己带表文。有这两样东西才可以。所以可见在这种制度下，贸易是非常被局限的，那么丰臣秀吉他作为一个想把明朝收入囊中的野心家，他所了解的中国的港口，也就宁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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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一、宁波在中日交往史地位
　　宁波三面临海，北面尤孤悬海滨，吴淞、海门紧密可接。东出镇海，大洋辽阔，南连闽粤，西通吴会。舟山突起，中洲延袤四百余里，控扼日本诸蕃，厥惟咽喉之地。（海防）每年6至10月常为东南偏南风，10至2月常刮西北偏北风，这种亚热带气候对通航日本非常有利。
　　再加上便利的内河航行，可以经杭州贯通大运河，与江淮鲁直和北京相连，腹地广阔，而宁波本身和江浙地区的经济又比较发达，因此从唐代中期起，宁波（明州）便成为中日海上往来的重要港口。至宋元时期，宁波更是中国与日本海上交往的最重要港口。
　　元朝时期，为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在广州、泉州、庆元路设有市舶司。这三大港口中，庆元路离日本最近，而且气候条件适宜，良好的季风规律使得中日之间的贸易持续发展。据史料记载，中日之间当时主要的贸易港口，在元朝是庆元路，在日本是博多（今福冈）。
　　1、宁波在中日官方交往的地位
　　入明以后，太祖朱元璋设市舶司于宁波、泉州、广州三城，并具体规定宁波通日本。由此，宁波便成为明朝法定的专通日本的惟一港口，从而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色彩浓重的篇章。
　　明太祖朱元璋在立国之初，为加强海禁，便一改宋元时期比较宽松的对外贸易政策，确立了朝贡贸易制度，即在海外各国承认与中国藩属关系的政治前提下，同该国开展官方贸易，一方面对其进贡物品赐予丰厚的回赠，同时在政府的严格监控下，允许其将贡物以外的商品出售交易。
　　为防止私人非法贸易和海盗冒名走私，明朝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第一次向暹罗发放勘合，永乐二年（1404年）则开始向日本发放勘合。所谓勘合，也即明政府发给海外国家进行朝贡贸易的凭证。故此，这种朝贡贸易也称勘合贸易。对日本而言，即由明朝礼部制作日字号和本字号勘合各100道，勘合底簿各2扇。其中将日字号勘合100道，日字号和本字号底簿各1扇藏于北京礼部，将本字号底簿1扇交浙江布政司收藏；余下的本字号勘合100道和日字号底簿1扇则发给日本。日本贡舶驶达宁波后，须在市舶司的监管下验收勘合和底簿，相合后方许入关。
　　明代在宁波设立的接待管理日本贡舶的主要机构有市舶司及其所属市舶库、市舶码头和安远驿、四明驿、嘉宾堂、迎宾馆等。市舶司设提举1员、副提举5员，属下有司吏、典吏、弓兵、工脚、库子、秤子、合勘人、行人之类。其主要职责是掌管日本来华朝贡贸易的有关事宜，辨别其来使所携表文勘合的真伪。市舶司衙门设在元末方国珍都元帅府的旧址（即今宁波市中山公园内）。安远驿、嘉宾驿、迎宾馆、四明驿等是迎接、安置和转送日本遗使团的处所。永乐三年（1405年）因贡使团逐渐增多，遂设安远驿于市舶司内，作为接待日本入贡者的馆所。
　　1523年宁波争贡事件发生，更使中日关系蒙上阴影。明政府为此一度关闭宁波市舶司。嘉靖十九年（1540年）又与日本约定，以后入贡，舟无过三艘，夷使无过百人，送五十人京师。（嘉靖二十八年六月）勘合贸易由此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
　　1544年七月，寿光使团150人来到宁波，部臣以未及期，且无表文，拒绝接纳。1547年六月，策彦周良率4船637人至宁波定海，因距贡期仍尚早一年，未许登陆，于是退到舟山群岛，停泊达9个月之久，期间病死21人。浙江巡抚朱纨担心贡舶与海盗勾结，在请示朝廷同意后，于1548年三月始将贡舶拖搁上坞，人货逐一盘收嘉宾馆和市舶库内。
　　最后，因朱纨力言五十人过少，乃令百人赴京。这是日本最后一次遣使入明，历时150年的朝贡勘合贸易由此告以终结。
　　2、宁波在中日民间交往的地位
　　从16世纪20年代起，就在明政府不断加大对中日官方贸易限制时，宁波舟山群岛一带的民间贸易却在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和葡萄牙海商东来的推动下，日趋活跃，闻名远东的双屿私人贸易基地（漳州月港与宁波双屿港）也由此迅速崛起。日本则由于战争分裂，幕府力量削弱，已无力组织规模庞大的勘合贸易船队。于是在宁波争贡事件发生之后，一部分对严格管制的勘合贸易心怀不满的日本商人，便尝试同宁波双屿等地的中国海商进行私人贸易。
　　1544年七月，寿光使团来宁波求贡遭拒后，150人驾着3艘贡舶被迫退到宁波外海。进退失据之际，只得求助中国私商，于是占据双屿港的许栋海商集团便将寿光船队迎来，使之完成了交易任务。这便是中日私市自（嘉靖）二十三年始的由来。
　　1545年，许栋又派管柜王直率船队随贡使至日本交易，并引导博多津倭助才门等三人来市双屿，明年复风行布其地。中国私人贸易的闸门一经打开便势不可遏。1546年，许栋之弟许四带领苏松等地来双屿的商人乘船到日本贸易。1547年，胡霖等诱引倭夷来市双屿，1548年3月，日本萨摩州人稽天，新四郎、芝涧等5人借中国商人林陆观等共上百人，合乘一艘长九丈，宽二丈四，深一丈七的大船，从日本京泊港启航，驶往宁波双屿贸易，结果在双屿附近的九山洋被明军俘获。
　　其实，稽天等人以前就曾来过双屿，而被官府找来充当翻译的附近民人周富一同稽天恰恰又早已在双屿相识。据稽天供述，是听了林陆观等人的介绍，才知道双屿是通番大港，那里买卖甚好，因此至今船船俱各带有本国之人前来贩番，尚有数百倭人在后来船内未到。
　　由此可见，1544年后，中日这类私人贸易团已很常见，而往返航行日本的船队规模每年都在增大。宁波附近的双屿港则成为中国，日本，葡萄牙等各国海商云集的远东民间贸易中心。
　　为了自卫，中日海商只得武装起来，并同海盗合作，共同对抗官府，从而成为亦商亦寇的武装团伙。于是，这些武装起来的中日海商，一面从事走私贸易，一面不时行劫海上或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居民。
　　朱纨出任浙江巡抚并掌管闽浙两省军务后，决计厉行海禁，并于1548年4月以武力剿平了双屿港。翌年12月，朱纨又因厉行海禁而遭诬自尽。从此，朝中无人再敢轻言海禁，明政府也因此失去了对闽浙两省海外交通的控制。
　　以1548年双屿之役为标志，历时150年的中日朝贡贸易即告终结，私人贸易也走入了恶性循环的道路。以海商海寇结成一体为特征的中日走私贸易在宁波舟山群岛一带愈益泛滥，历时十余年的嘉靖大倭乱也由此引发。
　　1548年双屿之役后，王直招集许栋余部和船队，继续活动于舟山群岛一带，并成为雄踞浙海的最大海商首领。1548年，他即和徐惟学招引日商来舟山马积潭交易，陈思盼则招日商来舟山以北的大衢山交易。1549年和1550年，王直和徐惟学又相继引日人来舟山长涂市贸。
　　1551年，徐惟学将日本商船引至舟山沥港，其侄徐海往谒之，同行日本。翌年，被其叔质于大隅某领主的徐海也带领日商称市沥港。
　　1553年，曾在双屿经商后流入日本的叶宗满也引导日商来市浙海，后因惧怕官军而往市广东之南澳。势力强盛的王直自1551年在沥港建立新的走私贸易基地后，为暂避明军军锋并直接同日本打通关系，1552年又随来舟山贸易的日本商船同行日本。
　　在日本，王直以松浦的五岛为中日私人贸易基地，自已则充当中介商的角色。据《大曲记》所载，王直在平户修建了中国式馆所，通过他，不仅明朝，南洋诸国的商船来往不绝，日本京都，塄港等地的商人也云集此地，因而人们将之称作西都，作为经纪人，王直很受日本商人的信任，于是他招集36岛倭人，自号徽王，并以宁波海商毛海峰为养子，一再率船队到浙东沿海要求通商互市。
　　1557年王直在宁波定海被总督胡宗宪诱捕，1560年在杭州被处决。
　　延至1566年，这场以浙东沿海为中心，南至福建，北及江苏的大倭乱，终告平定。翌年，明政府被迫同意局部解除海禁，新辟漳州为外贸港口，默许私商出海贸易，但日本仍在被禁之列。此后直至明末，宁波在对日贸易中的中心地位，遂告式微。二、宁波在日本人心中的文化地位
　　1、天台宗
　　天台有佛宗道源之称。六朝期间，由于中原战乱，僧道纷纷向南方迁徙。吴大帝赤乌元年（238），高道葛玄慕天台之胜，来山卓庵传道，建降真台、王乔仙坛等。东晋以来，支通、昙光，竺昙猷等高僧来此居住。南朝陈太建七年（575），智颛及弟子慧辨等入山十年，建十二刹，创天台宗，所著《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被奉为天台三大部。智颐开创天台宗后，想建寺庙，因无资金难以动工，在其临终遗书晋王；不见寺成，眼目为恨晋王杨广见书，极为感动，便于隋开王十八年（598），承智额遗意按其亲手所画样式派司马王弘于天台山麓监造建天台山寺，至大业元年（605）钦赐国清寺匾额。
　　自此，天台宗历代祖师相继在此传法，弘扬天台宗教义，久盛不衰，对后世影响较大。
　　天台山与日本文化交流始于中日两国交往高潮的唐代，这主要是中国佛教天台宗东传日本。天台宗源于北齐、南陈，创立于隋代，鼎盛于唐朝，与华严，禅宗是隋唐时期势力和影响最大的三大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建立，是中国佛教史上真正建立宗派的开始。
　　最早在日本弘传天台教义的是唐代高僧鉴真和弟子台州开元寺僧思托。唐天宝十三年（754）高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台教。贞元十二年（804），日本高僧最澄入唐求法，受学《摩诃止观》等天台教义，受大成，获天台山《法华经》籍128部345卷。返回日本后，最澄积极弘扬中国文化，创立了日本佛学界最早的门派天台宗，并获天皇敕封，成为日本的第一个佛教门派。
　　此后，日本许多僧人经临海或入龙兴寺求学或登天台山求法，成为天台宗高僧。为纪念最澄大师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公元864年，最澄受封传教大师，此为天皇授佛界大师之首。最澄后仿天台山在比睿山，兴建与国清寺相似的寺庙，大盛天台宗教义。天台宗佛教在日本广为流传，并遵国清寺为祖庭。自此，日本僧众时来参拜。
　　2、阳明心学在日本地位
　　王阳明对日本的影响有多大？阳明心学在王阳明离世大约80年后传入日本。公元1602年，王阳明的代表作《传习录》传入日本，1650年开始出版。但在这时，日本传统官学是程朱理学，整个社会在严密的等级制度下阶级流动性极差。相对于程朱理学重人伦等级秩序，等级观念更松散更追求平等的阳明心学让许多地位较低的武士、文人看到了提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这样的利好之处，吸引了大量中下层人士支持倒幕和开展维新运动。
　　除此之外，阳明心学中强调的夫君之于民，犹心之于身也谓夫民以君为心也，君以民为体也，体而必从夫心则民亦必从夫君矣的思想，也是符合日本天皇争取夺回国家实际控制权，加强国家精神控制和统一的有力思想。
　　因而阳明心学容易，也的确获得了社会上层部分有能力的有识之士的支持。阳明心学重塑了日本武士道精神，为武士们确定了新的忠诚对象、良知内容。一大批受影响的下层武士走向政治中心，带来了日本传统社会的存在模式的改变，推动那些习惯于传统社会的人走向对外战争和工业化。
　　阳明心学所含有的不同于传统儒家思想的革命性，唤醒了沉睡于旧文化中的日本。同时，阳明心学在日本的最初支持者近江圣人中江藤树及其弟子，在江户后期将阳明心学与兰学一起教授，使得一些人接触到的阳明心学是更加前卫更加带有资本主义新色彩的思想。三、丰成秀吉为何倾心宁波
　　丰臣秀吉平定日本之后，妄图以朝鲜为跳板征服大明，尽管最终被明朝两次万历抗倭战争打的一命呜呼。但其却在出兵朝鲜之前，也有了征服大明之后的盘算，即：奉日本天皇定都於北京，而以其养子丰臣秀次（外甥）为中国的关白，自己则到宁波去定居。
　　在日本人看来，宁波的繁华富庶就像一块蜜糖，无数日本人慕名而来，只想一睹它的风采，甚至很多日本人认为这就是大明王朝最繁华的城市。
　　就这样，宁波成为了日本人向往的天堂，它是日本人心中的圣殿。丰臣秀吉自然也不例外，他有着商人对商机的天然敏感度，他看到了宁波有着诸多贸易的便利条件，可以获利颇丰，而且距离日本也近，便于遥控指挥，所以他选择了宁波。
　　在丰臣秀吉的印象中，宁波还靠近天竺〔印度〕。丰臣秀吉是十分尊崇佛教的，他从政期间曾下令保护佛教寺院，压制天主教的传布与发展，还迫害西班牙教士，开启了日后禁教锁国之先河。
　　丰臣秀吉认为，选择了宁波便可以更好的接近天竺，接近佛教，有利于他的政治统治与思想控制。而且宁波还接近北京，接近他梦想中的都城，他可以更好的控制全国的政治，将全力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然而这实在是一场误会，宁波与天竺之间隔得可不止十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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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宁波，杭州湾南边的一个沿海城市，历史上在我国虽然也比较知名，但名气并不是太大，相比于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杭州等城市就远远不如了，但是在明朝时期，日本的牛人丰臣秀吉曾经非常关注这个城市，一度想着要移居到宁波，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一点，因为当时的宁波在日本非常知名，这是因为宁波是一个航海比较发达的城市，相对也比较繁荣，因此是倭寇经常光顾的地方，宁波从唐朝开始称为明州，到了明朝建立之后，为了避明朝之讳，朱元璋采纳鄞县读书人单仲友的建议，取海定则波宁之义，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将明州府改称宁波府。宁波之名沿用至今，宁波和当时的日本以及琉球原住民的贸易等方面的往来都比较多，日本倭寇也经常从这里抢劫了东西回去炫耀，而日本比较著名的争贡之役也发生在宁波，因此很受日本人关注，而丰臣秀吉之所以如此惦念宁波，显然和贸易往来和抢劫没什么关系，并且也和宁波是不是宜居城市没有关系，而是他的野心促使的。
　　丰臣秀吉就像日本的秦始皇，结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基本完成了日本的统一，然而丰臣秀吉的野心不止于此，他不仅要统一日本，还幻想着统一朝鲜半岛和明朝，所以他发动了对朝鲜的战争，妄想以朝鲜半岛为跳板侵略中国，将中国统一后，把天皇安置在北京，但是以他的养子丰臣秀次为关白（区域性统治者），他将选择定居宁波，之所以选择这里，除了因为宁波是中国知名的港口城市外，也是因为他考虑着如果以宁波为根据地，那么他将可以控制明朝，琉球，日本，朝鲜等地，因为宁波距离这些地方都不远，而且宁波古称明州，坐镇这里也有控制大明的意思。
　　另外，这里紧靠明朝江南富庶之乡，可以供他享受奢靡的生活，向南又可以向南洋开拓疆土，据说他还曾打印度的主意，所以不得不说丰臣秀吉想居住在宁波所谋甚远，既体现了他重视宁波港口城市的作用，而且也体现了他的勃勃野心。
　　首先，日本是岛国。其国土南北狭长，一大半的日本人都居住在沿海地区，其交通、贸易等都很依赖於港口。丰臣秀吉的居城大阪，就是日本当时最大的港口与贸易中心。而我国虽有漫长的海岸线，可在历史上却是实实在在的大陆国家。我国历史上的统治中心，几乎都在北方。而直到近代，北中国的南北运输却主要依赖於运河，而非海路。
　　自南宋至明初，我国的海上贸易都非常繁荣，泉州、明州（宁波）、广州等是我国最为繁荣的港口城市。明朝沿袭前朝之制，设立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诸国朝贡与贸易等，福建市舶司起先位於泉州，而后迁至福州，专供琉球国而设。浙江市舶司位於宁波，专供日本而设。
　　嘉靖年间，日本的细川氏与大内氏大名各派朝贡团来华，后双方因为勘合（朝贡贸易也称勘合贸易，须持有明朝颁发的勘合证件）真伪之辩而引发武力冲突，此即为争贡之役，此事就发生在宁波。宁波在明朝时期，一直是对日贸易的中心，且在广州、福州、宁波等三大港口中，宁波港是离日本的航程最近的。同时，宁波又毗邻中国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故而，丰臣秀吉对宁波尤其青睐。
　　丰臣秀吉想在占领大明后，定居宁波。在泉州广州宁波三大港口里，他只知道宁波。他预备攻下大明后，坐镇宁波，攻打印度。就是尽量把大明纳入版图之内，然后尊圣意，占领天竺印度。当时日本人相信三国世界说，觉得世界只有中国印度日本三个大国，其他国家都是这三国的附属国。所以丰臣秀吉的目的是一统三国，征服世界。
　　丰臣秀吉对大明地理并不了解，当时日本朝野号称：以我军之战力，对付明朝是大水崩沙，利刀破竹。
　　事实上丰臣秀吉被西洋人误导，感觉宁波和北京很近，把天皇安置在北京，他在宁波坐镇能有效控制天皇。他还觉得宁波离印度不远，可以就近指挥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