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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曾官至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因病在北京逝世，可他的身后事却叫人为难。 因为他已经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此时只是北京郊区农场顾问，并且他在工作中，也是有功有过的，因此在他的葬礼规格上就引起了大家的争议 。就在这时，一直与陈永贵不对付的邓公发话了。
出身贫贱，扎实肯干
1914年陈永贵出生在山西大寨村的一个贫困家庭，母亲和姐姐被卖，父亲早亡，他自幼便需要去做工养活自己，也没有读书的条件。
正常来说他会和大多数普通的贫困区子弟一样，在大山中一辈子务农，没有走出去的机会。
可事情迎来了转机，抗日战争开始了。
抗日战争期间， 陈永贵多次冒死给八路军送重要情报 ，故而在1948年获得了入党的机会，继而接任了大寨大队书记，领导大寨地区生产建设。
在大寨工作期间，陈永贵带领村民发挥了人定胜天的魄力，用锄头、铁锹、扁担、箩筐这样的传统工具，开山挖渠，防涝防旱。 实现了粮食的逐年增产，最终从237斤增产至774斤。
1963年，大寨遭遇了百年难得一见的特大暴雨，大面积农田绝收，灾情严重。可陈永贵拒绝国家的救济，他充分发挥了集体的力量，组织大寨人民自力更生。
他提出了“ 先救坡，后救窝 ”的口号，组织人民群众先随意挖出些简陋的窑洞，用于容身，把主要力量用于抢救农田，恢复生产。
因为若是各家先自行修补自己的窑洞，误了耕种时节，来年便会陷入饥荒。而先抢救农田，便可以保障来年收成，之后再重新修建窑洞。大寨人民在陈永贵的领导下，就在这样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恢复了生产，并如期上缴了该上缴给国家的粮食。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陈永贵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并号召全国向他学习，提出了“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的口号。大寨因此成为了全国的榜样。
1967年起，陈永贵进入山西省委工作， 此时的他虽然身居高位，可仍然奋斗在生产建设的一线。
农忙时与群众一同在农田里劳动，农闲时组织群众开始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任职昔阳县县委书记时，他将大寨的工作模式推广到整个县里，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
各个农村，富裕家庭纷纷联合起来，建立互助会，可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却没有人愿意帮助。
陈永贵明白真正的解放不只是解放自己，更是解放所有人， 于是他带头组织了老弱病残互助会，帮助老弱病残。
1975年，陈永贵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在工作期间，他拒绝了副总理每月的400多元工资，坚持只挣在大寨的工分，因此生活十分拮据。
并且他请求在工作期间 ，可以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全国调查，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到大寨务农，三分之一的时间留在中央工作 。
毛主席得知后，对陈永贵的做法大加赞誉，而陈永贵也没有辜负毛主席的信任，保质保量完成毛主席交代的任务。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扎实肯干的人，为何又在数年后辞职下岗呢？
脾气倔强，不利团结
1972年，大寨迎来了许多前来参观的青年学生与各类学者，这些人正与大寨群众一起，进行着麦穗的收割， 在外地出差刚刚回来的陈永贵见此却大发雷霆。
原来是因为收割的不够细致，导致农田里有些许的麦穗遗留。
这些麦穗安静的躺在麦田里，金晃晃的，刺痛了陈永贵的眼睛 。
他想起了幼年时的悲惨遭遇，想起了因为贫困被卖掉的母亲与姐姐，想起了无数在旧时代被饿死的人，一股无名火涌上他心头。
于是陈永贵立刻将有关人员全部叫过来，也不管这些人的身份就对他们进行了训斥，说着这些遗留的麦穗放在旧时代可以救活老百姓的命。
而这些人员中，不乏大学毕业生与国外专家学者，这在当时是妥妥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被他如此训斥，岂不会心生不满？
并且据旁人回忆，地里遗留的麦穗并不多，只有稀稀疏疏的几根罢了。
当然，这事可以说成陈永贵是一个严谨、细致、认真的人，可后面发生的事情就完全证明了他的性格问题。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山西地区经常打“派仗”，长治地区搞起了武斗，两派人打的水火不相容，情况严峻。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派陈永贵去解决这件事情，希望他能够化解矛盾，将事情的影响变小。
结果陈永贵的到来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 。陈永贵到达长治，支持其中的一派打另一派，俗称“拉偏架”。
这一下把另一派惹毛了！另一派又纠集了更多的人与其对抗， 武斗反而升级了，最终造成了重大的国家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 中央只得派遣曹中南、肖选前来长治主持两派代表的谈判，最终达成共识，解决矛盾。
年代特殊，或许其中是非曲直难以论说，但 陈永贵对周总理一句话的态度却是怎么都无法洗清的。
据国际友人阳和平回忆，1971年周总理接见了著名的国际友人，无产阶级战士韩丁时提到了大寨。
周总理说道， 大寨强调他自己是大公无私，其实哪有什么大公无私，大寨是先公后私。 确实如同周总理所说，说无私就太过了，或许有的人是求财，可有的人是求名。
无论求什么，总归是有一些许的私心的，只不过大寨是将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当然，大寨这样的先公后私的精神已经十分叫人敬佩了，周总理本意也一定是表扬大寨，可陈永贵却在这个问题上和别人较起了劲。
不承认大寨是无私的，就是反动派 ！
由此可见，他的性格注定了他无法成为优秀的政治家，这也为他日后的下台与遭人非议埋下了伏笔。
对抗中央，主动辞职
1976年随着毛主席的逝世，那个特殊的年代结束了，新一代的领导班子围绕着华国锋主席建立， 陈永贵在这个过程中，多次要求华国锋主席不要起用邓小平。
在邓小平主张实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围绕着市场经济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陈永贵坚决反对邓小平的观点，他要求继续坚持原本的路线。
可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着，若是抱残守缺必定会导致被历史的大势淘汰，再度落后于世界 。
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激烈讨论后，中央一致同意邓小平的主张，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因此陈永贵走的集体经济路线被取消，但是他 抵抗新政策，拒绝在大寨下放自留地，不允许自由买卖，并且仍然坚持集体经济。
陈永贵在昔阳县发动西水东调行动，集合当地群众，动用职权，调动现代化机械与数百辆卡车，希望挖一条可以灌溉整个昔阳县的水渠。
水渠若是能够挖掘完成，必然可以大大缓解昔阳县自古以来的干旱问题，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可集体经济早已在解体的路上，群众都心心念念着自己的责任田与自留地。
最终在水渠完工前夕集体经济彻底瓦解，群众不再参与水渠建设，水渠建设计划也被取消，快要修建完成的水渠被荒废， 白白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原先的利国利民也变成了劳民伤财。
不久后，关于 陈永贵曾做过汉奸的传言流传开来 ，陈永贵受到了不白之冤。
事情的起因是在抗战期间，日本人在每个乡村都设立“维持会”，并选取代表。百姓都知道做了这“维持会”的代表就要被打上“汉奸”的标签，于是都不愿意做，直到陈永贵被日本人要求做“维持会”代表。
他本意拒绝，可受到地下党张怀英的请求，需要他进入“维持会”，并在其中为八路军打探消息，传递情报。于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陈永贵便做了“维持会”的代表，暗中为八路军传递情报，也正因如此，张怀英发展他入党。
当然，现在这些对于此时的陈永贵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了，他在心中早有了自己其他的打算。
1980年1月陈永贵找到了时任政协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问道： “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些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
从这话中显然能听出 ，陈永贵还停留在旧时，但历史的洪流滚滚前进，不会停下来等他 。
邓小平回应他： “你提的问题这样的可笑，简直像是3岁的孩子那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是的，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根本要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也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可以用以前的工作方法处理今天的问题了。
邓小平对他的回应叫他彻底失去了继续留在中央工作的信心，他感受到了自己为时代所抛弃， 他也明白改革开放的大势不可阻挡，更不想因为自己的偏执，影响了国家的发展。
于是在1980年9月陈永贵主动提出辞职，中央也批准了他的请求。
惺惺相惜，副国待遇
陈永贵辞职时已经六十多岁，到了退休的年纪。中央希望他可以颐养天年，可陈永贵却希望能继续参与基层生产建设，经过多番规劝无效后，中央只得同意他的请求，并派他去北京东郊区农场担任顾问。
他像一个普通的老农一样，忙活在田间地头，每日虽十分劳累，却也落得内心自在， 他在农场顾问这平凡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为国奉献。
陈永贵下台后多次与人提及邓小平， 他虽然不认同邓小平的执政路线，却欣赏邓小平为人， 认为他是一个好人。 邓小平亦在陈永贵下台后给予陈永贵许多帮助， 并多次关心他的生活。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陈永贵的一生令人心生感慨，邓小平与陈永贵二人之间的关系更叫人感叹。 二人这十数年的争斗，与曾经的王安石与苏轼之争极为相似。在“乌台诗案”后，苏轼被人诬告，命悬一线，然而与他为政敌的王安石却敢冒着天大的干系，上书为他作保，这才保住了苏轼一命。这与陈永贵下台后，邓小平帮助他解决问题如出一辙。
1986年3月6日，陈永贵在北京因肺癌去世，享年72岁，在八宝山为他处理葬礼时，大家可犯难了。他的一生充满波折，褒贬不一，不知该以什么规格为他安葬。 直到邓小平拍板，并且前主席华国锋在葬礼出现，大家便不再疑惑。
邓小平完全处于公事，不夹杂一点自己的私欲。他决定以副国级规格为陈永贵举行葬礼，并对陈永贵的一生做出评价，他的一生是对党对人民有奉献的一生，也是为了全国人民奋斗的一生。
遵照着陈永贵生前遗愿，葬礼一切从简，并在八宝山为他举行完葬礼后，骨灰带回大寨安葬，回到那片生养了他，他也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土地，魂归故里。
陈永贵与邓小平之争无关对错，只在于二人认可的道路不同罢了。 一个是抱着理想宁愿被现实碰的头破血流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着手当下改善民生的实用主义者，二人同为君子。 也正是以二人为代表的两派的激烈交锋，这才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无数像他们一样的人，才可不至于在纷乱的世界大势中迷了眼，才可一路跌跌撞撞的走到今天，走在一条坦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