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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

时间:2022-04-22 01:02:25 热议 我要投稿

魏晋玄学是一种产生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思潮。它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宗,以有无、言意、才性、自然与名教等为主要辩题,以发言玄远为标志,以清谈为主要表现形式。自三国魏正始年间开始以迄东晋,当时名士无不竞相参与,以至于波起云涌,颇具声势,成为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最显著特色。作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思潮,魏晋玄学虽然始于以何晏、王弼和夏侯玄为代表的正始名士,但与竹林七贤却有不解之缘。由于竹林七贤的积极参与和刻意张扬,以及他们在当时社会的广泛影响,魏晋玄学在开始阶段就表现得极富声色,而魏晋玄学的流行与勃兴更是得力于竹林七贤的推波助澜。

一、竹林七贤的玄学活动

以年齿而论,竹林七贤与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夏侯玄属于同一时代人。只是由于何晏等人在正始中就已享有盛名,声誉远在阮籍、嵇康等人之上,东晋袁宏撰写《名士传》,才把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分别列为两个名士团体,与所谓的“中朝名士”鼎足而三。魏晋玄学始于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何晏正始十年(249)被司马懿杀害,同年王弼病卒,夏侯玄正元元年(254)被司马师杀害,所以,所谓的正始玄学不过是昙花一现。自正始末至景元三年(263)年嵇康被杀、景元四年(264)阮籍病逝的十多年间,曹魏朝政一直由司马氏父子把持。这一时期,玄学思想虽然十分活跃,但大旗实际上却是由竹林七贤扛起的,具体些说则是由嵇康和阮籍扛起的。

正始末至景元年间,竹林七贤以其特殊身份活跃在当时的玄学论坛上。他们的玄学活动虽然不乏辩难驳议之类的事情,却不像两晋名土那样常常为某一玄学命题争执不休,甚至一定要分个高下输赢。他们通过竹林之游畅言玄理,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同时又在社会活动中不经意地张扬着玄学思想,推动着玄学的流行。

阮籍是竹林玄学的坚定鼓吹者。任尚书郎的时候,他与同为尚书郎的王浑是好朋友。王浑之子王戎当时才十几岁,随父在郎舍,因而与阮籍成了忘年之交。两个年齿悬殊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好朋友,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都崇尚清谈,在谈玄方面有共同的兴趣与爱好。孙盛《晋阳秋》载:

戎年十五,随父浑在郎舍。阮籍见而说焉,每适浑,俄顷辄(去),在戎室久之。乃谓浑:“濬冲清尚,非卿伦也。”戎尝诣籍共饮,而刘昶在坐,不与焉。昶无恨色。既而戎问籍曰:“彼为谁也?”曰:“刘公荣也。”浚冲曰:“胜公荣,故与酒;不如公荣,不可不与酒;惟公荣者,可不与酒。”

阮籍和小他20多岁的王戎成为忘年交,是因为王戎小小年纪就善于清谈。一句“濬冲清尚,非卿伦也”,表明了阮籍对王戎长于清谈的欣赏态度。而王戎则是能言之辈,他对阮籍的一番话,看似谈论饮酒,但实际上则充满玄理意味。正是因此,阮籍对阮浑说:“与卿语,不如与阿戎语。”以至于他每次与王戎相聚,“必日夕而返”。除此之外,阮籍还著书立说,先后撰写了《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乐论》和《大人先生传》等充满玄理意味的文章,来阐释自己对“三玄”的认识与理解,张扬玄理,鼓吹玄学。

嵇康是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其玄学活动主要发生在移居山阳之后。作为竹林之游的主持者,嵇康常常在嵇公竹林里和阮籍等竹林名士谈玄清议,饮酒唱和。谈论玄理,成为竹林之游的重要内容。竹林之外,嵇康经常和向秀、吕安等锻铁灌园,谈论玄理。《文士传》载:

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说锻者,康不受直。惟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啖,清言而已。

此处所谓“清言”,与“玄言”同义,是指谈玄清议,《世说新语》和《晋书》都有很多例证。嵇康与亲旧共“清言”,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参与玄学活动。除此之外,嵇康还参与了一些重要玄学命题的辩难,如与向秀关于养生问题的争论,与张叔辽关于自然好学的争论,与阮德如关于宅无吉凶的争论,以及声无哀乐的争论,等等,都表明了嵇康对玄学问题的关注和对当时玄学重要命题的思考。

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故而在玄学活动中对名教中人不理不睬。《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载钟会访嵇康事云: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此事发生在钟会任中书侍郎时,时间大概在嘉平四年(252)前后,正是竹林之游最为热络的时候。钟会是贵公子,热衷玄理,不仅加入了当时以傅嘏、李丰等为首的关于才性同异合离的辩论,而且“集而论之”。《魏志》云:

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

钟会慕嵇康高名,撰成《四本论》之后,想得到嵇康的指教,怀揣《四本论》前来拜访,却因担心嵇康不理会他,就远远地从门外把《四本论》扔进去,转身往回跑了。钟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曾经在嵇康这里碰过软钉子。《世说新语》载: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锤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魏氏春秋》亦云:

钟会为大将军兄弟所昵,闻康名而造焉。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

嵇康性不偶物,与物多忤,对名教中人深恶痛绝。这样一种性格在其玄学活动得到了充分体现。

王戎以善于清谈而广为人知,并因此与阮籍成为忘年交。及参与竹林之游和进入仕途之后,王戎长于清谈的特点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载:“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王戎的回答既充满机智,又富有玄理。王戎回忆竹林之游的一段话,也很富玄理意味:“王浚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王戎评价时人,多着眼于玄理,以能清言为原则。其评王祥:“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评王衍:“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评阮武:“清伦有鉴识,汉元以来,未有此人。”所谓理中清远、风尘外物、清伦鉴识,都是以玄理论人物,表明王戎在人物评价方面所持有的玄学标准。

向秀的玄学活动,除参与竹林之游,与嵇康、吕安等人在锻铁灌园之时谈论玄理外,主要则是注《庄子》和《周易》。《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载: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

《竹林七贤论》云:

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

向秀还为《周易》作注,有《周易义》。《秀别传》云:

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秀雅好读书。二子颇以此嗤之。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后注《周易》,大义可观,而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未若隐庄之绝伦也。

向秀把自己对“三玄”的理解融入《庄子》注和《周易义》中,并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为魏晋玄学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山涛、刘伶和阮咸的玄学活动在其社会活动中亦偶尔可见。山涛主持吏部时草拟的《启事》,有些则着眼于玄理。《世说新语·赏誉第八》载:“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刘孝标注引山涛《启事》云:“(咸)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职,必妙绝于时。”在山涛看来,阮咸具有很高的玄学修养,是非常合适的吏部郎人选。刘伶的玄学活动,文献较少记载,但其日常生活则处处留下了玄学活动的影子。《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载:“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魏国统》亦云:“刘伶字伯伦,形貌丑陋,身长六尺,然肆意放荡,悠焉独畅,自得一时,常以宇宙为狭。”刘伶任情自然,土木形骸,已经把老庄思想内化为日常生活行动,故能“自得一时,常以宇宙为狭”,能豁达到“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阮咸的玄学活动虽然很少见诸文献记载,但其真素寡欲、皈依老庄,却曾受山涛的称赞。《名士传》亦称其“任达不拘,当世皆怪其所为。及与之处,少嗜欲哀乐,至到过绝于人,然后皆忘其向议”。阮咸虽然较少参与社会玄学活动,但他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时时处处在诠释着玄学精神。

二、竹林七贤的玄学思想

自汤用彤先生把“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辨”的魏晋思想称为“魏晋玄学”以来,魏晋玄学的说法逐渐为学界所接受。如今,谈及魏晋思想,学界认为其主流就是以“三玄”为代表的玄学。竹林七贤作为这一时期有重要影响的名士群体,对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兴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刘大杰所说:

魏晋的玄谈,虽由何、王开其端,若非竹林名士在思想上建立玄学的基础,在文字上加以宣传,那风气决不会闹到那种如日中天的样子的。后来一般人,不过继其余绪,在理论上加以发挥,在行为上更趋狂浪而已。

的确,魏晋玄学在正始以后能够逐步达至如日中天的勃兴与繁盛,与竹林七贤尤其是嵇康、阮籍的玄学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竹林七贤以老庄思想为精神皈依,其性格和行为都鲜明地表现出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阮籍尤好老庄,“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鲜明地表现出皈依老庄的特色;嵇康“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自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对老庄顶礼膜拜;山涛“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西晋王衍以为,“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向秀好老庄之学,更是广为人知。他的《庄子》注,“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对魏晋玄学的兴盛居功至伟;刘伶“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对老庄思想有深刻领悟;阮咸任达不拘,纵情越礼,所为与老庄精神暗合;至于王戎,更是清谈名家,以善于清谈为人所知,史家所谓“王戎谈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武陔赞其“尚约”,钟会赞其“简要”,都着眼于王戎的简约之风,而“简约”正是老庄思想的重要命题,表明王戎是地道的老庄信徒。

从现存文献来看,竹林七贤的玄学思想,唯嵇康和阮籍较为清晰。嵇康和阮籍是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汤用彤先生认为,“嵇康、阮籍与何晏、王弼不同。王何较严肃,有精密之思想系统,而嵇阮则表现了玄学的浪漫方面,其思想不精密,却将玄学用文章与行为表达出来,故在社会上之影响,嵇阮反出王何之上,而常被认为是名士之楷模”。他从元气说、自然三义和逍遥放任之人生观三个方面,对嵇康、阮籍的玄学思想作了简略论述,奠定了学界对嵇康、阮籍玄学思想的基本认识。其后有关嵇康、阮籍玄学思想的研究,大多是以上述观点为基础而进行的拓展。

嵇阮玄学的核心是崇尚自然。阮籍以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自然是万物之本,遵循自然规律是天地和人之本性,故曰“循自然、性天地者,寥廓之谈也”。如果不遵循自然规律,违背天地和人之本性,就会造成混乱,诚如阮籍指出的那样:“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争随;朝夕失期,而昼夜无分;竞逐趋利,舛倚横驰,父子不合,君臣乖离。”嵇康认为,人各有自然之性,而这种自然之性在“洪荒之世”保持得最好:“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故不扰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

正是因为崇尚自然,嵇康和阮籍的音乐思想都强调一个“和”字。在他们看来,“和”就是音乐的本质。阮籍认为,“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气。故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他视自然之乐为达至神人和谐的手段,认为“圣人之乐,和而已矣”。在《礼记》等典籍中,音乐是等级和礼仪的体现,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使用的音乐有严格限制,不能僭越,否则就是犯上,就是越礼。所以,当春秋末年季氏八佾舞于庭时,孔子大为愤怒,说:“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季氏用乐僭越,超出了他本应使用的音乐规制。但在阮籍看来,音乐的功能就是“和”,通过“和”来感动人心,所谓“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嵇康的音乐思想虽然与阮籍有很大不同,但同样强调“和”,他说:“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音乐以“和”为体,无关哀乐,所谓“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在阮籍和嵇康的思想中,“和”就是自然的一种状态,是自然规律的表现。

嵇康玄学的主要特征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对此有明确表述: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他认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

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明的“必不堪者七”和“甚不可者二”,虽然是在说自己,实则都是对名教的控诉。

阮籍对名教虽然有些不舍不弃,但他骨子里却是抗拒名教,因而高举“自然”之大旗与名教抗争。他说:“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朴;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他认为,“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是一个蔑视礼法的“超人”形象:

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

阮籍不仅把大人先生塑造为一个任情自然的人物,而且还借大人先生之口,对名教进行了抨击:

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散之祸。此非汝君子之为乎?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

魏晋时期,摒弃名教者众,但像阮籍、嵇康这样猛烈抨击礼法和名教者,却为数不多。

竹林七贤玄学的主要表现是任情放达。嵇康的“必不堪者七”,就表现出一种任情放达之特色:

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一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

嵇康所谓“必不堪者七”,都是名教所热衷的,而这些恰恰是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所不屑为的。至于沉湎于酒的刘伶,其所著《酒德颂》亦表现出任情放达之特色:

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恍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

刘伶对老庄思想的领悟,都蕴含在这篇《酒德颂》中。其对名教的蔑视,也在这篇千古奇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竹林七贤对魏晋玄学的影响

在魏晋玄学的发展与勃兴过程中,竹林七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刘大杰先生指出,“玄学清谈有他们这般人(指竹林七贤——笔者注)出来提倡,不怕它不变为狂潮大浪了”,的确说到了根子上。具体说来,竹林七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思想观念上的提倡和行为方式上的示范。

在思想观念方面,竹林七贤的影响虽然未必超过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但嵇康、阮籍和向秀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嵇康在《养生论》《难自然好学伦》《声无哀乐论》《释私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等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崇尚自然的思想,不仅是对老庄自然思想的张扬,而且挑起了魏晋时期的自然与名教之争。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在当时曾经引起轩然大波。他公开表示“非汤武而薄周孔”,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反响,招致了名教中人的反对,以至于为名教中人所不容。钟会就把“非汤武而薄周孔”作为诋毁嵇康的一个重要理由,认为嵇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并直接导致了嵇康被杀。

嵇阮的“贵无”思想,在当时就引起激烈争论。阮籍以为,“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也”。阮籍“贵无”,认为无为则天下安,有为则天下相残:“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各足于身而无所求也。恩泽无所归,则死败无所仇;奇声不作,则耳不易听;淫色不显,则目不改视。耳目不相易改,则无以乱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驱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残也。”这种观点显然脱胎于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但是,嵇阮的崇尚自然和“贵无”,却遭到了来自名教阵营的猛烈抨击。裴頠著《崇有论》,公开指责阮籍等人。《晋书·裴頠传》云:

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从,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在《崇有论》中,裴頠直斥何晏、阮籍“悠悠之徒,骇乎若兹之衅,而寻艰争所缘。察夫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尽管裴頠等人的“崇有”之论得到当权者司马氏的支持,但由于自正始以来崇尚自然无为已经渐成时代风气,嵇阮等人的玄学思想在当时社会依然有广阔市场,尤其是经过西晋王衍、乐广等所谓“中朝名士”的推波助澜,魏晋玄学在西晋时期愈加兴盛。正如史家所言:“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 与玄学思想的影响相比,竹林七贤任情自然、疏狂放达的行为方式,对当时的影响更为显著。竹林七贤崇尚自然,张扬个性,蔑视礼教,把对老庄的领悟内化为精神状态,外化为行为方式。他们游于竹林,纵酒昏酣,遗落世事,把老庄思想融入吟咏谈笑之中;竹林之外,他们同样疏狂任性,挥洒自由,不把名教放在眼里。阮籍“礼岂为我辈设耶”的质问,把竹林七贤对礼法的蔑视表现得淋漓尽致;刘伶纵酒放达,脱衣裸形在屋中。有人见而嘲讽之,他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吾褌中?”把老庄的任情自然发挥到了极致;王戎丧子,悲不自胜。山简劝慰他:“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戎回答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的回答,涉及魏晋玄学的重要话题——圣人有情无情,这一问题在王戎不经意的回答中已经找到了答案。竹林七贤就是这样用言语和行动来表现他们对玄学的理解和领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周围的人,影响着整个魏晋社会,促进了魏晋玄学的流行和兴盛。

竹林七贤的任情自然和疏狂放达,对魏晋玄学的影响可以说是无所不及。《晋书·王衍传》载: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籍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

这虽然说的是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对以西晋玄学的影响,但既“贵无”且能放达虚诞者,实则是指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在王隐《晋书》中,阮籍等人的影响比较消极: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母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相较于西晋,东晋的玄学虽然更为兴盛,但士人对魏晋玄学的反思也开始多起来,王隐并不是第一个。在王隐之前,桓温已有“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虚,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之慨!桓温之言虽是针对王衍、乐广等人,但其放达浮诞之风,却始于竹林七贤,王衍等人不过得其余绪而已。

竹林七贤聚会谈玄论道的形式,也为两晋名士所继承。《世说新语》所载西晋诸名士共至洛水戏的故事,颇能说明问题: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这个故事说到的王衍、乐广和裴頠、张华,都是西晋武帝时期的名士,其中王衍和乐广是西晋玄学的领袖人物,其地位与竹林名士中的阮籍和嵇康相若。东晋时期,王羲之等名士兰亭雅集,深得竹林名士之遗风。王羲之《临河叙》云: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兰亭雅集多至40余人,规模更胜于洛水之戏。其目的虽然是所谓的“修禊事”,但其形式却是把酒言欢,以文会友。它不同于西汉时期的梁园之游,也不同于建安时期的邺下之游。它不是帝王或权贵主导下的文人活动,而是与竹林之游一样,是志同道合者的自发聚会,是文人雅士的诗酒唱和。所不同者,是兰亭雅集少了些竹林之游的自然和超脱,多了些文人之间的是是非非和世俗缠绕。王羲之“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之慨,已然流露出这样的信息。

刘师培先生论及阮籍的影响时说:“西晋之士,其以嗣宗为法者,非法其文,惟法其行。用是清谈而外,别为放达。”刘大杰先生指出:“嵇阮是学界的权威,王乐又是政界的巨子,玄学清谈由这般人来提倡鼓励,后进之士,自然是景慕仿效。退可得名,进可干禄,矜高浮诞之风,于是就日盛一日了。”竹林七贤对魏晋玄学的影响,在于他们的思想,在于他们的文章,亦在他们的玄学活动。但比较而言,竹林七贤的任情自然的处世态度和疏狂放达的行为方式,对魏晋玄学的影响更为直接,也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