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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城市缺青年”遇上“青年缺工作”

当城市化进入到终场加时阶段,人口越来越向头部大城市汇聚,处于夹缝中的中小城市,又能否俘获青年的心,破解人才流失的窘境?以下,Enjoy:

大概十多年前,媒体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类报道,一边是企业招工难,另一边是工人就业难。文章最后,记者少不了要发问:究竟该如何打破这种“两难困局”?

后来,随着中低端产业向东南亚转移,中高端制造逐渐实现机器换人,加之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这类报道慢慢也少了。

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组矛盾现象的凸显:一方面,越来越多城市加入到抢人大战,给钱、给房、给各种政策,年轻人似乎成了香饽饽;但另一方面,大学生的失业率却在节节攀升。

用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卢峰的话来说,“我记得几年前跟同事们为G20研究就业问题时,看到欧洲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数据,年轻人失业率达到20%,我当时就觉得这太难以想象了,这是面临多么巨大的压力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中国也达到了这个水平。”

在此背景下,浙江湖州今年推出的“考研新城”计划,似乎意在打通并勾连起深陷“两难困局”的双方,因而受到舆论关注。当然也有人认为,此举是在复刻“毛坦厂中学模式”,甚至揶揄,现在抢人都已经从毕业生下沉到考研生了。

那么,湖州此举究竟是从“割韭菜”变为“挖韭菜根”的“不择手段”,还是城市求才与青年求职的一次双赢探索?

01

2017年,武汉“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一声炮响,开启了延续至今的抢人大战。

随后,西安、杭州、成都、深圳等各大城市纷纷加入战局。其中,年轻人成为大家争夺的重点。为了留住或吸引来青年,各地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高校云集、大学生扎堆的城市,比如郑州、武汉,纷纷打起本地大学生的主意。郑州从今年起全面开展青年创新创业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新增青年人才100万人。而武汉作为这方面的先行者,“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实施五年来,不仅留汉学生数量节节上升,当地两大头部高校——武大与华科毕业生在本地就业的比例,也已超过了去广东的。

而发展均衡、综合实力较强的地方,比如山东,则选择了团队化作战,启动全省域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建设。并于5月初正式发布了济南、青岛、淄博、济宁、威海、日照、临沂、聊城等8市《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甚至就连一些县城,也竭尽自身所能,向年轻人抛出了充满诱惑的橄榄枝。

像之前因“24个基层岗位吸引来4名博士、19名硕士”而蹿红的浙江山区小县遂昌,其人才补贴标准为:博士75万元,本科生也有45万,其中一次性房补分别为50万和30万,基本做到了与深圳、南京等大城市的标准看齐。而遂昌当地的房价才一万三左右。

也就是说,博士来遂昌,直接先送你38平方米房子。

比这更具吸引力的是,走人才引进无需参加公务员或选调生考试,也不要求应届生身份,直接给编制,这等于是给了那些没上岸又想进体制的人一个额外的机会。

作为一个已经毕业了十多年的80后,看到这些除了羡慕,也就只能感慨生不逢时了。就像那个段子里说的:我们读小学时,大学是免费的;我们上大学时,小学变免费了。我们刚毕业时,35岁有工作经验的人最吃香;等我们35岁了,应届毕业生成了香饽饽,而自己却要面临从大厂“二次毕业”的窘迫。

之所以会有此切换,怪只怪我们撞上了建国后的第三波,也可能是最后一波婴儿潮。随着9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数量的逐年下降,到2015年时,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只剩下4.96‰,较1987年峰值时的16.61‰,下降了11.65‰。曾经助力中国实现经济腾飞的人口红利,也于此前后逐渐消失。

虽然国家在2016年全面放开了二胎生育,但为时已晚。从2016年至今短短6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由5.86‰进一步降至2021年的0.34‰,不少省份甚至已开启了人口“负增长”模式。

据统计,在已公布2021年人口数据的27个省份中,有多达11个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值,占比近4成。其中,东北的情况最为严峻,黑龙江、辽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5.11‰、-4.18‰。黑龙江省会哈尔滨的常住人口,更是在这年跌破千万大关,降至988.5万。

东北,从此再无千万人口大城市。

自然增长率的不断下降意味着,未来城市的规模增长主要得靠争夺存量人口资源来实现。难怪各地政府都急了,想尽各种办法招揽人才,但人才就因此可以躺赢了吗?好像并没有。

02

卢峰教授日前在北大国发院举办的“中国与西方:全球经济的新观察、思辨与应对”的研讨会上披露:中美欧三个主要经济体4月份的调查失业率分别为欧洲6.2%、中国6.1%、美国3.6%。

这个失业率还没有包括全国高达两亿的灵活就业人口,也没有包括今年夏天即将毕业的1076万大学生。而从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本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相当不理想。

全国大学毕业生的去向落实率只有23.6%,也就是说,还有四分之三的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而往年到这个时候,基本七八成的学生都已签了三方。这也意味着,等到七、八月毕业季真正来临时,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数据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

事实上,不只是应届毕业生工作难找,职场打工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去年以来,房地产、互联网、教培等行业都在大规模地裁员,甚至连美的这样的传统制造企业也被曝出“裁员门”。而这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挤压了大学生求职的空间。

难怪过去这半年以来,高层连连出手,先是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8次言及“就业”,并首次提到“灵活就业保障”;而今年5月5日的国常会更是部署了6方面33项稳经济措施,进一步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举措,以保市场主体稳就业。

这些举措能否稳住就业,目前还有待观察,不过根据以往经验,就业市场越不景气,考研人数就越多。事实也的确是这样。

据教育部统计,2022年报名参加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数达到457万,比去年增长了21%;相较五年前的2017年则增加了256万人,翻了一倍。

湖州瞅准这个数量庞大且快速增长的群体出手,谋划考研新城,不得不说是精准把握了当下年轻人的痛点。

比如你考研,需要好的备考场所,于是湖州准备了3000多平方米的自习室,课桌座椅、电灯电扇等均完全免费。住宿方面,今年考研新城配备了1000张床铺,明年有望再增加约2000张,后续总共达到5000张。

又比如考研学生普遍没什么钱,湖州便为其每月提供500元补贴,“住宿费也不贵,每月450元一个床位,四人间,窗外就是湖景”。

当然,考研只是这个全称为“大学生青年人才新城”项目中的一部分。根据湖州的设想,希望通过提供“考研、考编、就业一站式服务”,形成人才集聚效应。因此在考研培训期间,当地还会穿插招聘会、大学生政策宣讲等,吸引有意愿的年轻人留下来,扎根湖州。

所以,尽管外界不乏“复制毛坦厂模式”的质疑,也有专家担心,湖州并非高等教育重地,围绕考研这块的建设成本会否太高?这些被考研吸引来的学生,考研成功后大概率会选择离开,到时湖州岂不是人财两空?但湖州依然不为所动。

这种看似坚定的背后,是这座长三角三线城市深深的人口及发展焦虑。相较于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产生的焦虑,后者的焦虑其实更甚。因为青年缺工作主要是个经济政策的问题,并非无解的难题,而城市缺青年却是城市化晚期必然出现的现象,具有难以逆转的趋势性,为此焦虑与苦恼的也远不止湖州一家。

03

湖州对于人口问题的焦虑,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那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曾对“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江南造成过毁灭性的破坏。但经过160多年的恢复,绝大多数城市人口早已超过战前。

以杭嘉湖地区为例,太平军入浙前的1858年,三地人口分别为372万、318万和约298万,战后锐减至72万、109万和70万人。

但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原杭州府(含海宁,不含萧山、滨江及南三县)的人口已增长到928万,比战前翻了一番都不止;原嘉兴府(不含海宁)人口也增长了100多万,至432万。

唯独湖州,人口几乎没怎么变化。战前就将近300万人了,如今还只有338万人。

人口停滞的背后,是经济发展的相对迟缓。

早在1994年,《湖洲日报》记者蔡小伟就不无焦虑地写道,由于本地人思想上固步自封,心理上容易知足、贪求安逸,导致同为沿太湖城市,湖州各项经济指标不仅远远落后于北岸的苏州、无锡,而且差距在拉大。

这篇名为《为了太湖不再“倾斜”》的报道,在当时曾引起过激烈的讨论。但28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不仅没解决,太湖反而更“倾斜”了。

文章刊发前的1993年,湖州GDP突破百亿,当时苏州为400多亿,后者是前者的4倍。到2021年,两者差距扩大到了6倍多,湖州GDP甚至不及苏南一个县级市,比如昆山、江阴。

即使在浙江省内,湖州的经济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全省11个地级市中,湖州常年屈居第八,GDP比重只占浙江的5%。跟隔壁嘉兴的差距也是逐年扩大。之所以要特地提一下嘉兴,是因为1983年分家前,嘉湖两市曾同属嘉兴地区,湖州还是地委所在地,城市建设、产业布局等各方面都优于嘉兴。

结果分家近40年后,湖州GDP只剩下嘉兴的57%,比值较1983年时足足下降了12个百分点。甚至已经被一些安徽城市,比如芜湖,远远甩在了后面,并即将被滁州赶超了。

心急如焚的湖州于是拼命出台“湖八条”“湖九条”“湖十条”“人才新政4.0版”等政策,希望通过招揽人才来提振经济。

今年1月13日,湖州再次公布了《“五谷丰登”计划实施方案》,宣称到2025年,要聚引各类青年人才5万人,其中硕博士1万人。

客观来讲,通过近几年的努力,湖州的抢人工作还是有所成效的。2021年,当地常住人口增长了3.94万,超过台州、衢州、舟山、丽水等市。而且话说回来,浙江所有地市毕竟人口都还在正增长,放眼全国,多少地方人口在减少,城市在收缩?

虽说在上到中央《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下到地方各种政策的激励下,近两年出现了一股硕博士下基层的浪潮,但大多进了机关单位。这些人的到来,或许能一定程度上提升基层公务员的整体素质,改善基层治理能力,但由于其不参与直接经济活动,对推进中小城市经济发展作用不大。

况且机关单位能吸纳的人才数量终究有限,再怎么竭尽全力招揽也不能扭转中小城市人口停滞甚至流失的趋势。

对此,我的建议是转变思路,既然在争夺年轻人这件事上,小城市肯定拼不过大都会,那么不妨尝试切换条赛道,将心思花到怎么吸引老年人来?从日本的经验,以及中国近年来的实际看,老年群体的“银发经济”规模相当可观,未来也呈现不断增长趋势,是一块还没有被完全开发的蓝海。

当然这个建议还是基于人口增长、城市扩张的固有逻辑,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话,甚至可以尝试突破对于人口和经济的迷思。毕竟城市存在的本质,是让人的生活更美好,发展经济只是手段,并非目的。

像湖州这样有山有水、物阜民丰的品质小城,为什么非要招揽那么多人,发展那么多高新科技呢,过好小日子、享受慢生活不香吗?别忘了,湖州下属的安吉,可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啊。

这么想想,小城市似乎也没有必要太过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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