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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陈独秀为何坚决不去延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身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在友人的帮助下,提前出狱。

出狱后,他依旧坚持发表抗日演说,写下大量抗日文章,可此时,他早已被别有用心者诬陷为“汉奸”。

身心俱疲的他,只能溯江而上,蛰居江津。

1938年,朱蕴山和周恩来,从延安前来探望他。

周恩来的到来,说明了延安的诚意,只要陈独秀承认过去的错误,便可以继续回到革命的队伍之中。

可他却对周恩来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了你和润之,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彼时的陈独秀脾气改了很多,可那残存下来的一点点自尊心,依旧不允许他向任何人低头。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病去世,硬了一辈子的他,终究也没有弯下那根傲骨。

而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延安进行着整风运动,听闻陈独秀的去世,他黯然神伤。

这个曾经的偶像,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回归革命,这份遗憾,成了毛泽东心中永远的痛。

从1920年在上海时与陈独秀的并肩而行,到1927年与陈独秀的渐行渐远;从“驱张运动”的相互激励,到大革命失败后的分道扬镳。

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经历,让毛泽东逐渐明白,他与陈独秀在革命的道路上,并不是一路人。

但不可否认,正是陈独秀的革命信仰,成就了毛泽东一生的不屈。

相识

1917年初,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开始为新文化运动造势。

很快,这本杂志便响彻大江南北,成了中国有志青年的思想启蒙读物。

而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一个名叫毛泽东的年轻人,对此杂志尤为推崇。

不久之后,他便在老师杨昌济的建议下,以“二十八画生”之名,给《新青年》投稿了一篇关于体育的论文——“体育之研究”。

毛泽东的文章以小见大,“以小学教育之优劣,见战争之成败,国家之兴衰”,这让陈独秀对这个湖南青年,刮目相看。

随后,《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

而这篇文章的刊登,也为二人日后的见面,埋下了伏笔。

1918年,受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请,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而毛泽东也跟随恩师,从长沙来到了北京。

杨昌济本想让毛泽东考取北大预科,可毛泽东却并不想再回到象牙塔中,他希望可以尽快步入到社会的熔炉中,全面磨炼自己。

于是,在恩师杨昌济的推荐下,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

当时的工资是每月8块银元,这对毛泽东来说可谓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然而,这份工作对毛泽东而言,价值远超这8块银元。

他在这浩如烟海的图书馆工作,不仅拓宽了自己的认知水平,还与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骨干有了交集。

经过数次接触和深谈,李大钊非常欣赏这个湖南青年,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给他推荐新书,并介绍了许多名师与他相识。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开始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并掌握了对各种流派思想,比较鉴别的方法。

而对于陈独秀,毛泽东是心怀敬仰的。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时,虽二人交谈时间不长,但毛泽东却是异常激动。

他曾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

对于那时的毛泽东来说,如果李大钊先生是他的精神导师,那陈独秀先生便是指引他前路的灯塔。

在北大的这段时间,毛泽东不仅增长了见识,开拓了视野,还明白了自己身为中国青年的职责所在。

然而,最是人间留不住,因要为赴法同学善后,半年后,毛泽东离开了北京,去往上海。

毛泽东虽离开了北大,可北大的点滴却依旧影响着他,他开始相信,改变中国命运之人,必是陈、李二人。

相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一场震惊国内外的运动,也激励着身在长沙的毛泽东。

为了呼应北京的“新文化运动”,毛泽东组织了长沙的“五四运动”,并在之后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性尝试。

当得知陈独秀因“五四运动”散发传单被捕时,他撰写《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声援自己的偶像。

文中写道:“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我们对于陈君,认识他为思想界的明星。”

毛泽东丝毫没有避讳他对陈独秀的敬仰之情,革命者应有革命之姿态,毛泽东决心要向偶像靠近。

随后,毛泽东和伙伴发起了针对湖南督军张敬尧的“驱张运动”。

毛泽东代表新民学会前往北京,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反军阀运动。

次年6月,张敬尧在一片声讨中,被迫撤出湖南,驱张运动取得胜利。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却没有丝毫开心,甚至陷入了迷茫。

因为他发现,张敬尧的垮台,并不是因为“驱张运动”,而是吴佩孚和冯玉祥军阀之间的派系矛盾所至。

自己所相信的“平民呼声可以唤起统治者良知”,如今看来是如此可笑。

毛泽东决定前往上海寻找陈独秀,希望他可以为自己答疑解惑。

当陈独秀听到毛泽东的疑惑后,沉思良久,随后他对毛泽东道:“你相信民众的力量,这本没有错,可问题便出现在你采取的方式,所谓向政府请愿,追求的不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已。可如今中国,已根烂叶枯,解决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连根拔除!”

“连根拔除”这四个字,从此便印刻在了毛泽东的心里,想要治好中国的病,便要自下而上,彻底革命。

那一夜,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促膝长谈至天明。

16年之后,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这样回忆:

“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经过一系列运动实践,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的教导,毛泽东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革命行动,才能保证有力改革的实现。

他开始从“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忠实拥护者。

而此时的陈独秀,经历过“五四运动”,也逐渐醒悟,中国需要一个可以重新改变百姓现状的政党,于是他和李大钊商议,建立中国共产党。

这时,陈独秀委托给毛泽东一个重要任务,回湖南组建共产主义小组。

在之后的日子里,毛泽东与何叔衡、彭璜等人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并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

而后因为工作优秀,被党中央选为中央局秘书,成为了陈独秀的工作助手,从而正式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

自此,毛泽东与偶像同行,开启了新的革命旅程。

相别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启了北伐之路。

然而,这一次大革命虽然轰轰烈烈,却让中共落入了窘困险恶的境地。

而毛泽东与陈独秀,也因为党的革命方向,第一次有了分歧。

与国民党合作后的陈独秀,把工作重心全都放在了北伐之上,他希望国民党可以看到共产党的努力,可以为共产党进入国民党中央争取更多的席位。

然而,毛泽东依旧认为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农民运动”上,唯有发动群众的力量,才能改变中国的未来。

可陈独秀“大家长”的思想越来越严重,他不允许旁人质疑自己的决策,甚至还训斥过毛泽东,说农民运动“糟得很”、“过火”。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开始了对共产党的打压。

在国民党二大上,陈独秀主张对右派退让。在他看来,国共两党的蜜月期尚未结束,此时应该是相互扶持,而非对立。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陈独秀的期望进行。

1926年3月,国民党突然发动“中山舰事件”。

这一次,毛泽东和中共众多人士,提出反击国民党的主张,可依然被陈独秀否决。

随后,国民党又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分裂国共合作的“整理党务案”。

这一次,面对陈独秀的退让,毛泽东据理力争,要求中共给予相应的反击。

可陈独秀觉得,此时的蒋介石不仅有武装力量,甚至还有整个资产阶级做靠山,而中共无权无势,与其对抗,不如退守。

毛泽东痛心疾首,身为中共党员,身为革命者,毛泽东不接受这份懦弱与妥协。

自古以来,“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关于争与退、得与失的抉择,从来都是一场生与死、血与火的战争。

此时的陈独秀太过于理想化,他高估了国民党的良心,低估了蒋介石的决心。

也许,陈独秀早已把“连根拔出”这四个字忘得一干二净,可毛泽东却从来对其深信不疑。

1927年7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武装上山”的思路,可依旧没有得到陈独秀的重视。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大革命宣告失败。

毛泽东回到了长沙开始了“农民运动”,而陈独秀主动辞去了党的总书记职务,离开了中国共产党。

离开中共后的陈独秀,开始信奉“托洛茨基主义”,并成立了“无产者社。”

他依旧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这个国家。然而,他的这个抉择,却犯了大忌讳。

共产国际发来命令,质问陈独秀,若他想留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就必须认错,并进行深刻检讨。

可是,陈独秀的骨头非常硬,他并没有认为自己做错什么,于是陈独秀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

而彼时的毛泽东,经过不断钻研实践,知道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革命的总方针,为中国革命再次找准了方向。

至此,毛泽东与陈独秀彻底分道扬镳,而这一别便是永不相见。

相择

陈独秀曾在《新青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你见过蝗虫,他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

一条新路的开辟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也不只是哪一代人的功劳,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努力的结果。

陈独秀这一生从没有想过安稳度日,他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路引,告诫后人何处对,何处错。

而毛泽东与他的分别,正是明白了陈独秀的良苦用心,在实践中寻找到了最适合中国走的那条路。

这是二者对中国革命的不同选择,也是历史前行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陈独秀之前刚毅的信念,是所有革命者的灯塔,但之后,动摇的机会主义,却使得党在灾难的时刻,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和主持自己命运的机会。

而毛泽东却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将中国共产党带出黑暗,重新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而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分道扬镳,又何尝不是历史前进的结果,何尝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历史从来都是由千千万万个为理想、为天下,努力奋斗过的人来书写的。

也许,有些人的成败是非,在死时已盖棺定论;但有的人的功过是非,却留给后人评说。

真正的丰碑绝不是在大地上矗立,而是在千秋青史中,在亿万人心头上,历经百年都不曾忘记,历经万世也遮掩不住。

本文作者:琳小柒

责任编辑:柳叶叨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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