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的人格与命运不凡，他是知识分子中极为罕见的“个例”，他的苦难历程，如一柄尖厉的钻头扎进时代、社会和我们灵魂的根部。这对于我们重新打开早已被我们淡化遗忘的历史大书，重新思考认识一个时代和我们自己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与意义。——摘自刘海军《束星北档案》
一代傲骨束星北先生
束星北先生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贴满了标签——“天才”“疯子”“斗士”“辉煌”“磨难”“传奇”“悲怆”……。他到达过科学研究的最巅峰，最终却“死无葬身之地”，连进“乱葬岗”埋葬的机会也没有。
人的一生难免有起起伏伏，但是束星北先生与之不同的是，他的一生充满了太多太多的大起大落，高可至云霄之上，低可至深渊之底。对他的评价也是众口不一，赞誉他的人称他为中国的爱因斯坦，批评他的人将他视为“疯子”“精神病”……
束星北，1907年出生于江苏南通的一户殷实人家。他的父亲束曰璐毕业于江南陆师学校，清末时期曾任参领，民国时期任全国水利局的主事，与他的兄长束曰官经营盐业与纺织业。束曰官是爱国实业家张謇的女婿。民国初年，束曰璐和束曰官已成为张謇的左膀右臂。家里祖上留下来的上百亩水田，由妻子郭氏一人料理。在束星北八岁那年，因为一场家庭变故，性格刚强的母亲带领束星北从家里出走，住在束星北的姨母家。
为了衣食和学费，束星北开始边打工边上学。从江都县大桥镇的小学起，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靠自己的双手解决的。1926年，束星北来到济南市齐鲁大学的第二年，先行公派赴美留学的朋友来信约他到美国读书。在美国，经同学引荐，他考进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习之余，全部精力用来勤工助学，洗车、修剪草坪，发送报纸、修建铁路、修建码头、装卸货物，他都干过。
1927年，他转到旧金山加州大学学习。7月，经日本、朝鲜、莫斯科、华沙，去欧洲游历，在爱因斯坦任教的柏林大学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做研究助手。
1928年10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理论物理学家E．T．惠特克（Whittaker）和C．G．达尔文（Darwiner），进行系统的基础物理和数学的学习。惠特克和达尔文博士当时已称名世界，惠特克的分析力学被圈内人士奉为经典。束星北在两位大师门下受到严格的训练，学业的提高有如神助，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以《论数学物理的基础》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位。
1930年2月，由惠特克和达尔文博士的引荐，束星北来到狄拉克所在的剑桥大学，从师于著名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爱丁顿是恒星内部结构理论和变星脉动理论的创始者，他发现了恒星的质光关系，在恒星大气理论、恒星运动、相对论、量子论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包括利用日全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1930年8月，已渐显才华的束星北被爱丁顿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助教，师从著名数学家特罗克教授。1931年5月，束星北完成了硕士论文《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他把研究成果发表在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物理期刊》上，并寄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很快回信，称束星北巧妙地把引力场和电磁波结合起来，得出非常有价值的结果，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尝试。
就在这一年9月，束星北回国探亲，并遵循母亲的意愿与葛楚华女士结婚。
本打算不久之后就回欧洲继续学业的束星北，却毅然决然作出了一个改变一生命运的决定。因为就在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束星北先生投笔从戎，于1932年1月受聘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7月，因触犯蒋介石于离开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束星北经过走访和比较，决定去浙江大学任教。9月，受聘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1933年，研究广义相对论。1935年7月，物理系全体师生因反对校长独断专行，束星北和大批爱国学者离校。8月，束星北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教授兼数学系主任，并兼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
1936年4月，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向蒋介石提出，一是要保证充足的办学经费，二是校长要有独立的选人用人的权力，不受政党之干涉。很快，浙江大学办的办学质量迅速提升，被称为"东方剑桥"。
竺可桢本着这个宗旨，聘请名师，倡导"求是"学风，一大批国内外名教授纷纷回归。此时的浙江大学，因躲避日本人的侵略而迁到广西、贵州、云南一带。作为那个时候的物理系学生，许良英、周志成、程开甲、李政道等一批后来的精英人才，都深深地感叹束星北老师的授课使他们终生受益匪浅。
1944年10月，束星北应当时国民政府之邀，被借聘到重庆军令部技术室任技术顾问一年，领导研制中国首部雷达，同时指导装制特工发报机、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等军用器材，并于1945年春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部雷达。8月，做《原子弹理论学术报告》。抗战胜利后，时任民国元首的蒋介石亲自授予束星北“抗战英雄”称号。
但是，正是这一年的技术顾问的经历，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磨难。
束星北与同在浙江大学任教的王淦昌，都对科学事业有一股执着与严谨的精神，在专业上，两人虽各有所长，一个擅长理论物理，一个擅长实验物理，都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两个才华非凡而又个性迥然不同的人成为"对手"和至交，他们既能相互冲撞启发，又能相互吸收弥补。他们在课堂上常常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形同两军对垒。两个人无论是谁登台做主讲，另一个一定会不断地在下面"拆台"，不断地提问插话，诘问"抬杠"，常常使讨论变成了激烈的争论。有时候，两个人像顶牛的小孩子一样，头对头，喊叫着，争得面红耳赤。大教授竟像孩子样地论争，让学生们颇感惊异新奇，而一些学术问题也正在这样的争论中日见深邃。在科学研究中，两人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共同关注的题目进行研讨，如核裂变和Ｂｏｈr的色散理论或衰变理论等。据程开甲讲，40年代初，两人已开始讨论研究如何击破原子核，两人的研究已完全进入国际物理学的先进行列。
浙江大学的教学生涯，是束星北一生中最平静也是最辉煌的一段时光。束星北与王淦昌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成果卓越，还一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闻名中外的人才，如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
这个时期，束星北踌躇满志，雄心勃勃，"我28岁就成了名教授，自持有大才，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低下去。"他自觉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这样的念头，早在1937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扎下了根。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与量子力学大师相识，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不同意见。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玻尔回去后，不断收到上海几所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的信笺，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很直接，“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50年代初，玻尔还在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
因为，这个时期束星北的生活轨迹有了一个急转弯。
有人说，这是他的个性造成的，也有人说，这是大环境造成的。孰对孰错，一时难以分清，也许都不对，也许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束星北的很有个性，是有目共睹的。他的个性太鲜明了，疾恶如仇，表里如一，在社会的特殊时期和特殊环境下屡屡被打压，似乎是注定了的。
束星北被人称作“束大炮”，这种个性似乎又是他母亲给他的遗传基因，在他母亲独自撑持一个大家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个性。人称"束大嘴"的束郭氏，身体强壮，性情刚正，她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那些偷懒耍滑的佃户地头上，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的祖宗八代拖出来理论一番，要是哪个不识趣的再敢无理纠缠的话，“束大嘴”就会扬起她那个让所有佃户都畏惧的手，劈头盖脸地扇下去。可是，“束大嘴”又心慈如佛，若逢灾年，不但主动减租，还会损资募化，赈灾衣食，每到枯冬春荒，束家都要发寒衣，施面粉，村里的人都说，“束大嘴”是刀子嘴，豆腐心，有慈悲心肯做好事。
1950年，浙江大学思想改造期间，他听说苏步青，这位被国外学者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教授，被人诬告贪污学校的东西，要以死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怒不可遏，直接就找到了管事的，将他一把揪住，一拳过去，大骂道，“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个什么东西？”结果，苏步青得救了，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了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第一人。
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的好友王淦昌邀请他一起去中科院工作，他直接拒绝，反而独自一人去山东大学做教授。因为他认为中科院都是些政治学者，缺少科学家气质，他实在看不惯。如今看来，如果当时他去了中科院，也许就能逃过未来的种种劫难。但是，谁又能提前料到在之后的岁月里，中科院竟成为了中国科学家，唯一的避风港呢？
1952年底，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被邀请到山东大学做学术报告，报告中间，束星北突然走上讲台，“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然后拿起粉笔，在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认真地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足足讲了40分钟，王竹溪极为尴尬地站在旁边。王竹溪是谁？杨振宁的老师。
这就是束星北，认真到不给任何人留情面，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假话空话，不说违心之言，真实到丝毫不懂得恭维。领导找他谈话，他淡淡地回答：以前的学校都这样。最后的结果，就是不让他上台讲课。
没关系，他转而学习气象学。不到一年时间，《高压变压计算法的建议》、《流体力学的一个定律在气象学上的应用》、《根据基培尔基本假设的天气预报新法》、《干空气绝热上升时是否作等熵变化》、《空气运动学研究》、《基培尔基本假设的理论证明及对流顶压力温度试报》等一篇篇成果分别刊登在《中国气象学报》、《中国物理学报》、《山东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很快引起了气象学界的关注和反响。
束星北的思考是前沿的。他考虑的最多的是30年后将引起世界技术革命的计算机。他曾多次写信给王淦昌探讨计算机的前景。一年之后的"知识分子小阳春"时期，上级同意了他的关于筹建计算机研究小组的请示报告，并让他担任了计算机研究小组组长，几经反复后，这事最终因为“环境”变了只能搁置下来。他想在青岛建立一个无线电工程企业，王淦昌表示支持，可是一个新兴产业要牵扯多少机关多少环节，很快受阻下马。
束星北在气象领域的学术成果引起轰动后，中央气象局首先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经教育部批准，山东大学增设气象研究室，束星北主持全面工作。山东大学气象研究室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大气、雷雨台风、风暴潮、短期预报和长期预报等专业项目全部开展起来。束星北雄心勃勃，他想在三五年内将山东大学气象研究室建成全国独一无二的动力气象研究中心。可是，又是“环境”改变，束星北主持的气象研究室仅存活了一年，束星北抗争无效，亲手将研究室含泪关掉。
1960年，束星北转到青岛医学院任教员，继续管制劳动。束星北在青岛医学院的转折点是1961年——他修复了医学院的一台损坏闲置了多日的脑电图机。这台脑电图机是从丹麦引进的，全省仅有两台，60年代属世界医疗器械最为尖端的高科技产品。因操作不当出了严重故障。找了几个行家，竟连说明书也看不懂。
脑电图机的起死回生，在青岛医学院乃至青岛医学界引起轰动。青岛的各大医院都慕名而来请束星北做修理工。这一特殊时期，很多医院的仪器设备由于长时间闲置或使用不当，出现大量损坏、老化，束星北的足迹几乎踏遍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所修复的仪器涉及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仪、同位素扫描仪、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比色计等，至于修复的台数，无法统计。1964年8月，向有关组织提出研究核武器要求。1965年，完成中国首部《狭义相对论》。
然而，他始终没有得到“摘帽”的资格。更令他不解的是，1968年9月开始，他的工资也冻结了。
儿女们渐渐发现，束星北的精神开始变得不太正常，一旦报纸报道重大发明或成果，他就不停地走来走去，常常通宵不眠。有一回，他独自坐壁橱里垂泪，口中念念有词：本该是我来做的，本该是我来做的，儿子走过去一看，他手里的报纸上登载的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了。
女儿束美新说到这样一件事。她出嫁之后，带了过百天的孩子来看父亲，远远地看见校门口一个人正佝偻着身子扫雪，走过去一看，果然是父亲，她发现父亲在路两旁的雪地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这是父亲每天的功课。女儿忍不住悄悄地哭了一路。
当国产第一台脑电图机由上海电子医疗仪器厂制造问世后，他按捺不住了。即使再以走技术改造道路而招致批判，他也不在乎了。这台国产脑电图机被北京、上海的舆论界称之为中国医疗、卫生界重大突破与贡献。可是这台已"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脑电图机，在束星北眼里简直就是远远达不到他的预想。束星北多么希望由他来接手做这件事情，多么希望由他来真正地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写了无数封信，“希望党和人民给我将功折罪的机会，贡献一得之愚，协助上海电子医疗仪器厂共同研究改进，以期赶上和超过世界最高先进水平。”
但是，没有回音。他的炼狱生活还没有结束。
情况的转机是在李政道访问中国大陆之后。先是杨振宁在1971年夏天第一个撬开封闭了二十多年的中美往来大门的。接待人员问杨振宁有什么事需要办理，他开了一个长长的要求会见的人名单，上面有他的亲人、朋友、老师等。因为杨振宁的访问，很多人跟着沾了光，包括两弹专家邓稼先。李政道是在1972年10月回来的。当周总理提出希望李政道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讲学时，李政道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以后，在很多场合，李政道都提到束星北的名字，用意是非常明显的。
几天以后，有关官员到了青岛，专程了解束星北的情况并安排师生会面。青岛医学院鉴于“影响不好”，以束星北身体不适为由，将这事推掉了。
不过，束星北的命运转机最终还是来了，尽管来得很晚。中国科学院东北石油化工研究所的领导和科研人员来到青岛医学院，他们是慕名而来，指名道姓找束星北帮助他们所解决最新科研难题：冲击对两金属粘合剂的破坏。金属粘合剂是一种高强度粘合剂，20世纪70年代属于国际先进科研技术，它在机械化工和航天方面有着广泛的用途和作用，它的粘合强度和可靠性远远超过电焊和铆钉。中科院石油化工研究所为了这个活儿，跑遍了全国包括中科院数学所在内的著名的大院大所，竟无人能够"揭榜"。当他们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向他们推荐了束星北。
接到任务后，束星北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他提出要到山东大学去演算，因为山东大学的资料和有关书籍比较齐备，可是院核心小组没有同意。核心小组只同意他回到青岛医学院做这项研究。去不成山东大学，束星北开出一个所需资料清单，那是一张密密麻麻的外语书单，有50多本。结果只在海洋学院图书馆找到一本。
对于束星北来说，冲击对两金属粘合剂破坏试验研究本不算什么大的项目，可是没有参考书和有关资料，使得他的"旅途"变得复杂而又迷茫起来。他一个人一枝笔在一个空荡荡的大楼里开始了他难得的"旅行"。由于缺乏参考文献，只能凭记忆及其他一切可利用的资料进行演算。
但最终，两金属粘合剂的物理试验大获成功。紧接着，青岛某部队的雷达坏了，上门来找束星北。束星北神奇的手又给修好了。
1974年9月11日，束星北终于得以“摘帽”，而他真正搬掉压在头上的是在1979年底。屈指算来，长达22年之久。
1978年中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中国又一次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广州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和中科院下属机构纷纷向束星北伸出橄榄枝，后因为他的历史问题又中止了邀约。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曾荣向他伸出了温暖的大手。束星北喜极而泣。历史划了个圆圈，好象又回到了起点。束星北又一次站到了讲台上，开始讲他最拿手的牛顿力学。
此时的束星北，已是70多岁的老人，他很像刚从急诊室里跑出来的急症病人：氧气袋、肾上腺素气雾剂和各种各样的小药袋装备在身上。长年得不到医治的肺气肿越来越严重。发作起来，他就像突然给扔到岸边的鱼，瞪凸了眼睛，干张着嘴，于是马上就得喷药、吸氧。
但是束星北不服气，他最自信的是他的精力与记忆力都不亚于当年。1979年，航天部试验的中国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慎重起见，国家有关部门在学术界广泛征求有关科学家意见，有人推荐了束星北。钱学森拍板定案此事交给束星北。结果，束星北仅以实验室的一台计算机、一枝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任务。这一年，束星北73岁。独自一人，出色地完成了重大而复杂的计算任务，这在航天学界轰动一时。
他毕竟老了。1983年9月，一场风寒将他击倒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束星北心有不甘，显然他不愿如此告别人间，他总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没做，弥留之际，他要将自己的遗体无偿捐给青岛医学院，做解剖和医学实验材料之用。束星北的儿女们专门写了父亲的遗体捐献书和移交书。他特别叮嘱医学院搞解剖的张大夫，一定要解剖他的大脑。
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走完了悲怆而又神奇的一生，终年77岁。
举行完遗体移交仪式之后，束星北的遗体被送进了太平间。这期间，正赶上机构改革大换血，遗体就在青岛医学院领导班子"大换血"的繁忙与骚乱中，被遗忘了。
半年之后，"大换血"的"运动"已告结束，有人突然想起束星北，派人去看时发现遗体已经腐烂不堪。
医学院的后面是一片荒寂的林子，当初甚是偏僻，附近有人死了孩子，常常就近埋到那里，慢慢成了乱葬岗，当地人称为"舍林子"。有关领导见遗体非但不能解剖，连标本价值也失掉了，便派两个学生将其送到医学院后面的"舍林子"里埋掉。但是去"舍林子"需要绕远路，两人为了省事，趁着没有人注意，就近将束星北先生的遗体草草地埋藏在学校篮球场的双杠下面。
这样，束星北最后仅有的一点遗愿也落空了。
一个向爱因斯坦一类的大师冲刺的天下第一才子，在他一直深爱并付出一切的土地上，留下一段悲怆的人生。
附：苏步青先生在束星北逝世后所作挽诗：
受屈蒙冤二十春，三中而后感恩身。方期为国挥余力，讵料因疴辞俗尘。
学可济时何坎坷，言堪警世太天真。缅怀相对论中杰，泪洒秋风不自禁。
曾有人把束星北坎坷多难的一生，归于他刚直不阿、率真求是的性格使然，也有人振聋发聩地提出“天才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有一年，束美新到北京出差时，曾专程到父亲的生前老友王淦昌家中看望。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没料到，一向温和、懦雅、父亲一般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王淦昌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至于怎么不一样，王淦昌当时没有讲，他对至友的感悟，无人可比。
【文章大部分资料来自刘海军著《束星北档案》和蒙勇鹏著《束星北：一头雄狮的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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