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19 12:11:32|分类： |字号
杨桢 高琳 升降散是明代医家张凤逵《伤暑全书》中的名方，又名太极丸、陪赈散。全方由僵蚕、蝉蜕、姜黄、大黄、米酒、蜂蜜组成，具有辛凉宣透、升清降浊、攻下逐瘀的功效，主治火毒内郁三焦、气机升降不畅之证。 升降散受到重视的经历颇为传奇。张凤逵是明代颖州（今安徽阜阳）人，长期为官，没有做过专职医生，他的医学实践源于他对底层劳苦民众深深的同情。史书记载，他在地方做县令时，时常救济灾民，施粥、施药、施棺、抚恤老妇、在衙门内收养弃婴，颇受当地民众爱戴。万历年间的1588年夏天，暑症盛行，很多医生辨识不清，惟安徽医生汪韫石认为是暑证，用益元散大效。张凤逵马上将此经验写成《伤寒伤暑辨》，公开刊布，同时免费发放药物。1606年在任粤西主考时，考试院中官员和仆役多患暑病，呻吟声相闻，医生都以为寒，而张凤逵认为是伤暑，极力主张使用凉剂，结果大效。张凤逵自此更加关注瘟疫流行，致力于伤暑病证的研究，通读大量医籍，晚年著成《伤暑大全》。 至1723年，河南大饥，继以大疫，名医陈良佐将升降散随赈济的粮食一起发放，救治了大量瘟疫病人，故又称此方为陪赈散，取“随赈济而陪之”之意，并在其著作《二分析义》中详解其意。其后河南的瘟疫病名家杨璿深受此书影响，著《伤寒瘟疫条辨》，以《二分析义》作为重要参考。该书对瘟疫的致病原因、特点、治法、方药均有创见，将升降散列为治疗瘟疫15方的总方，使本方成为明清瘟疫治疗学术思想的杰出代表。从此，升降散受到广大医家的重视，运用经验不断涌现。 升降散为瘟疫而设，其病机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瘟疫之邪从皮毛口鼻而入，郁而生热，而致肺卫热盛，症见憎寒壮热，或头痛如破，或烦渴引饮，或咽喉肿痛，或身面红肿，或斑疹杂出，或胸膈胀闷等；其二是由于肺与大肠相表里，肺热移于大肠，导致肠胃升降失常，故出现上吐下泻，或吐血便血。 升降散以僵蚕为主药，取其味辛气薄、苦燥恶湿之性，能祛风散邪、清热解郁；配伍甘寒质轻升浮的蝉蜕，能祛风胜湿、清热解毒；僵蚕、蝉蜕皆为升浮之品，入气分而主升，二药相配旨在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味辛苦，性温（原书言大寒），辟疫散结、行气解郁，善理血中之气而化瘀；大黄大苦大寒，力猛善走，直达下焦，泻热通便，且入血分可化瘀；姜黄、大黄皆苦降之品，既走气分，又行血分，二药相合，旨在降阴中之浊阴；米酒性热，性辛而上行；蜂蜜性凉，润而导下。六药相配，散邪火升清阳于上，泻邪热降浊阴于下，升降有调，寒温相制，相反相成；气血兼顾，行气调血，以防邪热内郁血分，气壅血滞，气乱血妄行。显然，此处已经对温热病传变时可能发生的逆传心包等神昏病危之证进行了预防。 调畅气机是升降散制方的重要立足点。气存在于各个脏腑，“升降出入”是气运动的基本形式，称为气机，即所谓“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气机不畅，是脏腑发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故有“百病生于气”之说。肺主一身之气，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三者在调畅气机中发挥核心作用。 研发前景 尽管升降散原为瘟疫而设，但如从本方的制方原理的角度进行分析，则发现用药主要围绕气机升降这一重要环节，旨在条畅气机，使正复邪去。因此不难推论，气机失调是其临证运用的核心指征。而本方在现代临床各科中的广泛运用，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本方具有解热、抗炎、抗病毒、抗惊厥等作用；并能调节胃肠道蠕动，改善腹胀、腹泻症状；此外，对机体的变态免疫反应也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本方临床常用于外感发热、急性扁桃体炎、细菌性肺炎、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喉源性咳嗽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还可用于治疗胃脘痛、慢性腹泻、糖尿病胃轻瘫、早期肝硬化等多种消化系统疾病；尤其对感染性疾病的治疗效果显著。
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升降散的应用范围极其广泛，凡以气机升降失常为主，且火热偏盛的病证，无论火热证、痰湿证、水湿证，气滞血瘀证、食积证等，无论表证、里证或表里同病，均可酌情运用。目前，市场上尚无以升降散为来源的中成药，如果对本方进行开发，相信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本文作者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方药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