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热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课稿

时间:2022-04-22 10:45:32 热议 我要投稿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课稿

课标: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

主题:儒学到汉代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对后世影响深远。

本课地位:儒学发展承上启下。

教学目标:了解董仲舒的思想主张、贡献和地位;了解汉武帝对待董仲舒新儒学的态度、举措和对儒学发展的推动。

学情分析:所教班级是高二年级文科,又知识功底较差的学生,尤其对传统文化了解甚少,需渐次引导,由浅入深分析方可。

讲课思路梳理;

[回顾所学]:先秦时期,孔子创立儒学,以“仁”为核心,要求人人互爱,融洽相处,恭、谦、敦、敏、慧;且爱有等差,讲求忠、恕、孝、悌。强调统治者应以德治民,取信于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并向往和追求周朝礼制,“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主张“克己复礼”。教育思想上主张“有教无类”。孟子和荀子发展儒学,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主张实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同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五养吾浩然之气”,“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且人生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仰不愧天,俯不怍地;集天下英才教育之。在伦理观上,孟子主张“性本善”,强调实行仁政来恢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主张统治者施政用“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命题。其伦理观为“性恶论”,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经过孟荀的改造,儒学体系更加完善,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到战国后期,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曲折进程]:儒学的礼乐规范,道德伦理协调等思想,在社会动荡的时代,得不到重视。秦统一后,“焚书坑儒”导致儒家学说受到巨大打击。汉初,为恢复被战争残酷破坏的社会经济,统治者尊行黄老之学,以无为而治思想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汉朝走向强盛。此时,巩固中央集权,强化君主专制的主题彰显,改造儒学适应形势发展的理论问题已呼之欲出。

[情景导入]:其一,汉武帝时,举贤良文学之士数百,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得武帝首肯,为儒学走向正统开辟道路。其二,董仲舒潜心研读《公羊春秋》,曾经“三年不窥园”,晚年写下《春秋繁露》。以“天人感应”的思想,为汉武帝时儒家思想地位的凸显做好了必要的准备。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提供的。

[课程设计]:

背景分析:

汉初以来,经过六十余年的经济恢复,社会繁荣,国力强盛。然而,潜在的危机依然严重:诸侯国势力膨胀,分裂危险仍存;土地兼并剧烈,社会矛盾尖锐;匈奴犯边,影响中原发展。为加强中央集权,适应统一形势,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这个分析可让学生总结)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以察举制网络天下人才,造就才俊辈出的局面;董仲舒以一代宗师的渊博学识,再造儒学以适应时代需要,为汉武帝所采纳,给以儒家思想治国争取了政治地位。

汉武帝治国取拿来主义,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董仲舒思想则以儒家为主,兼采法、道、阴阳五行诸家,融为一炉,继承创新并行,成一新的儒学体系。

董仲舒思想管窥:

董仲舒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八十二篇、《春秋决狱》、《玉杯》、《清明》、《竹林》等著述内,“凡百二十三篇”。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看来,孔子删修《春秋》的原则是大一统即以一统为大,就是说,一切事情都应该统一于王,种族、王国、郡县,地域、民人、官吏,各种思想流派皆应统一于王。从而证明“罢黜百家”是应该的。这种思想适应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对于解决当时所面临的地方势力坐大、土地兼并严重、边境不宁、流派纷呈的问题,给予了极大的理论支持。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的统一,需要思想的统一。董仲舒鉴于此,在《天人三策》中向汉武帝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运用政权的强制力量,统一思想意识。其目的在于用儒家思想统一地主阶级的步调,防范、控制人民。这显然是适合了统治阶级,而被逐渐采纳。从此,儒家思想获得独尊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说”是董仲舒思想的核心。董仲舒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和人一样,是有意志有感情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皇帝是上天之子,代表天意,君临天下百姓,至高至尊而不可抗拒。这就给封建统治披上神圣的外衣,借助神权维护皇权。董仲舒进一步阐释道,天有四时春夏秋冬,王有四政庆赏刑罚,人有四情喜怒哀乐,天人关系如此密切,“三者相为手足,合成为体,不可一无也”。因此,君主进行统治,应当尊崇天意。君有道,则天赐祥瑞彰显,君无道,则天降灾异威慑;如果君主在灾异面前不知改悔,伤败就会来临。“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这样又以神权制约皇权,使臣下借着灾祥变异来规谏君主,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仲舒的这一思想在封建社会限制皇权,减少暴政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伦理规范、三纲五常]: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需要稳固的统治秩序,及其系统的伦理规范。先秦法家韩非子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此天下之常道也。”常道就是纲。董仲舒取于此提出自己“三纲”的理论,又附会于“天意”,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且“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这一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的基本理论,和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董仲舒认为,将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的伦理秩序规范起来,需加强社会教化和教育的功能,其原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

[徳刑并用、限田省役]:董仲舒认为,不能简单的承袭秦朝的法治,主张要改变现有政策。因此,他曾向汉武帝建议,要“明教化”、“正法度”,同时采用软硬两手。他说天有阴有阳,阳为德,阴为刑,既然天有德、刑两手,人间也要有“教化”、“法度”两手。不过,在德、刑之间,董仲舒认为,统治者应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可见,董仲舒既重视德治,又重视刑法。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官僚、贵族、侯王凭着封建特权,大规模掠夺土地,违法逾制行为十分严重。土地兼并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阶级矛盾尖锐。他发挥儒家仁政的思想,提出“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国家对百姓“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和废除盐铁官营主张。这对当时减轻国家队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有进步意义。

董仲舒还大力提倡孝道,认为孝是天经地义。

汉武帝尊儒的措施

[思想方面]:全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汉武帝说:“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

[政治方面]:汉武帝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涌现出大批才俊,很多儒学家得到重用,并参与国家大政。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的赞中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牧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禅,其余不可胜记。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可见,儒家思想的熏陶,官员队伍的扩大,文化素质的提高,巩固了封建统治,成为汉武帝文治武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世封建王朝在用人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迪。

[教育方面]:兴办太学,使天下文士都学儒家经典。汉武帝规定儒家经典为必读教科书,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博士者“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也,负责传授学问。由此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定太学以教救国”的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导民以礼,风之以乐”。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年龄一般在18岁左右,学习科目为五经,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教授。学生可任选一经学习,以自学为主,老师定期讲经,每年考试一次。学完经考试合格后即可以做官。太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大学,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正规大学。起初,太学只有经学博士7人和博士弟子50人,昭帝是增加到一百人,宣帝时二百人,元帝时增至千人,成帝末年达到三千人,东汉末年更多达三万余人。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规矩,使得非贵族子弟也可以凭太学资格入仕,至此,儒学地位大大提高。汉武帝还令天下郡国皆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体系。这一措施使得儒学在民间光大,处于独尊的地位。汉武帝还鼓励学者从事私家的儒学教育,为弘扬儒学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独尊儒术的影响]:用学者周桂钿的话说:“一是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二是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三是稳定了和谐社会,四是巩固了统一大国的局面,五是为世界和平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但是,也导致了后来的思想僵化。

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平顶山市一高张新玉

2013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