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景芳一直很忙碌。就在最近三个月，她跑了四川、贵州、西藏、云南、福建、陕西、广东、浙江等 8 个省份，与此同时，还在继续奔波中。科幻作家、教育创业者、公益实践者、经济学者、两个孩子的妈妈，多重身份，多年来一直如此交织。她为书院的事到处走访，她出了新的短篇科幻小说，她也正写着新的长篇。
对郝景芳来说，这一切都不矛盾，不产生冲突，因为她觉得“一辈子都是在做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每一件事她都全情投入。
创业、做教育是这个阶段的主轴。今年夏天，郝景芳在四川、云南和贵州不断考察路线，为的是能寻找一条合适的路线，作为她创办的社会企业“童行书院” 8 月进行的滇金丝猴夏令营的主要动线。在这之前，郝景芳邀请朋友们和她一起直播，做成“景芳时空”系列对谈，参与的人包括刘天池、张朝阳、六神磊磊、窦文涛和俞敏洪。她几乎天天出现在镜头前，谈的话题天上地下，各行各业，样样涵盖。
郝景芳希望能让孩子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兴趣方向，得到专业化的培养和成长。“比如你的兴趣方向是做一个做导演，从十几岁就应该有这方面入门学习的课程，不一定将来能成为张艺谋，但未来能成为广告视频、短视频导演也很不错。”
在郝景芳的规划中，“童行书院”的商业和公益是并行的。她用商业项目获得的收益，反哺给公益项目。除了在旷野进行的夏令营、冬令营项目外，“童行书院”也会在北京进行线下课，大多也是素质教育课程。高昂的支教项目成本，需要至少同样体量的商业项目支撑。
但目前遇到了一点难题。疫情加上双减政策，“童行书院”的商业项目难以开展，让郝景芳犯了难。三年前，郝景芳退掉了白塔寺的线下授课场地，因为已无力支付一年 50 万的场地费。最近她想问问看，能不能一周用一天，重新谈个价格。对方告诉她，现在价格只要之前的五分之一，却一直没有人接手。“童行书院”的牌子还挂在上面墙上。
郝景芳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科幻作家。商业需要人钻入世俗，而文学尤其是科幻文学要求人有非一般的想象力。不同的身份似乎在郝景芳的身上发生着奇妙的互动。不过被问到是否会把工作中的现实纳入到写作中时，郝景芳想了几秒说：“不会那么直接。”但她坦言，自己不会写和现实没有关联的作品。
这也是郝景芳的作品和其他科幻作家相比最大的区别，她的作品是指向现实的。最近，她在《收获》第三期上的“科幻作品专辑”里发表了一篇新的短篇《孤独终老的房间》。郝景芳希望借由这篇小说讨论养老和孤独的问题，在未来可能最后给一个老人最大温暖的东西不是他们的子女，而是一个充满人工智能系统的房屋。
郝景芳毕业于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专业。科学理论让郝景芳找到了可以延展想象的空间，它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最终带来了改变世界的力量，“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样科技都是前沿理论造就的。”
郝景芳在雨果奖的颁奖现场
最近，郝景芳看到了一个科学研究，研究认为嗅觉的产生跟量子物理学有关，量子间的互相作用让人感受到了气味。这引起了她的兴趣，不过她也不一定会写进到小说里，在她看来。新奇的研究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要在生活中找到合适的场景、契机和故事。
一天在考察途中，郝景芳遇到了大雨滂沱，她低头看自己正读的书，正好看到一句话：“在量子生物学看来，植物就是一台量子计算机。”她说吸引自己持续不断走下去的，就是这无限自然中的永恒之谜。郝景芳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真能洞悉生命中分子的秘密，也许会发现，宇宙的方向是万物自由。
在夏季的自然考察途中，我们和郝景芳进行了一场漫谈，聊了聊她眼中的教育、科幻、文学，以及在科技发展之下，现实与虚拟的交织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思考和启示。
以下是我们与郝景芳对话：
《WSJ.》：最近在忙哪些项目？怎么开始做公益了？
郝景芳 ：博士毕业我就开始做公益了，2013 年 1 月到现在，将近十年的时间。最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教育和人生成长经历就是不公平的。而我对于不公平的事情，有着持久地想要去解决的动力。对我自己而言，能做一点算一点。
我们做乡村儿童公益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派一些老师支教，在全国不同地方的 5 个学校做老师，为期两年，教的都是素质教育；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把我们自有的系统课输送到全国，免费捐赠到乡村学校，并且给当地的老师培训，提供所有的物料。这些课程给学生提供综合素养，比较能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很多乡村学校在素质教育方面的师资、课程资源非常少，我们发布了这个消息后，有好多学校申提出申请，说明这其实是有需求的。
童行老师支教的四川绵阳平武县高村乡
《WSJ.》：除此之外，你日常也游走在不同的乡野中。今年夏天就马不停蹄跑了很多地方。从现实来看，你是怎么看待中国目前的教育状况的？
郝景芳 ：我觉得现在的教育问题还是两个，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问题。在高等教育，目前来看资源越来越集中、越来越不平衡。底层的“卷”，其实还是因为清华、北大、985、211 这些学校跟普通的大学差别太大。在资源上面，国家每年给清华、北大的资源投入都很大， 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就自然卷起来了，想去到这些好学校去。
但西方很多学校是好几百年的私立校，背后有好多家族、财团，怎么办怎么好。在我看来，还是应该先从大学的教育公平开始，起码应该往均等化的方向发展。如果各个大学在数量上、质量上均衡起来，谁天天那么钻牛角尖地在底层卷？这不是人的天性。我觉得强行让中小学减负，都只会让很多操作最后变成了“暗箱”。大学教育的差距，不仅仅存在在大学内部，也和好大学在地区间数量的差异有关系。
现在对于孩子来说，确实还是非常依赖高考，上好大学找好工作，这还是很多人眼里能看到的唯一生存出路，而绝大部分的大学都和现在的真实社会差别比较远。学生在学校里卷了半天，在找工作的时候发现没用，只是为了混个学历，并不能直接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拿出来到现实中应用。除非是在特别好的大学，上到了硕士、博士阶段，而且能跟比较好的导师，学的东西才是能学以致用的。
这种情况下，大家找工作很多时候都只能更加依靠家里面的人脉关系，这反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对于家庭社会地位高的孩子来说，家长说你别去打工了，我给你买个工厂，他们出去工作就是个体验，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越来越差。
但实际上比较理想的情况是，每一个人都能在接受常规教育的过程当中获得技能，让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能力，比如读写和逻辑，又能够让自己有一些真正能致用的一技之长。
如果通道是多的，很多人就可以选择到更适合自己的教育途径，都找到比较理想的工作，也能够缓解教育出口太窄的问题。职业教育学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应该加大。这是我认为的第二个问题所在，这涉及到职高和中专的建设，目前看来质量是不行的，家长不太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中。
德国的职业教育做得不错，奔驰、宝马等大公司会直接介入到职业教育里面去，学生毕业都直接能进奔驰公司工作。学生们从基础的工程人员做起，后面也能做成工程师。对于学生来说，在这种模式下是按照兴趣选择的，他们不想读大学就去读职业教育，而不是因为他们成绩差。
职业教育在我看来应该更广泛地引入社会化办学的力量。我有两个开动画公司的朋友，发现他们在市面上招人，根本就招不来，他们就自己办了一个中学，从自己办的中学里面选人。我觉得这才是好职业教育，有些孩子考试考不明白，动画可能做得挺好的，就可以去一个动画公司办的学校，这个行业是怎么工作的，就怎么教给大家，学成之后是挺好的动画人才，这就是好的职业教育。如果这样的学校以后越来越多，我觉得很多家庭就不焦虑了，自己的孩子当不了科学家，没问题，当个动画师也挺好的，就不会反对自己的孩子去一些职业高中了。
《WSJ.》：让我们再谈谈科幻。过去一段时间，科幻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包括国内特别重要的一个类型文学。你觉得在当下，是什么让科幻文学和读者产生这样的共鸣或者回响？
郝景芳 ：科技发展太快了，大家觉得好像生活在科幻世界里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听起来都很魔幻，跟科幻文学似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很容易关心未来和人类的命运。我自己觉得，科幻现在热起来，可能跟每个人都在关心社会发展的形态，不断地思考未来将向哪里去有关。
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特别容易被一个过去的事打动，现在如果讲一个晚清发生在某个镇上的故事，我也看不下去。我会问自己：为什么要看这个故事？除非这个故事又和当下有一些很强有力的关联，让我们有一些新的体验、新知。当下大家爱看科幻，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关心里面的技术原理，大家关心的是科幻作品跟我们当下的关系、跟未来人类社会走向的关系。
《WSJ.》：有一种说法：“科学是关于未来会有汽车，而科幻是关于未来会有堵车”，这么说来，科幻是关心科技带来的后果的吗？或者从某种程度上科幻文学是灰暗的吗？
郝景芳 ：科幻文学太多样了，没有人能说明白。科幻里也有很多风格，有很明媚的，也有你说的灰暗的。为什么科幻里会有会灰暗的部分？这是文学本身要求的，不是科幻文学自己的特征，其他类型的文学也是有这样的特征的。如果——早上起来：这是阳光灿烂的一天；中午觉得：这是美好的一天；下午觉得：这是科技蓬勃发展的一天。这不叫文学。
希望能写出好作品的人，都会去寻找某些冲突的力量。不一定是直接的冲突，一个人生活的无力感，求而不得的心愿，这都是冲突，也会让人揪心、潸然泪下。很多经典科幻作品，它往往都会有强烈的冲突，因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让人喜欢。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幻与其说写的是科技带来的后果，不如说它写的是在一个虚拟场景下，人性、情感或者社会之间发生有一定冲突性的故事。
《WSJ.》：有些读者提出这样的观点，科幻其实最重要的是设定，而不是文笔或者是情节，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郝景芳 ：都不要说是读者，科幻圈里的很多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们觉得对科幻小说而言，文笔、人物不太重要，设定比较重要。这些人看科幻文学小说会快速地看，找其中的科幻点子是哪个，分析这个科幻点是不是特别新奇。如果科幻点本身不是那么新，就不太喜欢。所以有人说科幻是一种“点子文学”，《科幻世界》曾经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但是我觉得，科幻只是一种文学的形式，在科幻里面最感人的还是人物。《1984》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一个政治讽刺小说，认为它只是设定好。其实在我看来，《1984》中写到过一段男、女主人公非常自由的放风时光，奥威尔从字句中透露出来的凄凉和美好，是很打动人的。
奥威尔写男主人公害怕老鼠，写出的恐惧也让我印象深刻。这部书中的情感部分是深深击中读者的，它的词藻不太华丽，但从一开始就着力设计人物内心的波澜历程，是遵照文学传统来写的科幻。
我还是相信，真正科幻也是要让读者代入到人心深处，并且是通过人心深处的爱、恐惧、愤怒、仇恨、希望、坚韧去打动人。在我看来，好的科幻作品还是能站在整体的科幻背景底下，能够去做出一个很强有力的人物故事。
《WSJ.》：今年的《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你最一篇新小说《孤独终老的房间》。这是一个跟养老有关的故事，为什么想写这样一个故事？
郝景芳 ：短篇小说跟长篇不一样，长篇最重要的是架构，短篇最重要的是一个非常小而锐利的点子。短篇的篇幅实在很短，就是 1 万字左右，要想把一个故事铺陈开，是没有篇幅的。
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围绕的一个点子是在未来智能 AI 形成了一个房间，像是子宫一样呵护着一个垂暮的老人。这个垂暮的老人如此之孤独，以至于到最后只有一个 AI 房间能拥抱她。当衰老和科技同时来临，人到了一个很孤独的境地，只有 AI 房间可以提供温暖的怀抱，送老人最后一程。这个点是打动我的。
故事的起点来源于一次养老论坛的讨论。当时有嘉宾说 AI 不能够具体理解人的情感，没办法给人情感回报；我当时就说，没准在未来 AI 给的情感回报比家人还强。
以后的人工智能也不一定是一个机器人。现在我们理解的人工智能好像应该是一个人形机器在那走来走去，但是事实上很少有人想要这样一个东西。不过人们一定会喜欢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智能的，都能够很关怀你、很了解你、很替你着想。机器人不一定大家都想要，但是便捷和舒适是每个人都想要的。这样发展到最后，一整个房间每个环节都会不断地按照人的需要和行为进行调试，就会形成一个怀抱。
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能够把一种真正的孤寂、孤独写出来。即便和最亲密的人之间，也有鸿沟一样的隔阂，只有自己的怀念与记忆训练出来的AI，能够给自己最后的温暖和保护。所以其实像这样的短篇小说，我没有特别去写很跌宕起伏的情节，因为篇幅就在这，就想通过文字把那种氛围感写出来。
我以前写小说没什么节奏，不会写那种快节奏的、行动派的小说。那种小说都是事件连着事件，不断地出现转折，高潮迭起。最近写长篇的时候，虽然可能也不是特别专业，但是我还是在尽量地往行动更快一点、由不断的事件推动情节发展的写作方向去靠一靠。
这可能也因为我稍稍地跟影视圈有一点接触以后，慢慢学到了一些推动情节的方法有关。我之前写的东西也都特别慢，很静态，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思辨的。现在我也尝试着突破一下自己，尽可能地往行动力更强、情节更强的方向走走。
《WSJ.》：你是否觉得科幻文学从生产到消费，都是一个对女性产生排斥的门类？你如何身处其中？
郝景芳 ：科幻文学这个圈可能确实男性读者比较多，所以曾经有那么很长一段时间，讨论一个女性科幻作家，是以颜值来论的。而当谈起一个男性科幻作家的时候，只看作品，这种风气不太好。
不过我自己不算是一个特别深度介入到整个群体里的人，也不能太以偏概全，还是有很多科幻读者是比较客观的，我只是说前几年有这么个现象。男性作家写得好的，不会说是“帅哥作家”，如果用了这样的说法，大意就是你写得不怎么样。但是好像在女性科幻作家前面加个“美女”，她们的作品才有人看。
詹姆斯·韦伯望远镜上的中红外仪器（MIRI）拍下了“斯蒂芬五重星系”（Stephan"s Quintet）照片。图像来源：NASA/ESA/CSA/STSCI
斯蒂芬五重星系照片：左为韦伯望远镜所摄，右为哈勃望远镜所摄。图像来源，NASA/ESA/CSA/STSCL
《WSJ.》：7 月 11 日，韦伯望远镜拍摄的全彩深空照片发布，似乎我们越来越对宇宙的起源清晰了。你希望这则消息给我们带来什么？
郝景芳 ：我希望这个事件能我们意识到把钱花在这些地方是值得的、是应该的。咱们国家这几年，已经开始加大了对重大科学项目的投入，比之前好多了。清华现在也在进行一个新望远镜的设计，想去探测更深度的宇宙。
我上学那几年，当时中心的老院士李惕碚一生都在研发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HXMT），也叫“慧眼”。整个望远镜大概需要花费 1 亿多人民币，算上发射上天、投入使用总预算在 3 亿人民币左右。但这个流程走了 20 年，从 90 年代李院士就开始着手申请，到了 2017 年才真正最后上天。3 亿人民币，其实连一站地铁都建不成，李院士差点在退休前都看不到自己望远镜上天。
每一个新技术设计的望远镜，都能给人类带来崭新的认知。这些认知一方面能解答很多现有的关于宇宙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能带来很多的新问题。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用哈佛和 NASA 一起研发的望远镜得出的数据来做研究。天体物理的前沿研究，其实都是靠某种比较前沿的设备带来的。
我们没办法靠人类的肉眼和大脑，坐在家里面想，就能想出宇宙是怎么发展的，都是靠这些设备去探测、去观察，以及去检验谁说的是对的。不在这些上面花钱，确实是不可能出成果，当然花钱也未必能有直接成果，但不花钱就更不可能。
所以在基础物理和天体物理方面，现在确实是一个拼大型科研设备的时代。有一些人特别惊讶宇宙怎么这么美，但实际上看过哈勃望远镜拍下照片的人，并不会太惊讶。只是韦伯望远镜拍摄的清晰度更高，色彩的分辨率更高，就更美一点。
《WSJ.》：你怎么看元宇宙？刘慈欣觉得，“元宇宙将引导人类走向死路”，你认同这样的看法吗？
郝景芳 ：我认为元宇宙本质上就是想要在数字世界里模拟、新建一个宇宙，人也以数字的形式出现在其中。但这个新建的世界不可能百分百完全还原真实的宇宙，想要模拟真实宇宙中的每一个例子，如此多的丰富细节、复杂度和广阔度，元宇宙达不到的。
但人造宇宙的好处，就是能够去进行一些想象力的创建，并且能跨越真实世界。用技术化一点语言来说，元宇宙不过就是 3D 建模。3D场景化的数字世界，使用体验和功能肯定是比图文要好。所以从技术本身的应用，以及它的商业前景来说其实没什么大问题。我不觉得元宇宙只是一些公司炒作的噱头，只是现在还没有特别大规模地去落地，因为这个技术还很贵。做 3D 建模的场景和人物角色，你得雇佣一个特别贵的建模师，网速等硬件目前来看也不太行，电脑内存也经常带不动。
所以现在看来，元宇宙应用目前的体验感还不是特别好，但这些都是能解决的问题，我觉得三、五年的时间就很可能我们买东西都是在虚拟空间里进行了。
元宇宙另外一点优势，就是能够提供交互式体验。比如我们现在在一个网页上看一段文字，顶多是有一个弹窗，弹出来另外一段文，网页之间有链接。但是如果是在元宇宙空间的话，可以做到类似于像游戏世界中的真正交互。
一个人想学会操控一个机器，如果通过文字展示曲轴连杆、动力原理，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在元宇宙有一个 3D 建模的机器，可以演示运作原理，学习难度就降低了。进一步，我们还可以通过元宇宙的展示设计一个新的机器，做实验控制。一旦真正 3D 建模出现，并且能够有很多的交互，那就会给人很多的想象空间，教育、培训、展览、电商、社交、医疗都会产生很多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