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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我们为什么要分清五谷?)

在撒贝宁主持的电视公开课《开讲啦》中,一位观众的提问引起不少人关注。他向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樊志民描述了自己的状态和疑问:不知道分清五谷有什么意义?

樊志民馆长开玩笑说:有一个办法能够很容易体会到五谷的意义,今天中午别吃饭,到下午还说感觉不到意义的时候,晚上继续别吃饭,到明天早上再问问自己有没有感觉到意义。

玩笑过后,樊馆长继续道:“我们可以不知农,不事农,但是所有的人不要轻农。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我们每年的一号文件永远是和农业有关的,这样一个理念,实际上是中华民族一个伟大的理念,叫农为政首。”这一回答引发无数观众共鸣并冲上热搜。

 

现代日常生活中,和这位观众一样分不清五谷,也不明白分清了又有什么意义的人其实有很多,樊馆长表示,“从事农业研究以外的人,得有九成都搞不清”。

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太习以为常了。当一样东西对我们的影响无处不在时,我们通常是浑然不觉,就像阳光、空气、土地,五谷也是这样的存在。

就拿一碗面来说,我们吃进肚子里的时候,很难想象小麦这种作物,5000多年前从遥远的西亚进入中国新疆,3500多年前再从新疆进入中国内地,经历了数代人的传递,才有了我们眼前的这碗面。

意义都是从了解开始。一碗面的意义、五谷的意义、农业的意义、甚至中华文明的意义,其实都可以从分清五谷开始。

 

主粮五谷

五谷是个广义概念,在古代特别指下面五种粮食作物:黍(shǔ)、稷(jì)、菽(shū)、麦、稻。黍、稷、菽这些字看起来陌生,其实离我们很近。

黍即黄米,大约一万年前,我们的先民逐渐走出渔猎生活,在黄河流域附近定居,开始了这种农作物的种植。时空跨越了一万年后的今天,它在张家口以北地区仍是人们的主粮之一。

 

稷指小米。我们熟悉的唐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中的粟就是稷、小米,在中国第一部农书——北魏的《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小米的种类多达86种,是当时绝对意义上的主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前期。

 

麦即我们今天餐桌上最常见的面食,原产西亚,大约春秋时期通过西域、河湟地区传入中原,到关中地区后,它找到了最佳归宿地,其品质大大超过了原生地。

在西亚,麦子为春小麦,春播秋收。而关中的麦子为冬小麦,秋播夏收,生长周期更长,饱满地吸收了四季精华,因此口感更好。

 

菽为豆类的总称。在唐以前,无论南北方,粮食都是以粒食为主,没有磨的过程。直到石磨盘的广泛应用,令两种粮食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小麦地位上升,豆类地位下降。

石磨盘加工的小麦,发展出精细化的面食,这对北方影响非常巨大,饮食方式上开始和南方有了明显的区分。并导致豆类逐渐由主食变为豆腐、豆芽等副食,以至于近古时期,它被排列在了五谷中的最后一位。

 

和西域传进来的小麦不同,水稻是土生土长的主粮。它在唐朝安史之乱后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边界拓宽。

当时北方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人口大量南下。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令南方的农业得以充分开发,南方因稻成为富庶的代名词,人们用“苏湖熟天下足”形容江南一带,用“湖广熟天下足”形容长江中游一带等。南稻北麦的局面自此形成,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五谷的智慧

五谷种植、农事生产可以说是一项最为磨练人耐性的工作,种子撒下去,要经过漫长的等待,精心的照料,你绝不能心急,一旦拔苗助长,隔天它就会死掉。就是在这样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中,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农民们逐渐总结出非常理性的判断。

在《齐民要术》中有“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一说。大意是种植农作物要顺应天时,考量地利,就可以花很少的力气而获得最大的成功,如果任意操作,违反规律,将徒劳而一无所获。

在《吕氏春秋·审时》中有“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一说。意思是农作物的生长是在天、地、人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结果,地生万物,天养万物,人则起到组织管理照料的作用。

不难从中体会到古人应对世界的方式,因地制宜,天人合一,并且从未把自己当做可以征服和改造世界的角色,这些从农业而来的理念,代代传承,注入到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中,潜移默化地构成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农业的智慧除了体现在文献中,还更加具体地体现在当时最先进的科技成果的运用中。

随着经验和判断的不断累积,古人逐渐有了一套基于朴素的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而生的历法,配合对粮食作物的了解,才会知道什么时令种什么,什么时令收什么。

又在物理学和工程学的成果——风车、水车、沟渠的助攻下,得以摆脱靠天吃饭的状态,不至于下雨太多涝死,不下雨旱死。这种智慧影响着古人的日常生活,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华文明延续的基础

由农而生的技术,总结的经验,形成的地域饮食文化,以及古人面对天地自然的世界观等,是一个农耕民族文明延续的原动力。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中华文明世界上唯一能持久延续发展的古老文明”。樊志民馆长认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农业没有犯颠覆性的错误,这主要得益于我们的农业条件。

从益农的环境来看,四大文明中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其河流基本上是南北向,印度河和恒河虽然有一点倾斜,但考虑到南亚海拔上升得很快,相当于南北向河流。而中华大地上所有主要的河流,黑龙江、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基本上都是东西向的。河流的走向能够说明什么呢?

 

在樊志民看来,南北向的河流垂直于纬度,随着纬度的变化,上中下游会形成不同的农业类型,这在早期的历史中,会形成一些重大的矛盾和冲突,就有可能导致文明毁灭。

而东西向河流平行于纬度,在这样一个流域中,上中下游是同一个农业类型,比如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都是小麦地带,从上海到四川都是稻米地带,这构成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基本农区。

同一类型农业区域面积的最大化,令中华文明的耐受力很强,北方歉收,南方则丰收,不会因为一场灾异而彻底毁灭。

 

在很多人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中,日常受到的影响中,我们日益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大家正处于工业信息化爆发的大时代,农业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农业是保守的、滞后的,能否分清五谷自然好像也就没有什么意义。

但我们换个角度想一下,作为一个个体,其实可以没有手机,可以没有电,可以没有汽车,甚至可以没有房子,但永远不能没有粮食。一顿不吃饭可以,却不能两顿、三顿都不吃饭。

当我们饿肚子时,就会明白农业对我们而言是多么重要,古老的黍、稷、菽、麦、稻是多么伟大,培育它们的古人是多么智慧,以及通过丝路、海路进出的其他谷物、瓜果、蔬菜的传播是一个多么开放的过程。

也许我们可以不知道五谷是哪五谷,但一定不能轻慢我们的农民,不能浪费每一粒粮食,一粥一饭,都当思来之不易。

参考资料:

《开讲啦:中华五千年文明不断的密码是什么?》

樊志民《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中国农业》

樊志民《中华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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