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医学巨擘黄家驷医道垂世，母亲抚养成人，包办婚姻美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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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家驷回国后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并为上海的中山、华山、同济等六个医院的胸外科创建、发展、付出了心血。
　　当时人们风趣地说，别人都只能是传帮带，只有黄家驷是传帮跑。他总是不问路途远近，有车时坐车，无车就步行，到处上门去帮助各个医院发展胸心外科。
　　解放前几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以他个人的工资养活一个四口之家，经济上是很拮据的。他一无家底，二无外快，虽没有断炊，也有朝不保夕之虞。
　　朋友问他：不少名医都在业余时间私人应诊，还有的自己开业，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增加点收入？他回答：告诉你，不少人找我联合开业，但我都没答应。我关心的是我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老师。
　　记得有一次，一个不知道他脾气的病人家属，送来两块小小的金条。他觉得这是对他莫大的侮辱，一时推让不及，他竟将金条愤而扔出窗外。
　　过着这种苦生活，他的妻子毫无怨言，也从未劝说过丈夫出去开业，他自内心爱她，感激她！
　　徐春棣为了全身心支持丈夫，给孩子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几乎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包括事业和健康。1947年，她因医疗事故经受大手术后，健康受损，加之以前积劳成疾，罹患多种慢性疾病，健康状况急剧下降。但她始终默默地守护在家庭后院，井井有条地操心劳累。
　　全国解放前，上海医学院校园内活动着的地下党人员面临着白色恐怖的威胁。
　　有一次，国民党特务包围了上医校园并展开对地下党员的搜捕。当时上医的学生会会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处境危险。黄家驷在中山医院闻讯后，当即带上担架，和几位医生来到上医，把这位爱国学生乔装打扮成病人带回中山医院救治。事后又将这位特殊的病人打扮成家属以助其逃离医院。
　　那时，他的家几乎成了上医进步学生的避难所。一有风吹草动，大家就会往黄教授家里跑，因为大家知道黄老师会保护我们。
　　上海快要解放了，朋友们见面后总是悄悄地说：情况不妙啊，你走不走？有不少朋友真的走了，或随着南京政府撤退，或移居香港或国外。
　　有位老同学问他：我们走不走？不走！1949年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正在上海的黄家驷怀着怀着对人民解放事业的崇高信念，在住地迎接了祖国的黎明。
　　黄家驷全家福
　　一唱雄鸡天下白，陈毅市长在解放上海后的第二个月里，邀请黄家驷等科学家参加了民主教授座谈会。
　　陈毅同志语重心长地说：科学艺术是没有阶级性的，它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你们不跟国民党反动派走，留下来坚守岗位，说明你们是爱国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黄家驷听了这话，感到无比的温暖，几乎滴下热泪。
　　这时的黄家驷，已经43岁了。他的技术终于有了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到，祖国需要他的技术，人民需要他的技术！他的专长和祖国的富强，如今是紧紧地糅合在一起了。
　　他的心情非常振奋，每天从早忙到晚，妻子出门前在他面前放好了吃的东西，回来后还照样摆在那里。有时妻子喊他吃饭，他也只是把正在写的东西，从书桌上搬到饭桌上，继续写。直到妻子快要生他的气了，他才暂时停止工作。
　　上海解放
　　黄家驷从不把自己当作象牙塔里的教授。他是一位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一旦国家需要，他就是一名白衣战士奔赴前线冲锋陷阵。以前抗日战争时期如此，在抗美援朝时期也如此。
　　1951年1月，黄家驷作为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总队长，穿上志愿军军装奔向东北。他的行动立即在上海乃至全国医务界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后来的电影《和平鸽》，即以这一事迹为背景。
　　在那里他看到部队医疗条件差，便积极编写教材，训练部队医务人员。并多次要求过鸭绿江去实地考察。在生活安排上，他坚持取消了大、中、小灶的差别，全队成员吃同样的伙食。
　　长白山下的冬天，零下三四十度。每次来一列车伤员，他就带领大家用担架去抬。然后，跳到大池子里为伤员洗澡，消灭虱子，检查病情，再分别伤号的轻重缓急动手术。他知道，一般人在手术后麻醉药渐渐失效时，伤口剧痛难忍，病人不是大声喊叫，就是要吃止痛药。但是，志愿军伤员手术后醒过来，却高喊保卫祖国！这使得黄家驷深深感动了，只觉得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泪挂双颊。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黄家驷十分关怀和器重。1951年11月，毛泽东主席邀请他共进宴席，就坐于主席身边亲切交谈。
　　1955年3月19日，黄家驷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十分珍视这份荣耀，把这一天称为终生难忘的日子。
　　一九六四年，他下乡去湖南湘阴，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住在关公潭公社农民黄保生家，和一位年轻的同志在这家做厨房的外屋合睡一张硬板床。
　　他和农民同桌吃饭、谈心，卷起裤腿修堤挖土，脱掉鞋袜下水田插秧，深深地了解了农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下乡近一年中，他风雨无阻，在田头、农舍巡诊看病。
　　对于病重不能前来就诊的，不论路途远近和时间早晚，均上门出诊，乡亲们亲切地称他是北京来的白头翁。
　　1968年冬，黄家驷下放江西永修干校劳动，造反派几个人神气活现，傲慢地随便称他为老黄，谈话都是命令式的语气，黄家驷看上去神态依然如昔，乐观和泰然自若。炯炯的目光，表达着他内心的坚定和信心。
　　运动中，他不断被人罗织罪名：反动权威、走资派、地主、特务等等。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多次关心他、保护他。周总理严正驳斥了那些诬蔑之辞，他说：黄家驷是个医生，他的手术做得很好。1969年9月，逆境中的黄家驷见到了总理，激动得流下热泪。
　　在遭遇磨难打击之下，黄家驷始终恪守一个共产党员和人民医生的义务和职责。
　　在河北新乐教改，他对不幸中断学业的学生们言传身教，帮助他们补回失去的时间。在江西永修干校期间，除了劳动，他还被派往当地的江益卫生院开展外科手术。在农舍暗淡的灯光下，在缺少助手、麻醉师、消毒和护理条件的情况下，他克服困难，亲手操持一切。
　　粉碎了四人帮，十年浩劫的摧残，使他苍老，不如过去健康了，黄家驷已经七十高龄了。
　　但他看到国家积重难返，教育事业破坏严重，人员四散的局面，心不能安。他不顾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干扰，不辞辛劳，致力于医学科学事业的重建和整顿。
　　他亲自参加各院所的基本建设规划，解决房子问题，调人问题，安排医大学生回炉进修、送人出去深造、恢复八年制的医大等。
　　一位姓周的学生，1973年回协和医院进修，他的老师黄家驷帮助联系了，学生实在过意不去，就打破老师订下的规矩不可给他送礼。弄了些西北的土特产头发菜、胡麻、大豆。
　　可是寄包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只是多了一层寄物地点包布。正如他自己常说的：我是你们的老师。老师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帮助你们成长。你们成了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就是我的最大快活，就是对我的最好的感谢！送东西送礼我最反感！
　　1982年，黄家驷的腿部疼痛行动不便，后得到了确诊，是动脉硬化引起的供血不足。当时国外的朋友已为他安排了出国免费手术的机会，但他最终还是决定在国内做手术。他给女儿的信中说道：考虑再三，我的治疗要立足于国内，由于我的地位，不能不考虑国际影响。同时也能给国家节约一笔外汇。
　　当他已成为蜚声国内外的著名医学专家时，荣誉并没有使他停步不前。他立志要留下一部有用的医学书籍。
　　他老当益壮，兢兢业业地忙于自己主编的《外科学》的修订再版。他不顾七十八岁高龄，每天近十个小时的阅读写作，使他眼底出血，视力减退。他就每读一小时站起来活动一会儿，接着再读一小时。如果没有会议或其他活动，仍然是一天八、九个小时的工作量。
　　1984年是黄家驷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年头。5月11日晚，他因劳果过度而心脏病发作。在妻子的照料下，经口含硝酸甘油而缓解。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他一天都不肯休息。第二天早饭后就直奔外科学编委会的会场，直到晚饭后才回家。第三天又是一整天的政协会。14日的那一天，他的工作日程上是一整天的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
　　开会前，他还和会议秘书通了电话说：我马上就来。哪知在赴会途中，病魔又一次袭来。他不得不去到途中必经的门诊大楼。
　　上午九时许，北京协和医院东单老门诊楼六楼的外宾高干门诊室外，面色苍白的黄家驷谦虚地对排队的人群说：我实在不舒服，能让大夫先给我看吗？
　　外宾医疗科副主任张尤局大夫扶着他缓缓走进了诊室。张大夫对医生说：黄院长心脏不舒服，请你先给黄院长看看。当班医生正是黄家驷的学生，他上前扶着老师躺到诊查床上，戴上听诊器听诊，居然听不到心跳。
　　他立刻开始做心脏按压，同时大声疾呼，叫护士推抢救车过来，并叫上隔壁诊室的周志超大夫一起来抢救。嘱咐护士准备好心脏三联注射，做心内注射。外宾医疗科立刻呼叫全院抢救系统。
　　心内科吴宁大夫、麻醉科、急诊科等的教授们都第一时间赶来了。经过连续两次的电除颤，黄家驷的心跳才得以恢复，自主呼吸也恢复了，静脉通道打通了。他的眼睛睁了开来，嘴角动了动，好像要说啥但没有说出声，紧接着眼睛又闭上了。
　　这时候，方圻主任、戴玉华大夫闻讯赶到，医科院吴阶平院长也赶到了。抢救现场立即成立了由吴阶平、方圻主任和几个科室的教授们组成的抢救小组。
　　抢救已经进行了五个多小时，到下午3时许，抢救小组领导还正在考虑是否要将他移动到病房时，黄家驷再次出现心跳骤停。抢救小组全力以赴，采用多种措施，但仍未能挽救他的生命。黄家驷永远离开了，长逝在他学习、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
　　当天（1984年5月14日）傍晚，新华社发布了一条简短的讣告：我国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黄家驷教授，因突发病医治无效于今天下午在他学习、工作了一生的北京首都（协和）医院逝世。享年78岁，他未竟的事业，留给了后人，他的精神，与世长存。
　　噩耗传来，震动了医务界。人们无不惊愕于他的突然长辞。中国医学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他的案头还摆满了各种书籍和他的未竟篇一一新版《外科学》的稿纸。他那未能完成的日程表竟排得那么满。
　　5月23日，前来吊唁的行列中，有带着氧气瓶泣不成声的重病人，有乘坐轮椅的残疾人，国内外唁电、唁函如雪片般飞来。
　　他的妻子徐春棣悲痛不已，写下七绝一首《悼家驷》，以示哀挽：
　　老骥伏枥思远程，临危犹为四化拼。
　　悲风泪雨医林震，誉满功高痛湿襟。
　　黄家驷逝世后，许多个人遗稿和医学研究资料，尚未系统整理。徐春棣携同儿女，夜以继日开展收集整理工作，为医学史料的搜集、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家驷曾说过，自己的一切成就和贡献，同妻子的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徐春棣高等学府毕业，又擅长书画诗文，留下诗词作品千余首。她为了家庭甘当绿叶，放弃自身事业，培养了一对优秀儿女。他们的子女悉数成才，女儿黄文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从事基础医学研究工作。儿子黄文昆，系中国考古学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从事文物出版工作。
　　1991年10月，徐春棣病重不治，驾鹤西去，享年83岁。
　　在《黄家驷外科学》第四版编委会上，左起：裘法祖、兰锡纯、黄家驷、吴阶平、曾宪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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