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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困在“总部外迁”的传言里

在全球互联网发展史上,2000年注定是个特殊年份:这一年,硅谷互联网巨头和中国互联网企业们首次感受到,什么叫“泡沫破裂”“凛冬已至”。

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点狂泻至1100点,让后来的“致敬者”A股都献上了膝盖。

但2000年1月喜提软银2000万美元融资的杰克马,当时雄心万丈。

他将仅成立了1年的阿里巴巴总部从杭州搬到美国加州的硅谷,把国内总部搬到上海,还在香港、韩国、欧洲等地设立办事处。

阿里由此成了CNN说的“第一个迈向西方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高大上归高大上,马云很快为此交上了不菲的学费:那时候,阿里每月光花销就高达200万美元,收入却微乎其微,账面上的钱都不够烧了。

到了2001年,马云和关明生(原本是通用公司高管,受马云邀请于2001年1月来到阿里担任首席运营官)等人,召开了一次阿里版「遵义会议」。

在会上,关明生提出了三大战略:Back to China(回归中国)、Back to Coach(回归沿海)、Back to Center(回归中心)。

在此之后,关明生开启了一场大刀阔斧的变革:一天之内,他把美国团队从40人裁到仅剩3人,此后还相继关闭在香港、北京、上海办事处。三个月后,阿里每月开销从200万美元减到了50万,度过了危险期。

自那以后,阿里总部就再也没离开过大本营杭州。

直到2022年11月,阿里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搬了总部”——有传言称,阿里正在新加坡筹建全球总部

到了今年1月,该消息谬种流传且越传越盛,逼得阿里方面不得不出来澄清:“阿里巴巴出生在杭州,生长在杭州,发展在杭州,阿里全球总部始终在杭州,是自然也是必然。”

4个月后,类似传言又缠上了拼多多。消息称,拼多多总部将从中国迁至爱尔兰。

理由是,拼多多提交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20-F文件显示,该公司的“主要行政办公室”在爱尔兰都柏林,而2月份的文件上所列地址是上海。

拼多多尔后的回应跟阿里如出一辙:拼多多出生在上海,成长在中国,拼多多总部始终在中国上海,不会改变。

平心而论,企业总部设在哪,本是企业自己的事,搬不搬都很正常。

但在当前语境中,跟国内互联网企业总部搬迁相关的传言,总带着些许不正常的意味。

01

大厂再大,都没有免于流言缠身的豁免金牌,这已是当下互联网大厂面临的真实舆论生态。

对大厂而言,绝大多数流言都不值得回应,多看它一样就算是企业输。

那为什么阿里拼多多要对离谱的“总部外迁”传言这么敏感?

究其原因就在于,这口没来由的“锅”,它们有些背不动。

这年头,跨国企业搬迁总部,并非什么罕见情形。

2018年,戴森在业绩报告中就宣布,将总公司功能从英国马尔姆斯伯移至新加坡。

2020年,甲骨文考虑到综合成本因素,将总部从加州硅谷搬到德州。此后跟随其步伐的,还有特斯拉、惠普。只不过,今年2月,特斯拉工程总部又搬回了加州。

但整体而言,总部搬迁的企业仍是少数——新古典区位论、波特菱形理论和GEM模型已经就“为什么”给出了答案。

建了10年的杭州西溪园区全球总部将于2023年底全面建成的阿里,已成上海滩互联网企业头牌的拼多多,都没发出过要搬迁总部的信号。

阿里旗下东南亚电商平台Lazada的新加坡办公室大楼说成阿里全球总部,将拼多多旗下的电商全球化业务temu的欧洲据点说成拼多多全球总部,显然是混淆。

这类混淆误认缺乏基本常识,可阿里和拼多多还是不得不出来回应——它们必须跟“润”字切割。

在供应链“外溢”的背景下,作为两家头部中国互联网企业,它们得谨慎地防止被“别让××跑了”之类的句式碰瓷。

一旦碰上了,企业的形象修复成本就会被反资本情绪助推下的“疑者恒疑”心态拉升,没准莫名其妙地就得背负“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的骂名。

02

可以预见的是,阿里拼多多遭遇的“总部外迁”误解,以后还会被更多企业遇上。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用户规模触顶,“卷则思变”的中国头部互联网企业们都将“拓增量”的方向瞄准了海外。

21世纪头个十年是Copy to China(抄到中国),第二个十年是China to Global(走向全球),如今是Born Globals(生而全球化)……这是中国互联网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进阶趋势。

前不久,《华尔街日报》就报道,3月份,美国下载量前5的应用程序中,有4个来自中国,其中Temu、CapCut(剪映海外版)、TikTok、Shein(跨境快时尚零售商)分列前四,第五名是Facebook。

中国企业出海的App能霸榜App发源地美国的应用下载榜,直接印证了其攻势之猛。

企业出海,遵循的公式是:Local+Global=Glocal。光有全球化思考,没有本地化运营,很难走远。

所以许多跨国公司都会在母国设全球总部,在东道国设海外子公司、分公司或附属企业,有的还会设置地区总部

很多企业地区总部的选址,会看重涵括基础性资源(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商业环境等)和创造性资源(完善的法制生态、高效的金融体制等)在内的地缘条件。落户在哪,本质上也是对那里宜商环境的“用脚投票”。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上海累计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891家,外资研发中心531家,是中国内地城市中“地区总部”最多的。

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同样免不了要在海外设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等。

这里面,那些“借势全球化”的企业,往往会将全球总部放在国内:如自我定位全球化企业的联想,就将北京定为全球总部,在美国设立了全球行政中心+运营中心;Temu总部在广州番禺,跟Shein比邻,但美国总部设在波士顿。

有些“生而全球化”的企业,可能会将全球总部放在海外:如跟抖音进行了“切割”的TikTok,就将全球总部放在了新加坡,当然了,这无碍于字节跳动的全球总部在北京。

这两年,数据安全成了出海互联网企业头上被收紧的紧箍咒。3月下旬的TikTok听证会,就是个标志性事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企业在注册地或地区总部选择上,会揉入更多“合规性”方面的考量。

TikTok全球总部在新加坡,Lazada集团总部也在新加坡,就不乏对这层因素的考量。

Temu将都柏林作为海外业务法律注册地,大概率也跟这有关——就在4月初,美国国会下属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发布的分析师报告中,还提到了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的“数据安全、采购违规、侵犯知识产权、利用贸易漏洞”等风险,并点到了Temu和Shein的名字。

03

某种程度上,很多中国互联网企业面临的是两难处境:形势逼着它们不得不“走出去”,出海之后,不在海外设地区总部,不搞本土化运营,很容易遭遇水土不适,还可能面临合规难题;设了海外办公地点,又容易被误解成“总部外迁”。

虽说误解者终归是少数人,可以讹传讹过程中的声量扩散经常是滚雪球式的,企业也可能因此被放在舆论烤架上炙烤。

考虑到当下有些互联网企业已如惊弓之鸟,经不起无谓质疑的铁锤敲打,包括网民在内的社会多方,当尽力避免这样的误解。

毋庸置疑,让中国互联网企业将全球总部留在中国,是很多国人的共同期许。

毕竟,“总部经济”又可拆解为税收贡献效应、劳动就业效应、消费带动效应、社会资本效应。现实也表明,一个城市的跨国公司总部越多,外资利用率、产业集聚度就越高,发展程度也就越高。

2008年,曾有数据就显示,福布斯2008年排行榜上排名前2000的企业中,仅有34.3%的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

到了2018年,亚洲五大跨国公司总部城市(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和东京)中,中国城市已居三席。

近两年,通用汽车的国际运营总部、汽车芯片大厂安森美的全球配送中心从上海迁往新加坡的消息,引发了很多人对“总部外迁”问题的关注。

在此形势下,渲染阿里拼多多“总部外迁”,似乎也契合不少人对于“大变局”的想象。

但想象力再怎么发散,都得让事实先行。

出海发展跟总部外迁,兴许也有关联,可遵循的通常是两套商业逻辑。

在“提振信心稳发展”成经济复苏主线任务的当下,要相信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觉悟”——它们在眼下这节点上以总部外迁方式“逆行”的可能性为零。

马云、刘强东都回来了,就说明了很多事。

就在今天,顶层会议上提到,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把外商投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千方百计稳住外资,防止产业链转移”。

防止产业链转移,自然也需要把更多总部留在中国,尤其是中国自己的互联网企业的。

这指向的,不是要阻止企业出海,而是要着力营造更值得企业留下来待下去的宜商环境。

当此之时,舆论也别再渲染什么互联网大厂“总部外迁”了——动辄用“别让××跑了”的句式迂回地扣“做空自己祖国”的帽子,才是用行动赶跑它们。

要相信互联网企业们,同时也要让互联网企业们相信“人间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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