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什么写史记？

　　一是先父遗传，司马家世袭史官，司马迁有先天赋得的异秉，所谓英才天纵；二是后天习得，从小饱览了皇家史册或典藏。对别人是禁脔，对司马迁是必读书；另外他对名山大川的游览也是化作笔下锦绣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古人所谓：山水者，大块之文章；文章者，案头之山水。三是李陵之祸之后，他生无可恋，唯有一杆秃笔，聊可疏解胸内积愤。用佛洛依德学说来解读，司马迁所有的欲望都升华为写作。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就是这么诞生的。少了任何一个条件都会让这部煌煌巨著逊色。这也是司马迁之后，人间再无能与史记相媲美的煌煌大作。
　　《史记》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在史学和文学方面都堪称不朽的传世经典，其价值不可估量。论历史跨度、论内容的翔实丰富、论文采迄今无出其右者。
　　能创作出这么一部皇皇巨著的人，自然也不同凡响。除了要具备渊博的学识，还得有过人的意志力。司马迁为什么动念写这样一部书？又是什么支撑着他完成了这项大工程？
　　研究《史记》、研究司马迁，有两篇文章是必须烂熟的：一个是《太史公自序》，一个是《报任安书》。司马迁的心路历程，在这两篇文章中表述得非常完整清楚。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两篇文章的内容有很多重叠之处：都提到了自己创作《史记》的初衷，都概述了自己的人生遭际，并且对《史记》做了大概的介绍。然而细观下来，会觉察到两者有显著的区别。
　　先说《太史公自序》。一上来，就是先人有言全文多次提及先人二字，可见这个先人对司马迁影响之深。
　　先人指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一职。太史令是专司政府资料档案文件的官员，一天到晚接触的就是各种外面见不到的古籍史料。司马谈本人也是卓有成就的史学家，这就为司马迁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和环境。
　　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接替其父成为新一任太史令，兼承家学及工作便利，博览古籍；再加上二十岁开始漫游全国的经历，使他已经有足够的积累来完成一部史书。于是，四十二岁那年，司马迁着手写作《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他反复提及先父所言，表明自己的著述首先是为了完成其父之愿，传承祖业这是他写作《史记》的第一个原因。
　　对于司马迁的写作动机，曾和他一起参与定律例的上大夫壶遂提出过质疑。壶遂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因为不被当时的掌权者赏识，不得已而为之；你司马迁如今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干嘛还要做这种事？
　　对此，司马迁的回应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是我的职责！
　　司马迁再次引用他父亲的言论，历数以往各朝各代：伏羲时创作《易》的八卦，唐尧、虞舜的功绩由《尚书》《礼》《乐》记载，商汤、周武的隆盛见于《诗经》，对夏商周三代美德进行褒扬的是《春秋》。而我们汉朝建立以来，直至当今的圣明天子，顺天应人，威震六合，做臣子的，对此竭力颂扬，仍觉不够。贤能的士人不被任用，是君主的耻辱；圣主在上而其仁德未被记载传扬，则是史官的失职了。而我就担任过这个职务，如果废弃主上的明圣和盛德不记载，埋没了功臣世家和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违背了祖先的教训那我的罪过就大了！履行职责，恪尽本分这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第二个原因。
　　肯定有人会说：这不是在拍皇上的马屁吗？说实在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替汉武帝歌功颂德？当然不是！但在当时，他要把这件事做下去，首先就要找个立得住脚的理由。把自己写作的初衷定义为颂扬今上的功绩，这就堵住了那些质疑者的嘴。
　　这两条理由都中规中矩、冠冕堂皇，但都不是最重要的。读过《报任安书》才会知道，司马迁坚持完成《史记》，最根本的动力是为了自己。
　　我十年前第一次背诵《报任安书》，到现在，这封信来来回回背过不下百遍。这篇文字的亮点实在太多：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文采洋溢正是这些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使我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作者的心情。
　　司马迁在这封书信中称自己为刑余之人扫除之隶闺阁之臣刀锯之余可见，他心里的自卑。古代的各种酷刑，如车裂、菹醢等，固然令人发指；但相比起来，另一类更惨无人道，其中的代表就是司马迁所遭受的宫刑。
　　前一类刑罚只是把肉体上的痛苦放大到极致，然如黥刑、宫刑等，则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前一类刑罚再痛苦，也持续不了太久，因为它是致命的，人一死痛苦也就随之而去；而像宫刑这样的，不会致死，而是让人在耻辱中苟延残喘，真正堕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狱。
　　《太史公自序》是为《史记》写的序言，措辞表意当然要规范谨慎；《报任安书》是给朋友写的信，自然更随意，可以在其中坦露心迹。
　　司马迁借这封信详细地回顾了自己人生中的这次重大变故，倾诉了心中的委屈和愤懑，甚至还有怨恨。他怨李陵不能守节而选择降敌虽然承认他是个国士；他怨当自己遭难时，身边的朋友亲信没有一个站出来替他说话虽然他将其归罪于自己平时不热衷于维护人际关系；他怨汉武帝曲解了自己的意思，施以重刑虽然口头上说是自己没把话讲明白，导致圣上误会。总之，自己无端蒙受这样的不白之冤，真是悔恨交加
　　在这种心境下，说他含辛茹苦写《史记》是为了歌颂谁鬼才信！
　　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于尊严看得非常重，他们有一种源自身份的骄傲。而在司马迁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宦官的地位是极低的，尤其是在士人眼中，根本不屑与之同列。
　　孔子到卫国，看见卫灵公和宦官雍渠同乘一车，马上离卫国而去；商鞅觐见秦孝公，是宦官景监引见的，赵良据此劝商鞅引退，因为觉得他进入仕途是借了宦官的力，很不光彩。那个时候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不堪。
　　司马迁觉得，自己身居大夫之列，本就不该受刑；受刑也就罢了，偏偏受的是宫刑！这样的耻辱，使他终其一生都活在尊严被摧毁的痛苦中。
　　首先是来自外界的压力。《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及为天下观笑为乡党所戮笑他在邻里乡人前再也抬不起头，任人指指戳戳。另一方面，在朝中，他也无颜再说话。
　　任安之前给他写信，建议他向朝廷推荐贤才。司马迁在这封回信中反复申明：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有什么脸、什么资格再推贤进士呢！我这样的人在朝堂上说话，不是轻蔑朝廷，羞辱当朝的士人吗？如今的情况，无论我用什么言辞来美化自己、为自己分辩，也是徒劳，没有人会信，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一句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让人深切地感知到其处境的艰难。
　　其次是心里的纠结和自卑。他自陈，从先人开始，家里就是史官。而这个官职的地位，用他的话说，是被主上玩弄，如乐工、戏子一般被畜养，被世俗所轻蔑的。
　　本来已经是这样，再加上自身遭受如此不堪的刑罚，真是低到尘埃里去了。士可杀不可辱，这样被人轻视、践踏地活着，远不如一死痛快。然而他思来想去，又不能选这条路。
　　原因就是他认为自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自杀时机。他觉得若要保全名节，就应该在受刑之前自我了断；若因为一时迟疑，拖到受刑之后再自杀，那便于事无补了。
　　再有，他自我评价，当目前为止庸庸碌碌、毫无建树，就这么死了，不但不能触动任何人，反会遭人耻笑。
　　那么把自己的冤屈表达出来，向世人申辩，又是否可行？
　　司马迁说，没用。道理很简单：于俗不信。既受了刑，便再也没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此时再辩解，徒然自取其辱。
　　不能以死解脱，又不能将委屈宣泄出来求得他人同情；在朝为官不敢说话，又不能致仕退隐；在乡里抬不起头，连为父母上坟的脸面都没有；出门被人指指点点，在家自己愁肠百结。司马迁描述自己日常的状态就是心里总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出了门不知道往哪儿去；一想到自己遭受这种耻辱，立刻汗流浃背，把衣服都湿透。这才真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理由可以支撑他活下去未竟的事业。他在两篇文章中历数了自古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各位先贤，称其为倜傥非常之人，其中包括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李斯、韩信等。这些人都有过常人不堪忍受的遭遇，却仍做出了非凡的成就，这就是志向和意念的作用。
　　显然，司马迁将自己也列入其中，他希望能凭借一部旷世之作传名于后世，一雪前耻。这是他创作《史记》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细究《报任安书》中这句：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会觉得其中有一种报仇的快感。
　　偿前辱之责（责同债）这是要清算跟谁之间的债？而司马迁此时已被重新起用，任中书令之职，说明皇上已经原谅他了，为什么他又会想到万被戮呢？是谁、是什么会导致他有被杀一万次的危险？
　　这两个问题指向一个答案他要报复，报复那个曲解了他的本意而用酷刑令其致残的暴君！虽然这样的做法一旦被发觉，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但他心意已决一定要做！而这个报复的手段就是完成《史记》，利用史官的特权让汉武帝在历史上留下永远的污点。这，是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这部皇皇巨著的第四个动力。当然这样的文辞必定是隐晦的、不露声色的，但仍有迹可循。比如《史记汲黯传》里就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样的语句。这就是在严厉批评汉武帝是个面慈心狠、贪婪纵欲之君。而汉武帝耗尽天下财力，穷兵黩武以满足一己权力欲望；滥杀大臣、残暴专断的恶行，也通过司马迁之笔留在了史书上。
　　此外，在《封禅书》一篇中，司马迁下笔毫不留情，对当时盛行的封禅求仙的荒唐风气进行了深刻批评，暗中讥刺汉武帝迷信而千方百计祈求不死药的无聊之举。
　　总之，司马迁口口声声说写《史记》是为了宣扬当朝明君的英明圣德，使其不被埋没；而实际上，《史记》对汉武帝的各种过失毫无隐瞒包庇，整体来看，对其抑多褒少尽管司马迁作为一名尽责的、有良知的史官，不会杜撰、歪曲事实，但面对这样一个毁了自己一生的凶手，他很难在取舍史料、撰写评议时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
　　可以说，司马迁成功了。这部千古奇书使得他的所有目的传承祖业、尽责守职、洗冤雪耻、名耀后世全部得以达成。他的人生通过《史记》得以逆转，由一个最卑下、最不堪的身份一跃而为世人仰望，跻身圣贤之列。
　　如此看来，是苦难和强烈的屈辱感成就了他。而寄托了他全部心血和期望的这部史书，以及其中蕴含的精神，亦遗泽于我们这些后世人。
　　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已潜心撰述《史记》七年之久的司马迁因替名将李陵败降匈奴的事辩白，触怒了汉武帝，惨遭宫刑，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从身体上说，大质已亏缺，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从心态上说，与宦官为伍，被视为无行之人。因此活下来比死去更要痛苦百倍，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是，司马迁硬挺着活下来了，他忍辱含垢，发愤著书，耗尽毕生的才华和心血，为自己、为时代、为民族写出了《史记》这部超迈古人，凌驾百世的历史巨著。
　　司马迁忍辱著书的动力来源于哪里呢？这主要取决于他气势恢弘的人生观和悲壮浓烈的生死观。
　　以立德、立功、立言为核心的激进人生观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剖析自己在受宫刑以后所以隐忍苟活的原因：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句话直接脱胎于孔子的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称焉。他又曾用儒家非常激进的立德、立功、立言来鼓励自己的好友挚伯陵勇于事功。好名，尤其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不朽，是很有价值的。庄子的等死生、齐万物、泯是非，自然是不好名的；佛教讲弃世出家，当然也不好名，但这种消极无为怎么能够作为人类主流思想推动社会进步呢？勇于事功的人生追求，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种见解标志着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形成了以三立为核心的人生观，同时又将其升华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身上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气概，铁肩担道义，秉笔写春秋。这种自信，既是司马迁的性格特点，也是他在《史记》中所描写的许多人物的共同特征。
　　三千年的历史长河，其间活跃的人物如鲤鱼跳龙门，什么人才可以有幸跳跃司马迁手中这只如椽大笔的龙门，青史留名呢？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表述他选人入传的标准：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如，他为商鞅立传的原因是：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尊其法；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歌颂刺客：其事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在《游侠列传》中歌颂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第一次在正史中为地位低下的商人写传，歌颂了许多大商人为社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但我们却恰恰从班固的批评中看出司马迁迥异于常人的选人标准，以及《史记》中这种非同一般的个性色彩。
　　《史记》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积极入世、勇于建功立业、豪情万丈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人类社会正是靠这种锐气和力量，才得以不断前进。
　　困厄逆境并不可惧，忍辱奋发方能成功
　　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栽跟头、受挫折在所难免，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如何激励自己走出困境、柳暗花明呢？司马迁认为，人在困厄面前应该百折不挠，忍辱发奋，凤凰经历涅槃，方可获得新生。司马迁自己是这样做的，受宫刑对司马迁是奇耻大辱，他宁愿九死而不愿一生，但想到自己尚未完成父亲的遗愿，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更加艰辛的路忍辱苟活，发奋著书。因为他有一颗没有被阉割，也永远阉割不了的心，身残处秽而灵魂高尚。他以历史上的周公、孔子、屈原、左丘明等伟大的人物为榜样，在打击中崛起，在困辱中奋进，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并没有说大话，经过十多年的潜心著述，人类历史的光辉巨著《史记》终于完成。正因为受宫刑这种奇耻大辱，让司马迁擦亮了眼睛，洞察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他的思想升华了，境界提高了，表现在《史记》中对人、对事的看法更敏锐、更深刻、更理智了。
　　司马迁不仅自己在逆境中忍辱发奋，而且在《史记》中，他也表现出对这类人物的特别偏爱，极力褒扬那些不怕困难，百转千回的历史人物，如苏秦、越王勾践、范雎、季布。
　　《苏秦列传》写苏秦穷愁潦倒的时候，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用悬梁刺股的毅力发奋苦读，后来身佩六国相印，所有亲人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苏秦感慨万千：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惮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很多人小富即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就泯灭了自己的进取之心，而一个有作为的人，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屈辱，都毫不妥协气馁，越是被逼到绝境，越能触底反弹。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蒲松龄称颂他：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范雎早年曾被魏齐所害，千辛万苦逃到秦国，几经奋斗，做了秦相，逼得魏齐自杀，报了深仇；韩信曾受胯下之辱，项羽的猛将季布曾屈身为奴他们之所以忍辱含垢，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有东山再起之时，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远大的人生抱负。
　　人生路漫漫，人们常说：三贫三富不到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应当怎么面对逆境和挫折呢？是一蹶不振还是擦干眼泪奋然前行呢？司马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章可循的光辉典范。不平则鸣、穷而后工，这既是对不幸者的宽慰，也符合祸兮，福所伏的辩证法则。司马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异常宝贵。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孟子曾就生与死的问题谈过自己独到的见解：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勇于面对，敢于担当，司马迁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与孟子英雄所见略同。他认为：人在生死关头要慎于抉择，要死得重于泰山，万不可死得轻于鸿毛。司马迁由于惨遭宫刑，为此而痛不欲生，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十分矛盾痛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终选择活下去，因为这里面蕴涵着一个有无意义、有无价值的问题。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史令，如果这时候他死了，与蝼蚁何以异？最终他也将沦为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有谁会记得一个被封建专制统治戕害的小生灵呢？而如果他选择活下来，虽然身心会倍受摧残，但司马迁坚信他的著作会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一切都将大白于天下，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如果这样，即使被戮杀一万次，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我们很庆幸司马迁做了这样的选择，不然，于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等方方面面都将是一个空前的损失啊！司马迁在《史记》中宣扬了一种壮烈的生死观，生要生得轰轰烈烈，死也要死得感天动地。
　　项羽兵败垓下时，他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李清照颂扬他的诗永远回响在历史的天宇：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虽死，英名永存。
　　陈胜在生死关头的勇敢抉择让司马迁景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短短几句话，句句涉及生死的大问题。陈胜认为要死就要为国家大事而死，这样的死顶天立地。
　　蔺相如先是为了和氏璧，后又为了赵国的尊严，两次在强秦面前奋不顾身，司马迁对此无限敬佩。他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这里整个谈的都是生死观的问题，蔺相如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话铮铮作响，坦荡无私。
　　《史记》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三千年历史大舞台上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事，更是我们做人的典范。司马迁借历史这个大舞台，弹奏出了贯穿于《史记》的昂扬向上、永不言败、惊天动地、激烈悲壮的时代主旋律。《史记》极富阳刚之美，是一部男子汉的书，《史记》中的英雄人物群像身上体现出的是悲壮而不是悲哀，它永远不会让人颓废消沉，而是激发人热血沸腾，急进拼搏。我们现在经常在谈论对人的三观教育，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世界观就是绝好的教材，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如何体现生命最大的价值，使人生绽放出最灿烂的火花。司马迁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然而他的精神尤其伟大，这种精神将会经天贯日，与日月同辉。
　　因为以前没人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