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看，孔子对于音乐的重视，可以说远出于后世尊崇他的人们的想象之上；这一方面是来自他对古代乐教的传承，一方面是来自他对于乐的艺术精神的新发现。艺术，只有在人们精神的发现中才存在。
可以说，就现在所能看到的材料看，孔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位最明显而又最伟大的艺术精神的发现者。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学鼓琴师襄”；《韩诗外传》五，《淮南子·主术训》，《家语·辨乐篇》，所载皆同。由此推之，《世家》采《论语·述而篇》“子在齐闻《韶》”之文，加“学之”二字，也是可信的。由此可以想见孔子对音乐是曾下过一番功夫。又《孔子世家》在“孔子学鼓琴于师襄”下，更详细记载他学习进度的情形说：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
按“曲”与“数”，是技术上的问题；“志”是形成一个乐章的精神；“人”是呈现某一精神的人格主体。孔子对音乐的学习，是要由技术以深入于技术后面的精神，更进而要把握到此精神具有者的具体人格；这正可以看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艺术活动的过程。对乐章后面的人格的把握，即是孔子自己人格向音乐中的沉浸、融合。
《论语·宪问篇》：“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此一荷蒉的人，是从孔子的磬声中，领会到了孔子“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的悲愿。
由此可知，当孔子击磬时，他的人格是与磬声融为一体的。
又《世家》载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野的故事，而谓“孔子讲诵弦歌不衰”；此故事分见于《庄子·山木》《让王》两篇，此两篇之作者并非一人，则此故事乃出自先秦传承之旧，当为可信。
在危难之际，以音乐为精神安息之地，则其平时的音乐生活，可想而知。歌是音乐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论语·述而》：“子于是日哭，则不歌”，由此可知其在“是日哭”以外，都会唱歌的。《礼记·檀弓》记孔子于将死之前，犹有泰山、梁木之歌。并且他对于歌，也如对于一般的学问一样，是随地得师，终身学习不倦的；这由“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的话，可以得到证明。
歌的主要内容可能即是诗，诗在当时是与乐不分的。孔子的诗教，亦即孔子的乐教。《史记·孔子世家》引《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之言，而稍加以变通的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于是一直到战国之末，“《诗》《书》《礼》《乐》”，成为公认的儒家教典。
因为乐教对孔子个人及他的学生，都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他曾和当时的乐人，不断有交往。这由《论语·八佾》“子语鲁太师乐曰”一章，及《卫灵公》“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一章，可以得到证明。《微子》“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一章，必系孔子对于鲁国这七位乐人的风流云散，发出了深重的叹息，所以他的学生才这样把它叮咛郑重地记下来。
孔子对音乐的欣赏，《论语》上有下面的记载：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述而》）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八佾》）
“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同上》）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泰伯》）
孔子不仅欣赏音乐，而且对音乐曾作了一番重要的整理工作。所以他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子罕》）
这是使诗与乐，得到了它原有的配合、统一。《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种陈述也是可信的。
孔子不但在个人教养上非常重视乐，并且在政治上也继承古代的传承，同样地加以重视；这只看《论语》下面的记载，便可了解：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阳货》）
“弦歌之声”，是以乐为中心的教育。此处的“君子”“小人”，是就社会上的地位来分的。在这一段话里暗示了三种意思：一是弦歌之声即是“学道”；二是弦歌之声下逮于“小人”，即是下逮于一般的百姓；三是弦歌之声，可以达到合理的政治要求。这是孔门把它所传承的古代政治理想，在武城这个小地方加以实验，所以孔子特别显得高兴。而孔子答“颜渊问为邦”，也特举出“乐则《韶》《舞》”；并将“放郑声”与“远佞人”并重（《卫灵公》）；
这也可以反映出乐在孔门的政治理想中的重要性，亦即是艺术在政治理想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