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活在公元2世纪末汉灵帝时代的小人物，会不会在人生的某个时刻产生一种奇怪的预感：被他视为常态的生活秩序即将走向崩溃，祖祖辈辈沿袭的经验和惯例将在乱世中被碾得粉碎，并一直持续到大约400年以后？
今年春节之前，当我在河北省邢台市近郊的灵霄山间，踩着残雪寻找一座知名度不算很高的元代古寺时，脑海里萦绕的一直是这个问题。古寺中供奉的是一位被称为“大贤良师”的神秘人物，他的原型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领导者——“太平道”创始人张角。这位出生在灵霄山以东100公里外的矩鹿郡（今邢台市宁晋县），推崇黄老学说和道家医方的民间游医，正是在汉灵帝（168~189年在位）时代疫病横行的华北平原率先打响了名声，接着藏身于乱石嶙峋的灵霄山中，建立城寨、编练私兵，为争夺天下做准备。今天山间残留的寨墙、祭祀场所和兵营遗址，起源便可以追溯到当时。而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成为乱世到来的序章，最终开启了长达近百年的三国鼎立时代。
灵霄山上的道教祭祀场所。公元 184 年前后，黄巾起义领导人张角曾在灵霄山中传播过“太平道”（张雷摄）
然而，汉末历史的亲历者并不会像1100多年后的明代文人、小说《三国演义》的执笔者罗贯中那样，先入为主地具有一种“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宿命感。对他们来说，所谓“合久必分”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以秦灭六国为起点，中国中原核心地区的统一状态到这时为止已经持续了将近400年。其间虽有秦末楚汉之争和王莽篡乱这两个短暂的分裂期，但都没有超过一代人的时间。 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出现革命性变化的年代，普通人对时间的感知不过是单纯的线性流逝。 对王朝危机征兆的归纳是后代历史学家的工作，它并不属于当时。日本鹤见大学教授、韩裔历史学者金文京因此感慨说：“生活在东汉末期的人们如果认为汉王朝是不灭的，可以说是完全正常的。”
当“大贤良师”张角和他的门徒们在灵霄山中修筑寨墙、为发动反汉起义做准备时，北面300多公里外的幽州涿郡涿县，未来的蜀汉昭烈皇帝刘备正在与一班友人终日嬉戏。黄巾起义爆发这一年，他刚满23岁，是一位生性不好读书，却热衷于斗狗、赛马和奇装异服的花花公子。比刘备年长6岁、一度被视为“赘阉遗丑”的曹操已经因为在洛阳北部尉（京北治安长官）任上刚正不阿的作为，在士林中崭露头角，但此举也令他被迫失官还乡，在谯县故里过着“好为游侠”的闲散生活。因为《三国演义》而为中国人所耳熟能详的其他一些人物，例如孙权、诸葛亮和司马懿，此时还是不谙世事的幼童。就连很快将会篡夺中枢权力的董卓，也不过是并州边陲一个不甚显眼的二流武将。
赤壁古战场景区内的周瑜像（蔡小川 摄）
但短短几年间，一切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稷倾颓，边缘人崛起为主角，一段波澜壮阔的史诗开始了。
不过，当我和同事们穿行在灵霄山间、赤壁江岸、渭水之滨时，所抱的期待并不是复述一遍《三国演义》中那些家喻户晓的故事。我们偶尔甚至会有些困扰： 文学作品刻意营造的戏剧色彩，以及民间传说对人物形象的进一步加工，已经创造出了一个影响根深蒂固、却未必合乎史实的“印象三国”世界 。
陈宫义释曹操，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这些在真实历史中从未发生过的事件，以小说、评书、戏剧乃至现代影视作品为媒介，填充甚至僭夺了一般人对于汉末三国历史的认知。它还会淆乱我们记忆中的历史细节：例如，孙权虽然早领江东，年纪却较曹操和袁绍、袁术兄弟要小近30岁，而与司马懿、诸葛亮、汉献帝相仿。和曹操之孙魏明帝属于同一代人的刘禅，统治蜀汉长达40年，其中仅前11年有诸葛亮辅佐。换言之，蜀汉政权割据益州的时长，超过了西晋从灭吴到被匈奴所灭之间的存在年限。而当司马懿于251年去世时，诸葛亮已病亡于五丈原17年，江东孙权却犹在人间。
赤壁之战示意图
所幸还有地理，还有一些不那么直观具象、但改变也相对缓慢，因之留存了更多隐藏信息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再现一部立体而不轻佻的断代史。 徐州何以成为刘备、吕布、曹操各方势力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地？奠定三国鼎立格局之基的赤壁之战，究竟发生在何处，曹操又为何遭遇惨败？令东吴军队屡屡铩羽而归的合肥城，魅力何在，它与今天的合肥市是一回事吗？晚年诸葛亮宵衣旰食的北伐大业，到底有没有获胜的可能？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在演义的传奇故事里。它需要你回到古战场、古城垣甚至古墓的遗迹中，带着好奇心和分析工具进行进一步“挖掘”。
我们在《地理中国》文丛的《三国地理》中尝试去做的，就是这样一种工作。它会告诉你，在青年曹操离开洛阳的逃亡之路上，并没有一位深明大义的陈宫；但他的确曾在中牟县意外入狱，并且在那之后十年，还会在中牟县北方不远处的官渡和袁绍争夺华北霸权。
它也会告诉你，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多是一种后见之明——在短短两代人时间里完成了篡魏、灭蜀两件大事的司马氏家族，由于无法消化近一个世纪的分裂造成的新的权势结构和社会心理，终究只能任由方兴未艾的西晋王朝迅速走向崩溃。
它甚至还会向你暗示，那场由黄巾起义开启的巨大纷乱，对当时的亲历者是多么惊人的观念颠覆和情感冲击——当绚丽的世界帝国隋唐在民族融合与门阀政治崩溃的土壤上再生时，时间已经临近公元7世纪初了。由汉末三国开启的乱世，总时长超过了秦、汉这两个大一统王朝之和。
这种对古老历史的探寻，与旅途中所见的今时今日的和平气象构成映照，不免使人产生一种复杂的感慨。公元200年前后袁绍、曹操两大阵营决战的爆发地中牟县官渡镇，受宋明之间黄河十余次改道的影响，如今已经化作了黄河北岸新乡市境内一片平平无奇的农田。不过，迁居到新黄河南岸的农民们依然沿用了那些始自汉代的古老地名：官渡镇，官渡桥村，逐鹿营……并为白马城之战的主角关羽建庙追怀。
在长江三峡段近旁的重庆市奉节县，来回穿梭的货轮不免使人遐想起刘备倾益州之力、大兴水师东进攻吴时的舟师盛况。这位壮志未酬的君主最终病逝于奉节县的白帝城中；如今由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白帝城已经变为一处四面环水的旅游景点。在今天的洛阳市孟津区平乐镇，考古发掘确认的几座城门遗址、太极殿地基和车道仍能使人感受到三国年代在这里上演过的英雄史诗。而在东面20多公里外的北邙山间，汉灵帝、魏文帝、司马懿祖孙等历史亲历者的陵寝正在远远眺望着这一切。
姜维在剑门关抵御钟会10万大军长达三个月（缓山 摄）
也是在这种回到历史现场的探寻中，千年沧桑之变的剧烈与深刻，再度唤醒了我们关于“中国自何而来，向何处去”的思考。有过《诗经》时代的田园牧歌，有过唐的庄严气象与宋的丰富多元，当然也会有汉末三国的动荡曲折和传奇色彩。“一篇读罢头飞雪”，一切过往，皆是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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