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系列武昌首义史话之十意义深远

　　【编者按】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辛亥革命，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记忆。在海峡两岸以多种方式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从今天起，本网将连载一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系列文章，揭秘历史真相，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爱国情怀，以飨两岸读者。
　　武昌起义，在辛亥革命中并非首次起义，之所以史称辛亥首义，因其相对于另外历次起义，在推翻清朝统治、创立民主共和的革命实践中，具有鲜明特点和深远意义。
　　武昌起义两大特点。一是厚积突发武昌起义表现为突然爆发，实际有深厚积累。自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埠后，尤其晚清新政在湖北实行20多年，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经过兴办近代化意义的实业、交通、教育、传媒、新军等，酿造经济、文化、思想观念诸方面深刻变化。广大民众和各阶层人士越来越不满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专制、腐败及其预备立宪的自欺欺人，各地时常爆发多种形式的反清斗争，逐步蓄积武昌起义相应的社会基础。1900年爆发于武汉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更为武汉、湖北的志士仁人所向往。从湖北革命先驱吴禄贞开始，一批批先知先觉的革命知识分子、热血青年，一方面在海外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直接联系，一方面在本土深入基层鼓动民众。他们先后以各种名义组织武昌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同盟会湖北分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出版报刊、举办讲学，传播近代民主思想，联络会党、运动新军，组织反清武装力量。特别是，湖北革命党人着眼从内部攻垒，针对湖北新军实行抬营主义，即多方直接、间接打入新军，对本为平息民变的新军夺矛借盾，致力将其从清王朝阵营抬到革命党阵营。辛亥革命前，湖北革命党在与各阶层广泛联系的同时，成功争取成建制的新军，并在湖北新军各标、营设有革命党人代表，推动新军士兵近三分之一参加革命团体、相当部分受到革命影响。这样，与其它地方的反清起义主要依靠会党成员、青年学生而势单力薄、屡战屡败不同，武昌起义以新军中的革命力量为主体，实际为起义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提供了军事上致胜的条件。
　　二是一举百应武昌起义突发于长江流域中游之地、突发于起义计划受挫之时，其一举成功，得到四方响应，决非偶然。武昌起义之前发生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历次起义受挫，多有革命党人对起义地点、方式另作思考。尤其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受到重挫，湖北共进会居正、刘公等人即与时在武汉的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等商定，要以两湖地区为中国革命之主要中心积极筹划起义，要以武昌新军为起义主力军，若湖北首先举义，湖南则首先响应。1911年7月31日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苏、皖、鄂、湘、川诸省设立分会，专门策划长江流域各省起义。特别是该会总干事宋教仁手订计划，决定湖北宜首倡义湘蜀同时响应。长江流域各省革命党人为此加紧准备。湖北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1911年9月14日、24日两次联合开会，为武昌起义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通过系统的行动计划，决定与会的各标、营党代表负责具体实施，同时派专人赴上海中部同盟会总会转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到武汉主持大计。时在香港的黄兴得知有关情况后，表示赞成在武汉发动起义，并致函孙中山及南洋各埠筹款接济，致函冯自由、陈其美、谭人凤等人总结广州起义教训作为武昌起义的借鉴。黄兴还明确提出，湖北地区富有革命潜力，应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10月初，黄兴还在唱和谭人凤的一首七律诗中，颇为自信地预言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这样，实际为各地革命党寄予希望并欲与之呼应的武昌起义，尽管原定10月6日发难未能如期，尽管几次更改计划未能如愿，仍然在清军的严密防范、疯狂弹压下骤然爆发；继而，经一夜激战，占领武昌全城，成立湖北军政府；接着，经一个多月坚守，实现湖北全省十府、一州、一厅相继反正，推动全国十八省市相继易帜。当时有民谣唱颂八月十九武昌城，起了革命军中原十数省，不日皆反正，江水汉水清，历史增荣名。
　　毋庸讳言，武昌起义的具体方面确有很大不足，起义计划早泄、秘密机关被毁、发难时间多改、党人领导缺位（原定起义负责人或受伤、或被捕、或出逃）等，对武昌起义乃至整个辛亥革命的进程造成相当负面的影响。但瑕不掩瑜，武昌起义对辛亥革命的胜利、对近代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简言之，作为首义，武昌起义在辛亥革命中的意义充分体现在首，可大致概括为首胜、首破、首创。
　　所谓首胜，即指武昌起义是清末辛亥革命武装暴动的首次胜利，而且是从1895年10月孙中山率领兴中会骨干在广州发动最早一次反清起义，到1911年4月黄兴率领同盟会精英在广州举行最大一次反清（黄花岗）起义，革命党历经16年10多次武装暴动皆遭败绩后，首次取得历史性胜利，空前振奋革命党人的斗志，极大鼓舞反清民众的信心。
　　所谓首破，即指武昌起义首次攻占清政府的督府衙门、推翻清政府的省级政权，实际将原本完整的清朝封建统治围城撞破一个大窟窿，并通过中部都会起义的成功，在全国引发骨牌效应，为延续二百多年清朝统治的土崩瓦解，为沿袭二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寿终正寝，敲响了丧钟。
　　更有意义的是首创，即武昌起义第二天（十月十一日）首次在中国的行省建立具有民主共和政府性质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政府，武昌起义一个月后（十一月九日）首次在中国的行省颁布具有民主共和约法性质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
　　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政府，依据是孙中山1906年起草的同盟会《军政府宣言》。《军政府宣言》提出同盟会政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特别为革命胜利后建立民国晓喻天下的布告拟出具体格式（天运岁次年月日，中华民国军军都督奉军政府命，以军政府之宗旨及条理，布告国民）。武昌起义后马上建立军政府，即率先将此同盟会的革命建政部署付诸实施，为后来纷纷独立易帜的各省做出了示范。鉴于当时的形势及其需要，草创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政府，设有参谋部、交通部、外交部、书记部、庶务处、统计处、警备司令等，切实组织一系列必要的军政活动，可谓拥有基本职能并有效行使权力的地方政府，其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前一度具有革命的中央政府功能。
　　制订《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也来源于孙中山1906年起草的同盟会《军政府宣言》。《军政府宣言》将国民革命依次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期，约法之治即指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待六年后始解约法，布宪法。故约法是在推翻封建君主专制之后、正式制订民主共和宪法之前的过渡性立法。鄂州约法也就是湖北军政府初具民主共和性质的过渡性立法。
　　《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经首义同志集议，推举宋教仁起草。宋教仁早年留日学习法政，对欧、美、日宪政制度深有研究，东京同盟会期间曾试作草拟待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宪法，武昌起义18天后由上海到达武昌，在汉半个月专修这份约法草案。《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列有总纲、人民、都督、政务委员、议会、法司、补则等七章，共六十条，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规定了政府、议会、法司的组成与职责，基本体现了主权在民的精神和三权分立的原则，可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宪政范畴的大法。该法由湖北军政府会议审订后于11月9日颁布，再由各省军政府代表联合会商讨，虽因当时战事吃紧而顾不上完全施行，但其正式将共和宪政纲领昭示天下，实际潜在而深刻地产生重大影响，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具有国家约法的意义。作为首义之地的湖北省后来成立临时议会，即以此约法草案为依据；响应武昌首义宣布反清独立的江西等省颁布相关大法，亦即对此约法草案的模仿；武昌首义后各省军政府代表联合会1911年12月3日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草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1912年1月第一、二期政府公报上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都将此约法草案作为蓝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则直接为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了历史铺垫。
　　如果说1912年1月1日成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政府，那么此前80天成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政府，则为首义之地民主共和建政的先驱；如果说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具有民主共和宪法功能的大法，那么此前120天湖北军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则为首义之地民主共和立法的先驱。武昌首义在建政、立法上的先试先行，树起中国民主宪政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辛亥革命百年时，武昌首义之地人民系统总结出辛亥首义精神（即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善抓机遇的果断精神、通力合作的实干精神、愈挫愈奋的坚韧精神、革命奉献的牺牲精神），得到普遍共鸣。
　　辛亥武昌首义，业绩彪炳史册，精神永励国人。（作者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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