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的大秦帝国

　　中华帝国的奠基者秦始皇与蒙恬（5）主笔：闲乐生
　　其实，秦朝之亡很多的原因，长城与直道在里面占的比重很小，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我们都没有注意，那就是秦始皇对百越的用兵。
　　据《淮南子》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始皇帝令尉屠雎带领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攻击岭南，先后打败了西瓯人（浙江的百越）、闽越人（福建的百越）与南越人（广东的百越），但是当和西瓯人（广西、越南的百越）打的时候出问题了，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这一仗秦军打的十分艰苦，长达三年不解甲，不弛弩。先是小胜，还杀死了西瓯族的首领译吁宋，但是接下来西瓯人跟秦军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他们躲进深山老林之中，凭着地利不断袭扰秦军，尉屠雎莫之奈何。终于有一夜，秦军遭到了西瓯人的伏击，大败，主将屠睢战死，秦兵伏尸流血牺牲数十万人。
　　现在问题来了，蒙恬三十万就打败了强悍的匈奴，屠雎足足五十万大军，为何被一支小小的西瓯搞成了这副德性？难道是统帅太蠢了吗？不见得。屠雎这个人是什么来头史书没有详载，我们不清楚，但看他能接替一代名将王翦的位子率领半个国家的兵力南征，相信其即使比不过蒙恬，也绝不会是个无能之辈。那么到底是为什么战无不胜的秦军来到岭南，就变的老吃败仗了呢？我想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蒙恬北伐是收复赵国的故土，当地边民既痛恨匈奴的劫掠，自然会站在秦军这边儿，这叫有有群众基础，战争就好打。而尉屠雎南征的是南蛮未开化地，对于那里的越人来说，秦军是侵略者，所以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顽强抵抗。因此同样是拓疆，蒙恬与尉屠雎发动的战争性质不同，结果自然迥异。
　　第二：地方气候不同。蒙恬北伐的是河套地区，那里的气候条件与关中差不太多，士兵们比较适应。而尉屠雎南征的百越地区是南方蛮荒之地，那里气候懊热，地势卑湿，山岭丛杂，瘴雾极重，蛇虫又多。秦军一到其地，不服水土。或为瘟疫瘴气所侵，或为猛兽毒虫所害，往往死亡。再加上当地越人仗着熟悉地形，不断的偷袭秦军。久而久之，秦军士气日渐低落，大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其实《淮南子》的记载本身是有问题的，屠雎不过一尉，比之蒙恬不知差了多少，何以能统帅五十万大军？而且《史记》中从未提及这五十万大军的情况，只在《秦始皇本纪》上说，秦政府曾派了一些犯法的官吏、流民、商人以及在当时地位相当于半奴隶的赘婿（注1）去略取陆梁地，以适遣戍。所谓陆梁，即山谷中平地之意，换而言之，秦军只占领了平地，山林之中仍是越人的天下。另外还有就是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借主父偃的奏疏，提到一笔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然后秦军大败，也从未说过五十万大军以及战死数十万人之事（注2）。总之，秦始皇应只是派了些罪犯去开发岭南罢了，按照法家的说法，这些都是帝国的不稳定分子，留在原处只会生乱还浪费粮食，不如派去岭南当炮灰，还可以开发落后地区，比如修建灵渠以沟通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等。秦始皇的这项罪囚殖民制度后来被汉武帝发扬光大，成为了中国人开疆拓土的惯用政策。其实欧洲人的殖民历史也可提供很多类似的例子，中外在这方面可算得上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总之，秦始皇终究是拿下了百越地区，将其置为桂林（约为今广西省）、象郡（约为今越南中北部）、南海（约为今广东省）三郡。至此，秦帝国的疆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五岭，北过大夏，国土总面积超过347万平方公里，比其上世纪（前四）横跨欧亚非的的亚历山大帝国还大。是当时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可惜夺秦之鹿的西汉初年国力十分疲弱，国土一度锐减至214万平方公里，后来若不是汉武帝争气又将地盘打了回来，五胡乱华可能提前爆发。
　　当然，为了征服百越，帝国毕竟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个代价，直接加快了大秦覆灭的脚步。如果说派蒙恬修长城筑直道对帝国的安危与发展还属必要之举，那么征服百越绝对是秦始皇毕生以来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第一：征服百越是自残式的自损实力。为了统治与开发新征服的百越地区，帝国数十万移民军全部驻扎在象郡、桂林郡、南海郡三郡。然而这些地区山岭纵横，土地贫瘠，沼泽四溢、丛林密布，农业水平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开发成本太大，还要内地输血维持，这直接导致了秦军供应水平下降与内地压力倍增。据《史记淮南王列传》中淮南王刘安的部下伍被所言，当初秦的龙川令赵佗为了给移民的士兵们找媳妇安家，还特意找秦始皇要了三万内地女人，结果秦始皇给打五折批了一万五。
　　总之，岭南之戍，便如同饕餮，不断地吞噬着各种资源、人口，乃至帝国本身。秦作为一个军国主义野兽，其基本生存法是以外养内，即汲取他者资源以滋养自身；同时也可借此消耗国内任何可能造成反抗朝廷的能量。《商君书说民》上说：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又说：能生不能杀，曰自攻之国，必削。法家认为国家想要保持秩序，就必须持续地将民力投入战争，能生（积蓄）也要能杀（消耗），这样才能输毒于外，将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进而兼并天下，这便是秦帝国的基本发展逻辑。
　　可天下一统之后，再无他者可供汲取，或者说，汲取的成本太大，非但没利润，反而要向外输血到长城岭南，那么帝国只能向内汲取，损黎民以肥朝廷。而如此一来，百姓再也没办法得到军功爵位，还要饱受徭役之苦，别说六国之民了，就算老秦人都无法忍受。所以一旦天下大乱，秦吏与秦军则大量逃亡、甚至反叛，结果帝国瞬间分崩离析。陈胜吴广起义后，其部将武臣北渡黄河，一句话就动员了数万豪杰造反，他说：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财匮力尽，民不聊生。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可谓一语中的。换句话说，秦统一天下后不但没有停止它那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战时经济，反而变本加厉开动它的巨大战争机器，去获取短期内毫无利益的土地，这最终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攻之国，消耗过度，精尽人亡。
　　第二，征服百越的是秦始皇平生做的最吃亏的一笔买卖移民大军浪费了帝国大量钱粮，却一点本钱都没捞回来。当天下大乱后，这北方三十万大军，有直道交通，后来还能杀到燕赵之地给咸阳分担压力。然而南方移民军一兵一卒都没有去救秦，而恰好当时的南军统帅南海尉任嚣又病死了，他指定的继任者龙川令赵佗干脆就尽诛各郡秦吏（注3），据险自守，不但眼瞅着帝国灭亡不管，反而拥兵自重，自立为南越王了！
　　第三，征服百越不是当务之急。匈奴潜力雄厚，又占据了帝国的命根子河套地区，所以必须将他们赶走，不能让他们从容壮大。然而百越又何必这么急着去摆平它呢？自古以来，百越从来就不是华夏王朝的心腹之患，因为它既称百越，自然部族甚多，且不相统属，一盘散沙，根本威胁不了中原政权的统治，所以楚国在最强大的时候，也只是开发到浙江湖南地区，并没有接着往南打。汉朝也是养精蓄锐近百年，直到汉武帝最强大的时候，才在公元前109年彻底平服了百越。秦始皇又何必要那么急呢？饭要一口口吃，仗要一代代打，什么都得讲个平衡。修长城筑直道已经耗费了不少国力民力财力了，帝国至少需要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人口物力的繁衍，才能继续下一步的拓疆计划。所以秦始皇最正确的做法，是把征服百越的事情，留给子孙后代去做，可他非要在自己这一辈子把所有事情都做完，这能不出乱子吗？有些事情不是不能做，而是不到时候做，做了不一定付得起那样的代价。秦始皇最大的缺点，就是好大喜功，好高骛远，什么事情都要毕其功于一役，丝毫不怕撑死自己。唉，人有的时候进取心太强也不好呀，要有自知之明，要懂知足常乐，要有追求但不强求，这才是真正好的人生态度。所谓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了。
　　总之，秦之亡，秦始皇要负相当大的责任，但他毕竟为中华做了许多亘古未有、开天辟地的大事，这些大事，几乎比此后两千年大多数帝王将相们所做的总和还要多。当然，这些丰功伟绩，都是建立在数不尽的血泪白骨与广大民众的深重灾难之上。但不管怎么说，满怀开拓与进取精神的秦人，开创了一个独特而伟大的文明，他们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无数宝贵遗产，这一点历史将永远铭记。所以司马迁也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史记六国年表序》）
　　注1：这种方式被称为谪戍，谪发者包括贾人、治狱吏不直者、诸尝逋亡人、赘婿、尝有市籍者、大父母（祖父母）或父母尝有市籍者七种，故汉时又称七科谪。这其中有违法官吏，有逃亡户籍者，还有经商致富者及其后代（破坏了高爵权贵对土地和财富的垄断），秦制统治者认为，这些人危害了国家税收与统治秩序，而且四处流动（没有土地的束缚）不利于管控，故需要严厉打击。至于赘婿，则通过倒插门的方式让家庭规模变大，妨碍了国家的税收与社会原子化，所以也遭到了打击。《睡虎地秦简》中还记载了一条律法，不允许对赘婿授予爵位田宅，子孙三代之内禁止入仕，并且七代内必须在户籍中标明为赘婿之后，优先征发徭役。另外，赘婿从军后，不仅待遇缩水（只有三分之一的饭食，还没肉吃），而且优先作为炮灰，攻城时顶在最前面填城壕。
　　注2：《淮南子》之所以要夸大其词，是因为其主编淮南王刘安崇尚黄老之道，提倡休息无为，还曾上书反对汉武帝出兵讨伐闽越。
　　注3：赵佗乃赵地真定人，又姓赵，或是当年赵国王族后裔，他不救秦而割据为王，恐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长期筹谋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