桦皮船，是一个兼具神秘气息与原始质感的意象。薛涛借助一个北方渔猎民族以桦树皮制成的水上小舟这一意象，将儿童成长环境从现代都市溯回鄂伦春的原始深林，以小说重现了少年成长的另一种曾经的样貌。《桦皮船》所描摹的，是一种粗粝的、充满挑战的少年“成人礼”。
成人礼，往往被当代校园阐发为一次颇有象征意义与壮观场面的仪式：将满18岁的少年们颂诗文，谢父母，祥和而温情。而追溯人类文明既往的成人礼，尤其是一些部落文明中的男童成人礼，是充满了危险的、严苛的优胜劣汰挑战的，需要他们独立面对丛林，战胜恐惧，战胜各种困难，甚至野兽，由“男孩”成长为“男子汉”。这样一种留存在部落文明中的仪式，显然已与当代文明观念格格不入。正像作家薛涛在作品中提取的一个颇有意味的口头语——“不太安全”。这种截然两样的精神气质，恰恰是《桦皮船》中意欲碰撞、重寻与擦亮的。
作品首先处理的，是现代文明与原生态理念的衔接，让鄂伦春小镇上的爷爷托布，来到都市沈阳，照料自己的孙子乌日，让托布须臾不离的桦皮船乘着火车来到城市小孩的身边，让迥异的文化气息搅动城市与小孩的平静日常。这里，作家呈现了观念的碰撞，爷爷希望学校别留太多作业，孩子别把眼睛累坏；爷爷将孩子带到公园的湖边，在没有救生衣的情况下让他下水学划桦皮船。在当代都市文明背景下，爷爷的所作所为显出格格不入的滑稽，爷爷也从守着孙子打盹，到心中空虚，牵挂家乡睡不着。小孩倒是在爷爷的故乡讲述与语言学习中萌发了回到老家塔河十八站的渴望。家乡突发的洪水，托布带不走的老伙计黑狗阿哈与红马红9的失踪，触发了老人的坚决返乡。面对爷爷的不告而别，孙子乌日的责任感被调动起来。他担心托布在城里方向感不好，于是带着桦皮船去追爷爷，共同登上了回乡的K38列车。由此，“小孩儿”迅速地迎来了自己独立面对的归乡旅程。而这样的归途，对于乌日来说，构成一次被动的“拔节”，“不太安全”变成了无数个“太不安全”，乌日需要独立面对许多的未知，包括危险与挑战。
作品多数时候以“小孩儿”称呼这个拔节成长的男孩，透着薛涛语言独有的富有解构色彩的幽默感和化严肃为轻松的叙事基调。这场匆匆开启的旅行中，戏剧性的场景接二连三。小孩儿遇到的李阿哈，一个在外乡迷失的半百老人，可谓真切的“人在囧途”。这是个很耐揣摩的人物形象，亦正亦邪。从蛛丝马迹可以分辨出他曾经做过不体面的、甚至违法的事情，包括曾经欺骗过托布的鹿哨儿。而老年的李阿哈渴望回到家乡，寻求安定。这个人物身上具有复杂性，他做了许多灰色的事情，也因此常常将自己的倒霉归结为善恶有报，但即便如此，在回老家的路上仍有贪念，还曾经打过小孩的桦皮船的主意，直至在沼泽地遇险，被托布和小孩营救；他又同时葆有不曾泯灭的善意，对待小孩儿，他屡次妥协于自己的处事原则，施以帮助。还有开着面包车、做狗肉生意的胖刘，自言“我一个开狗肉馆的，不是好人”，但又真实地替老人和孩子解忧，让他们搭车，宽慰老人，称自己车上的黑狗不是阿哈。这趟行程，既引领小孩真切地体悟到人性的复杂，同时传达了一种善意的信念：人性深处都有不会泯灭的善。托布面对警察对李阿哈的询问时，用质朴的语言道出了这份包容的善意：“我眼睛花了，看不见好人，也看不见坏人，只看见人。”
作品选取了典型的全知视角。众多的形象，包括形象周遭的一草一木，都是勃勃的生命。它们因偶然的机缘而同处于一个场域之中，各说各话，又彼此联系。小狍子古然，是除了爷孙俩之外的重要角色，它因伤被救，一路伴随回乡之路。乌日给小狍子起名为古然，但“古然心里乱七八糟的，不想跟这个小孩儿交流”，且始终徘徊在对人的不信任或信任、去或者留的矛盾之中。包括各种无生命的物，也灵动地参与故事交流。比如爷孙俩路上拦车，坚持带狍子、桦皮船上车，司机“故作冷静”，小客车“慌慌张张出了小镇”。作品为万物赋予情感，让故事沉浸于一个处处都在眨眼睛的、万物灵动的世界。这样的描写令作品跳出了素朴的写实，具有轻灵的浪漫气质。那些曼妙的交流，如柳根鱼来给爷爷托布和阿哈送行，首尾相连追随桦皮船的场景；又如一群狍子跟着鹿哨儿声返回山林的场景，唤醒了现代都市文明中久违的众生世界的传奇感。
作品的结尾，回到了梦境般的开篇，在鄂伦春老人托布静默的注视下，小孩儿将“不太安全”的顾虑抛开，勇敢面对挑战，独自划着桦皮船到达对岸，跃身红马背，穿过白桦林，向山顶飞奔。这样一趟意外的旅程，对小孩儿来说，有着“成人礼”的意味。他没有被未知吓退，没有被危险吓倒，始终没有失去心中的爱、善良与正义。作品中，除了小孩儿，其他都在“回归”，李阿哈回归良善，狍子回归山林，桦皮船回归河流，阿哈与红9回归故地，小孩儿在周遭的回归中不断校正着前行的方向。他知道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也被这次返乡之旅唤起了心底的丰富敏锐的感知能力，博大的善意与爱意，和迎接未来、无惧挑战的勇气。
来源：中华读书报 | 崔昕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