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丽水一位戏剧演员在40度的高温下中暑后，却依然坚持表演完所有剧目的事情引发舆论热议。按照当事戏剧演员的说法，落幕后，他浑身瘫软发抖，感觉很不舒服；之所以会坚持演完，主要他是主演，中途没办法停下来（担忧拖累戏班子）。
一定程度上，作为当事戏剧演员来讲，他出于对戏班子的负责这么考虑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事后的结果衡量来看，即便他可称得上是“敬业的演员”，但这样的“敬业”却值得商榷。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中暑后得不到及时救治，很容易引发热射病，而这样的症状一旦出现，死亡率是极高的。
说到底，一场戏不演，对于戏班子和观众来讲都不是什么大事，但要是为一场戏导致一个演员从此失去生命，那么对不起，这样的敬业不值得提倡。之所以这样强调，倒不是苛责当事戏剧演员，而是即便他最终没有事，我们也要重估敬业的底线是什么，而不是上来就是“好敬业”。
在某种意义上，敬业应该是一个道德的范畴，也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负责的态度。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于敬业的理解开始趋向“全力以赴”，甚至是“拼命以赴”，以至于出现类似“戏剧演员40度高温中暑坚持表演”的事情时，“第一反应”不是“后怕”会不会出人命，而是激动地站出来呼喊“好敬业”。
坦白讲，作为对“拼命以赴者”的敬畏，可以强调他（她）敬业的一面。但是回到后果审视上，却必须告诉所有人，这样的敬业很危险。就以当事戏剧演员来讲，如果在演出中发生意外，那么后果要远比他所理解的拖累更严重。如此之下，无论是对戏班子，还是对他自己都是得不偿失的。
对此可能有人又会辩驳，要不是为了生活，谁又愿意拼命呢？这种辩驳虽然比较锋利，但是即便如此，真要闹出人命，也依然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无论是“敬业论”，还是“打拼论”，脱离开“生命底线”，终归都是不成立的。
换句话说，敬业对于一个从业者来讲，即是利己的，也是利他（她、它）的。从功效主义的人性论预设是：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且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从这个逻辑来看，似乎个人之所以会考虑敬业，就在于不敬业可能对自己不利。更进一步讲，利己和利他（她、它）本质具有一致性。
所以说回“戏剧演员40度高温中暑坚持表演”的事情，强调当事戏剧演员敬业，前提是因为他演出时没发生意外，但凡他在演出的过程中发生意外，那么非但当事戏剧演员不会被强调敬业，就是他所在戏班子和他都会遭受批判。如此来看，以结果为导向的敬业定性逻辑是不稳定的，自然也就难以成为普世逻辑被全面推开。
因此，相较呼喊结果性的敬业，更为关键的是确定敬业的底线。也就是最大限度地确保敬业者的生命安全后，再谈他（她）是不是敬业才是可靠的。否则很容易让敬业走向“纯粹的感动”，而不是感动之外，可效仿，可传达，可落实。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时候想要守住这个底线，除却对底线的明确，更为重要的是个人对底线的敬畏。而这个敬畏的前提里既要有道德感，也要针对性的去道德感，否则很难让一个人轻松地面对自己的工作。就比如当事戏剧演员强调他是主演，中途没办法停下来（担忧拖累戏班子），这到底是他的内心独角戏，还是整个戏班子的全员内心戏，本身也是值得玩味的。
因为在现实的工作交互中，确实存在“职业道德的潜束缚”，虽然很多时候，这种“职业道德的潜束缚”多是“事后诸葛亮”，但是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无论是当事人，还是他（她）所在的职场，都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如此之下，显然祛除“职业道德的潜束缚”，也是推崇敬业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