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安倍晋三的遗体被运抵东京家中，安倍遇刺事件正式进入追问阶段。实际上，刺客山上徹也被逮捕后，警方“第一时间”就对其展开审讯，并且陆续在向外界释放“初步供述”的情况：其一、“对安倍不满，就是为杀他”；其二、“因安倍与宗教团体有关而实施枪击”；其三、“未表示自己隶属任何组织”。
一定程度上，即便山上徹也的“初步供述”并不能完全回答悬在舆论中的重重疑问，但是却足以速写出山上徹也作为刺客的基本印象。要知道，刺客的根源十分复杂，且蕴涵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因素中。并且在这些因素中，社会和心理因素是研究得最少且最不被理解的，因为主流的破案认识中，刺客只配速死，所以除却破案人员和专家学者，没有人愿意过问刺客的行刺心理，但是这个环节却是十分重要的。
之所以这样强调，并不是打算共情刺客，而是基于刺客的供述，我们可以倒推刺客属于什么类型。因为刺客往往会通过“认知重构”来说服自己行刺的合理性，其中包括道德辩解、语言粉饰、以及优劣比较。
并且在某种意义上，道德辩解、语言粉饰、以及优劣比较在行刺前后都是起作用的，而且多数时候都是混合起来作用，行刺前用于“说服自己”，行刺后用于“掩藏动机”。如此之下，在看待山上徹也的“初步供述”时，自然就需要“批判地看待”，也就是既要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也要相信他说的是“假的”。简言之，在把“初步供述”当作动机的同时，也要把“初步供述”当作周旋。
所以，对于“初步供述”中的“其一”来讲，显然有种狡辩的意思。要知道山上徹也为准备行刺安倍，也算是费尽心机，不仅提前数月谋划，还自制枪支。如此之下，那么他轻描淡写地说“对安倍不满，就是为杀他”显然是明显的“谎言”。甚至从罪犯落网的本能来看，这属于入案后常见的言语抵抗行为。
至于“初步供述”中的“其二”而言，显然属于继续狡辩，但是山上徹也已经开始找确切的理由了。如果说“其一”中的“对安倍不满，就是为杀他”是胡搅蛮缠，那么“其二”中的“因安倍与宗教团体有关而实施枪击”显然就是肆意指控，起码从逻辑上是这个意思。
而对于“初步供述”中的“其三”，应该是警方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什么有效信息，所以笼统的总结为“未表示自己隶属任何组织”。坦率地讲，这个答案是否确切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是警方，还是关注安倍遇刺事件的所有人，都会先入为主的认为山上徹也背后有组织。毕竟行刺的对象是前首相，怎能不让人往这方面想呢？
可就警方初步释出的信息来看，山上徹也又完全符合独狼式刺客的特征。比如“独立运作”、又如“行动有预谋且计划周密”，再如“情绪困扰（重复让人难以理解的话，为此警方正在慎重调查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这就使得，安倍遇刺事件进入某种不确定性，起码想要短期内厘清是不太容易的。
当然有人疑惑，会不会因为山上徹也存在“情绪困扰（重复让人难以理解的话，为此警方正在慎重调查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迹象，惩罚上会从轻考虑。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关键在于山上徹也的“情绪困扰（重复让人难以理解的话，为此警方正在慎重调查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真的，还是假的，而这个确认的过程才是关键的。并且就当前的综合考量来看，惩罚从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山上徹也在行刺前和行刺中所表现出的“专业性”是很难跟精神失常联系在一起的。
另外，很多人提及山上徹也，认为他的行为非常让人不可理解。在这个问题上，就需要回到“追寻意义”理论层面进行审视。一定程度上，刺客对人生意义的追寻跟普通人对人生意义的追寻逻辑是一样的，也就是“不要你觉得，而是我要我觉得”，唯一的差别在于，刺客会严重扭曲化刺杀对象的存在，同时会严重合理化自己的迷失。所以很多时候，刺客不见得都是为钱行刺，也可能是真的丧心病狂了。
当然，在刺杀行为动机的形成中，还有其它的解脱措施，如去人性化、责任转移以及责任扩散。一般来讲，虐待或随意杀死人性化的人或认识的人会显著增加自责感，去人性化过程则以此为前提。
更进一步讲，虐待或杀害一个去掉人性特征的陌生人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心理学家班杜拉指出：“一旦去人性化后，被害人将不会被视为有感觉、有希望、应当被关心的人，取而代之的是被视为一种亚人类的存在形式。”所以对于山上徹也这种刺客来讲，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情况是、山上徹也所有的行为都早已进入训练有素的刺杀体系，也就是，从开始谋划刺杀安倍，他就想到最坏的打算；另一种情况是，山上徹也精神有问题，而且还病得不轻。可不管是哪种情况，山上徹也都终将付出历史级别的代价，毕竟他刺杀的可是前首相安倍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