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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大鹰:拍调查记者,现实和电影都不容易

时间:2022-08-16 13:58:53 热闻 我要投稿

导演叶大鹰最新的一部电影《永不妥协》,在 2022 年 8 月 12 日上映。距离他上一部执导的作品《天安门》,已经过去了整整 13 年。

13 年可以改变很多事,2009 年中国内地的电影市场,全年票房只有 62 亿,石破天惊的《阿凡达》也是在第二年才掀起观影热潮。而在 2019 年,全年票房已经暴涨到 641 亿,一个又一个全新的商业类型片获得了观众的认可。2022 年的电影市场,经历了疫情的关停、无片可放的无奈,终于在暑期档迎来了短暂的回温。

夹在暑期档两个商业大片中间,现实主义题材的《永不妥协》分外艰难。

作为创作者,叶大鹰无法奢望与观众之间“错失”的 13 年,可以用一部影片进行弥补。用叶大鹰的话来说,并不是他主动远离观众,而是在这十几年电影圈的风起云涌中,他被冲击得有点“找不着北”。

“很多投资人身边,总围着一群所谓懂影视剧的人,会拿数据说服老板,形成一个唯票房论。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赚钱是理所应当,但我们这个社会人人都把赚钱当做一个巨大的目标,我觉得是社会的倒退。有时候会看到好友拍出完全不靠谱的电影,就会看到一种迎合,好像自己去冒充年轻人在那儿谈恋爱。我就感觉这人完全不认识了,会激起我的无比同情,并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变成那样。我就会觉得,这个时代逐渐没有我们生存的空间。”

但叶大鹰并没有停止剧本的创作。从 2009 年到 2016 年,他几乎每年创作不止一个剧本。直到他在加入联办传媒集团之后,听说了这些财经调查媒体人的故事,为之肃然起敬的同时,开始对他们进行采访、收集素材,创作《永不妥协》。

《永不妥协》海报

这部影片的剧本,叶大鹰从 2016 年开始编写,从拍摄制作到最终上映,中间经历了太多意想不到的关卡。这部讲述朱丹饰演的《新岛周刊》主编余丽如何揭露真相并对抗资本大佬的影片,其背后的故事或许跟剧本里同样波折、艰难。最终,这个取材自真实财经调查记者素材的故事,也成为激励叶大鹰完成这部影片并将其呈现给观众的力量源泉。某种程度上,创作者与故事主角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扶持的状态。

甚至 2020 年开始的新冠疫情,都被叶大鹰自我调侃成一件对他“起到帮助”的事,让他可以在这段时间中,冷静、客观、不受外界打扰地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将愤懑不平消化为艺术上的再创造,才让影片最终得以与观众见面。

《永不妥协》剧照

而在最近几年,市场上的一些优秀作品,也让他再度看到了中国电影蓬勃发展的希望,比如《我不是药神》《少年的你》《爱情神话》,都是他非常欣赏的新一代创作者的优秀作品,“没那么市侩、不那么娱乐,当然很有趣,又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和做人的高度”。老一代导演的作品里,《长津湖》也让他觉得太不容易了,“因为别人没经历过面对资方、面对上级领导的要求时的那种严酷跟苛刻。他们在有限的空间中,做了力所能及的突破。”

不过,哪怕离开电影市场已有 13 年,叶大鹰也并没有准备去做任何迎合当下主流年轻观众的改变。“保持自我”,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更多年轻人的期盼。“每个创作人,都需要给自己一个标的。我们也不用说什么大道理,只要你希望自己拍的电影能不混同于看不上的那种庸俗作品,就够了。为什么王朔会变成(年轻时)我们周围不断有人谈起的人?他的思想、文字,给我们同时代的人,带来了一种豁然,也不叫开朗,就能让你突然获得了认识世界的能力。跟臭味相投的人、靠谱的人、有共同追求的人在一起,那才是结伴而行。”

叶大鹰开玩笑,《永不妥协》可以让他宣布,作为导演“我还活着”,而在未来,他还希望能用新的作品带给观众惊喜,“这得试,想奋斗就得有牺牲,我们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会在创作中挣扎,几死几生,不把自己写成那样出不来好作品。我就想在下一部片子里,争取给大家一个意外。”

以下是《WSJ.》与叶大鹰的对话:

《WSJ.》: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关注到调查记者的故事?

叶大鹰 :偶然的机会,我加入了联办传媒集团,结识了很多记者、媒体人。说老实话,他们讲的故事和过去的经历让我特别触动,完全在意料之外。以前我完全不知道,不关心金融,连股票都没买过,后来听说他们各种各样的经历,有的非常惨烈,甚至让我觉得非常气愤。

最初听到这些故事,我是被他们激励了、惊着了。有一种艰难,比如战场上的士兵、缉毒警察,他们是可歌可泣的英勇战士,但我没想到在身边的都市里、生活中,有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一类人,原来他们经历的事情,能让我肾上腺素飙升,对他们肃然起敬。我想,如果能有一部讲述他们故事的电影,将会相当精彩。

《WSJ.》:创作中,真实的媒体人给故事提供了哪些帮助?

叶大鹰 :这里面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真实故事作为素材。当这么多媒体人跟我聊他们经历的细节的时候,故事就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我们拿到了一些记者的日记,看到他们身处事件当中的记录,看到最后,我往往热泪盈眶。当记者面对不明确的危险的时候,他们都特别难,特别打动我。我还请《市场证券周刊》的前主编直接当我的编剧之一,一块写。调查记者都有火眼金睛,他极易发现问题,可以给我找茬,每一稿出来,都可以帮我找出问题。

作为电影人,我一直在寻找别人没拍过的电影,拍出独特的、有个性的(影片)。一部电影的主人公不面对生死,电影肯定没什么劲儿,人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生死。而且,这些记者是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去支撑自己抵御巨大的诱惑,那是成百上千倍于他收入的诱惑,甚至不是让你说坏人好话,只要不说话就可以得到。写剧本的时候,我就会扪心自问,如果是我自己面对,经不经得起诱惑?

我这个电影不仅是讲述媒体人如何揭露黑暗、抵达真相,其实还想献给生活中、工作中面临各种困难、不公的人。片名《永不妥协》是在讲媒体人的精神,而且社会里很多人都在永不妥协地在坚守着信念,谁不是抗御着压力、不公?我们需要一个公众性的电影,让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代入。

《永不妥协》剧照

《WSJ.》:但这部影片的完成、公映,整个过程难度应该非常大。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做了哪些决不妥协的坚持?

叶大鹰 :说老实话,我没想到那么艰难,我能坚持到这部片子公映(就是胜利)。我的这个故事,来源于很多人的真实经历,他们的精神在支持着我,我也被自己写的故事激励着,让我不能放弃。

以前我第一部戏《大喘气》,特别刺,那时候就觉得很有劲儿,光剩下出气了。但随着阅历、方方面面的成长,我觉得一个成熟的创作人,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别人的打引号的“非难”?人家提出疑问,哪怕再尖锐,能不能艺术化地在故事中把他提到的东西化解了?这说起来很难,但能有多难?只要把心态放平,我觉得就好办了。

所谓永不妥协,也是有技术性的,不光是精神,克服困难你得有招,不能只说“我不怕牺牲”,那太简单了,大家都是现代人,都不容易,我们得有自己的理解,把工作、生活中的困难给克服掉,这才叫永不妥协。别克服到一半你死了,问题留下了,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必须活着解决问题。所以我要把片子端出来给大家。

《WSJ.》: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年调查记者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窄了,你有在电影中寻求体现这样的时代变化吗?

叶大鹰 :我倒是没有想太多,我没有想反映什么(当下时代媒体空间),我只想讲一个生动的故事并客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观众的感受让观众去说,我不想将主题强加于人。观众看完能获得力量、有一点点冲动,我就非常满意。

而且,我也不能说我们媒体从业人员百分之百都会好的,在每个行业里,能坚持自己的良心、坚守道德底线的人都是少数。我们讲这些勇敢的人的故事,初衷就是为了更多人能忠于自己内心的光明。

《永不妥协》剧照

《WSJ.》:《天安门》之后,你已经有 12 年没有执导影片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最为迅猛的这些年,为什么反而缺席了?

叶大鹰 :我找不着北。真的,我在影视娱乐的大潮中找不着北。谁不想在自己的专业里头有所表现?哪怕拍个娱乐片?但后来我发现,当我去拍娱乐片时,投资人就担心,信不过你,说“你能跟现在的观众娱乐吗”?而且很多投资人身边,总围着一群所谓懂影视剧的人,会拿什么数据去说服老板,谁前一部卖了多少票房,会形成一个唯票房论,票房被当成了终极的东西。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赚钱是理所应当。久而久之,那些老板也都这么想问题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时代逐渐没有我们生存的空间。

这个社会人人都把赚钱当做一个巨大的目标,我觉得是社会的倒退。当然,社会发展必须经过这个过程,才会回归创作,而不是嘻嘻哈哈、胡扯瞎编。

最近几年,我还是发现一些好作品出来了,有一些片子,没那么市侩、不那么娱乐,当然它很有趣,又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和做人的高度,所以我也觉得,自己还是可以出来做点事的。

《WSJ.》:这些唯票房论的倾向,可能让很多你这样的老一辈电影人无法持续进行表达,也是电影市场的一种悲哀。

叶大鹰 :反过来说,也是我们无能,掉队了怪谁?还是只能自责。只能在未来的作品中,做出另外一种可能的努力,这是非常艰难的。

你愿意改变,但有时候会看到同行甚至好友,拍出完全不靠谱的电影,看到一种迎合,好像自己去冒充年轻人在那儿谈恋爱。我看半天,就感觉这人完全不认识了,会激起我的无比同情,并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变成那样。但同时,也要掂量好,要奋斗就有牺牲,要付出代价。你觉得值,就去付出,不试怎么知道结果呢?前些年,我可不止是一年写一部作品,我也一直在闷头在家嘎嘎地写,创作是有瘾的,创作者会在创作中变成另外几个人,我会将心比心地去写人物,那才有意思。

《WSJ.》:自己创作的过程中,你关注过年轻一代电影人的表达吗?看了这些年许多电影节,我觉得当下年轻人的创作母题跟你们年轻时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可能只是成长背景、时代背景有所改变,但自我的表达深度变化不大。

叶大鹰 :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不可能蹦出时代。我今天再去回想自己年轻的时候,也都差不多。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拍片,困难会小于今天吗?也不是。今天的优越性就大于过去吗?也未必。每个创作人,都需要给自己一个标的。我们也不用说什么大道理,只要你希望自己拍的电影能不混同于看不上的那种庸俗作品,就够了。

拍完《永不妥协》,我也有点小小的较劲和得意,终于能告诉大家,我还活着,那个叶大鹰还在。因为对导演来说,没有作品不就等于“死了”吗,创作上的死亡。

《永不妥协》剧照

《WSJ.》:最近几年,有什么年轻导演拍的片子令你印象深刻?

叶大鹰 :《我不是药神》,我觉得挺好,还有《少年的你》也不错。猛的一想,我也涵盖不全,前不久看了讲上海话的那个电影《爱情神话》也非常有趣。

《WSJ.》:那你会希望跟现在所谓的主流观众群体,也就是年轻观众进行更直接的对话吗?

叶大鹰 :我不会,不会去问年轻观众喜欢什么,那我就变成跪着拍戏的人了。我就想在下一部片子里,争取给大家一个意外。

《WSJ.》:现在有什么未来的拍摄计划可以透露吗?

叶大鹰 :(拍新片)还得试,想奋斗就得有牺牲。我们会在创作中挣扎,几死几生,不把自己写成那样出不来好作品,而且也不过瘾,是不是(笑)?大家会想当然地觉得我过去拍了红色电影,(未来)应该再拍一个,但不一定。大家忘了,我第一部《大喘气》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作品。所以我现在还不能说。

《大喘气》剧照

《WSJ.》:你年轻时那样“有劲”的作品都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叶大鹰 :只有你越真诚,观众才越会为了你的作品买账。当时拍完《大喘气》,就想下一部拍什么,能不能拍一个“二老”都买账的作品?我们那时候俗话说的“二老”,就是“老百姓”和“老干部”。多难啊,怎么弄?就是憋。好作品就是憋出来的。

后来我一想,我听说朱敏被纳粹抓到集中营里过,有这个故事,顿时大家(茅塞顿开),过去电影都是咱们跟“日本鬼子”斗这斗那,这回到了纳粹面前,那是怎样的可能性?那时候兴奋得,就直接把《红樱桃》弄出来了。

其实那时候非常功利的,年轻人要闯出一条路不容易,而且我也很幸运,因为我父亲跟朱敏是校友,有这方面的条件,才能顺藤摸瓜去进行采访。《红樱桃》的采访,让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了非常大的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开始关心除了个人命运之外的历史了,关心民族和社会了。

《WSJ.》:现在年轻一代会用视频创作的人越来越多,都有可能像你一样踏上导演之路吗?

叶大鹰 :当年上电影学院,他们从美国找来一个很有名的老教授,跟我们说了一种理论,什么样智商的人能当导演?他说,有开车的能力就能当导演。当时我们还挺不忿,但后来觉得还真是,现在看短视频,常常看着看着,就能蹦出几个挺有意思的想法。但这是技术,根本性的创作,还是自己的专业本事。

《红樱桃》剧照

《WSJ.》:技术是好学的,深层次的思考与个性的表达,才是拉开不同创作者差距的根本。

叶大鹰 :对,因为任何人,都会觉得自己跟别人活得不一样,才觉得有价值、才有意思。我们现在这个教育制度,是有种把你们培养成有用的人(的感觉)。谁用?养活自己、挣着小钱、再挣大钱,都得按照这个逻辑走,所以都得在这个道路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觉得挺没劲的。

而且一定要持续坚持创作下去。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内心中一直有一种力量推着我往某一个方向走。我就觉得,哪怕困难得要死了,也会有人拖着你,哪怕死后也会有人给你公平,我一直相信这个,从没绝望过。

《WSJ.》:现在还有一些营销号把你写成当年“京圈”的代表人物之一,对这样的说法你怎么看?

叶大鹰 :现在那帮人,动不动“圈里”什么的,我就觉得非常可笑。哪有圈子?而且我得再说,我跟“北京圈”没什么关系。什么京不京圈,都是媒体的需要,博眼球的说法,谁跟谁有关系啊?当然确实会有一些价值观相近、臭味相投的人。

为什么王朔会变成(年轻时)我们周围不断有人谈起的人?因为他的思想、文字,给我们同时代的人,带来了一种豁然,也不叫开朗,就能让你突然获得了认识世界的能力。跟臭味相投的人、靠谱的人、有共同追求的人在一起,那才是结伴而行,而且不用老联系,有些朋友不是需要老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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