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的明明是一双手，可来的却是一个人
——亨利·福特
春节，是中国人民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甚至没有之一，每年春节，中华大地上都会上演当前人类社会中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春运。回家过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愿望。
但是，与人们对于回家过年强烈愿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讨论的：“年味变淡。”
“年味”是一个复杂概念，到底何为年味，虽然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是真要其下一个定义，恐怕很少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年味”这个概念也难以被量化，没有人能说出低于哪个标准，就可以称为“年味变淡”。
人们说年味变淡，更多是出于个人的主观感受，那么，人们的哪些行为会让人发出年味变淡的感慨呢？
首先是对春节期间一些特定习俗的重视程度的减弱，在传统春节的习俗中，哪一天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都有规定，但是如今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于这些规定的重视程度远不及以前的人高。
其次是春节时间的缩短，在之前，春节从腊八便已经开始，到正月十五才结束（甚至有些地方认为到二月二才算真正结束），而如今，在年轻人的认识里，春节只有七天，或许再加上正月十五元宵节，较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时间上有明显缩短。
腊八粥
再者，如今的年轻人对于春节期间的串门，尤其是血缘关系较为疏远的亲戚（所谓七大姑八大姨）之间的走动，不但没有多大兴趣，反而还有一些抵触情绪。
春节，在我国传统习俗的孕育之下产生，习俗属“上层建筑”范畴，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的原理，文化、习俗这些上层建筑都要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
产生于农业社会的春节，与当前这个工业社会之间出现不适应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但也不必为它感到遗憾。
春节这个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在其数千年的历史中，各种习俗也几经更迭，但只要其精神内核仍在，春节便会一直传承下去。
春节期间包括年轻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旺盛的回家的愿望，这才是春节的最宝贵的精神内核，只要它存在，春节的土壤就不会消失，在中国逐渐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一些为农业社会量身打造的习俗可能会衰落甚至消失，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与此同时，与工业社会相匹配的新的春节习俗也将出现。
很多人感觉年味变淡，是因为中国的进入工业社会的速度太快，旧的属于农业社会的习俗加速衰落，新的属于工业社会的习俗尚未兴起，随着与工业社会相匹配的春节习俗的出现，“年味”便会再次浓郁起来。
春祭大典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早在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居民就开始进行类似于春季的祭祀和庆典，其寓意是祈祷神明保佑来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
这些的大典通常在一年之初（岁首）举行，根据《史记》记载夏朝时就有由国君带领王公贵族而进行的春季大典，平民百姓也相继效仿。
随着王朝的更迭，对于“岁首”的定义有过更改，但大多集中于元月（一月）和腊月（前一年十二月）。
唯一比较奇葩的是秦朝，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十月为一年之初。
《秦时明月》秦始皇形象
秦帝国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开端，但也是一个异类，秦帝国不甚重视春季与文化上的特立独行有关，其摒弃儒家，以目的明确的法家思想为主导，这样的作为让其能够在有明确目标的时候不断变强，最后完成一统天下的壮举，但也在目标消失后迅速土崩瓦解。
秦国灭亡后，原楚国人刘邦通过学习秦制打败了同为楚国人的项羽，真正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王朝的时代，而春节的雏形也是在汉代初步形成。
刘邦出身市井，没有秦始皇等秦国统治者的制度傲慢，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外儒内法”的治国思想就起源于汉代，并被后世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沿用。
对于民间广泛存在的春季祭祀，刘汉王朝的统治者当然也要加以重视，汉武帝时期，将新年第一天称为“正旦”，这一天皇帝和文武百官要举行盛大典礼，以示对于新的一年里国泰民安的期望，在这个盛大典礼上，大臣们要向皇帝送上新年贺词，可看做最初的“拜年”，皇帝则要宴请百官，可看做最初的“年夜饭”，宴会上会有盛大的歌舞表演。同时，立青幡、占卜、祭拜祖先等活动也在这一时期出现。
在其后的魏晋隋唐时期，随着时代的变迁，又有一些新的习俗加入了进来，如魏晋时期的悬桃符，隋代的除夕守岁和唐代的元宵灯会等。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元宵灯会
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春节习俗大多成型于宋代。
特别的宋朝
腊八喝粥、年前扫尘、换门神、贴春联、初一祭祖、拜年 、十五吃元宵等习俗都成型于宋代。
某种意义上讲，宋代的春节已经与我们今天的春节相差无几了，为何春节的诸多习俗成型于宋代，这要从赵宋王朝的特殊性说起。
宋朝在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中也算是一个颇为特别的朝代。
宋代有很多矛盾之处，地理上赵宋王朝并未控制幽云十六州，战争上对外战争方面屡屡失利，但经济上却又十分发达。
如果把目光集中在宋代百姓身上，又会发现一个矛盾的地方：宋代农民起义极多，几乎年年都有，但是宋代农民起义的规模都不大，像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汉末的黄金起义、唐末的黄巢起义以及后世的红巾军起义、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这样的大规模起义在两宋都没有发生过。
宋代农民起义频发的原因是宋代是中国封建王朝中唯一一个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朝代，这样的施政方针就导致了土地很容易集中于少数大地主手中，广大农民只能沦为一无所有的佃农，这些一无所有的佃农一旦遇上灾年的情况，立刻会陷入生存危机，于是农民起义频发。
宋代农民起义都规模小的原因是宋代统治者对于农民起义大多采用安抚为主，镇压为辅的政策，如果农民是因为没饭吃而发动的起义，宋朝统治者大多会动员当地地主捐粮来安抚起义的农民，农民们有了饭吃通常也就不会再造反了，《水浒传》中宋江之所以心心念念朝廷招安，正是因为“招安”是一个赵宋王朝的常规操作，起义“随意”，招安也“随意”是赵宋王朝的一个特点。
有些时候，起义人数过多，即便地主捐粮也不足以喂饱所有人，这时宋廷就会把这些起义者招募到军队中，相当于变相给这些人饭吃，一方面这确实解决了走投无路的农民的吃饭问题，但是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宋军尽管规模巨大，但战斗力堪忧。
赵宋王朝因失去了所有游牧区域，其发展只能是农耕文明的内向发展，这一时代的文化，也会拥有最重的“农耕性”，这就是赵宋王朝的本质。
结合赵宋王朝的地理环境和宋代农民起义特点，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赵宋王朝形成了一种与农耕文明极度匹配的一套从上到下，相互依存的内向的农耕礼法体系。
形成于这一时期的春节诸多习俗，不可避免地被刻上了深刻的农耕烙印。
宋代大思想家、大文学家范冲淹在其家乡设立了族田制度，族田产生的收益要用来供应族内年轻人读书，供养族内老人生活，这种族内的相互依靠的体系是宋代农耕性的一种体现。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形成于宋代并一直沿用的春节诸多习俗：拜年、贴春联、祭祖、吃团圆饭。
这些习俗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加强家族内、宗族内或邻里间关系的作用。
在交通、通讯并不便利的农耕时代，人们的生活的好坏，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亲戚、邻里愿意为他提供多大的帮助，所以这些习俗被一代代传承。
个人原子化的工业社会
宋以后，中国社会越发保守和内敛，农耕文明的优点是稳定，缺点是没有想象力，而且发展很容易遇到天花板，农业社会的人们活动范围都较小，接触到的人大多也是亲戚和乡邻，身边人是否认可对于一个人来说极为重要，甚至可以说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就在中国人以复杂的人际关系维持一种共生关系的时候，大洋彼岸的英国人却点燃了工业革命之火。
英国原本与欧洲大陆一样都属于小农经济，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要完成工业化集体大生产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农民与土地分离，进入城市成为出卖劳动力的工人。
英国政府和权贵们用非常残忍的方式完成了这一过程，这些失去土地的可怜农民的血汗却孕育出了效率更高的工业文明。
“羊吃人”的英国圈地运动
工业文明讲求效率，每个人分工明确，在亨利·福特发明生产线后，这一点尤为突出。
生产线上的产业工人们一天只重复同一件事，这样的工作枯燥和简单，如果按照资本家的理想，工业社会人的最佳状态就是完完全全的工具人，除了吃饭睡觉，便是在生产线上工作。
在讲求效率的工业时代，单个的个人日趋原子化，人不必有太多社会关系，只需要扮演好其工具人的角色即可。
但人终究是人而不是机器，人与他人联系的述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述求在资本家残酷剥削的背景下，让西方出现了工会等市民自治组织，并以这样的方式建立新的联系。
中国的工业化之路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后期，但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工业发展缓慢，社会整体而言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社会，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0年的努力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工业生产规模有限，工人数量虽然较建国前有明显增多，但此时中国的农民数量仍旧明显多于工人数量。
中国真正开始开规模工业化、城市化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旺盛的需求催生出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兼具工人和农民两种身份的特殊群体，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中，这一群体的数量达到了数千万，他们为中国的城市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城市造富效应的作用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大约在本世纪初，市民的数量（包括部分没有城市户口，但是长期居住在城市的人）开始超过农民数量，之后这个差距越拉越大，202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六十。
在改革开放四十几年里，中国依次完成了三次工业革命，走完了西方三百多年才走完的路，如今中国的超大城市与国际一流大都市比也不遑多让，其产生的巨大的财富和资源聚集效应是农村完全无法比拟的。
于是，对于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居民来说，千方百计维持好与那些可能关系并不是很亲近的亲戚和邻居的关系可能不再是过好生活的唯一选择，来大城市淘金似乎是更好的选择。
旧习俗与新习俗
一种习俗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土壤的长期滋养才能长期存在，一旦这种滋养它的社会土壤消失，这些习俗也将变成无根之水，随着社会土壤的改变，习俗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太快，很多习俗还来不及随之改变，以过年为例，在大部分企业春节放假时间为七天的情况下，那种过年从腊八就开始，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或二月二）才算结束的观念也势必受到强烈冲击。
至于拜年的流程，春节期间的一些约定俗称的习惯，也势必在讲究效率的工业化社会的冲击下走向简化。
当然，工业社会对于春节这种与农业社会相匹配的习俗的冲击也是相对的，不同地区、以及同一地区的不同家庭，对于春节中各类习俗的接受程度也是不同的。
南方和北方相比，南方的宗族观念更重，所以南方的春节也显得更为热闹，“年味”也更重一些。
“年味”变淡是一个相对概念，近些年，人们确实对于春节中一些习俗重视程度降低，但是并不意味着春节这种传统节日将会消失。
一方面，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从农业社会走来，农业生产所带来的粮食是一切文明发展的前提，即便已经全面进入工业社会，人类也不可能与农业完全隔离，美国的感恩节最初也有庆祝丰收、祈祷丰年的意思，是个不折不扣的农业节日，即便在美国完全进入工业社会后，感恩节仍旧被保留，只是其中的一些习俗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虽然工业社会的特点是个人原子化、家庭小型化、人与人之间关系弱化，但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仍有相互联系的述求，只不过联系的对象可能会发生改变。除无法父母、兄弟姐妹等绝对无法割舍的强血缘关系外，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可能会淡化与七大姑八大姨这样弱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的联系，但同时可能会加强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的联系。原本那些与农业社会等级制度相匹配的习俗会被淡化甚至消失，而新的在平等关系下产生的习俗可能会出现。
尤其是在年轻人对于资本将人工具化越发反感，愈发呼吁回归人的本性的今天。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近些年春节的常用流行语，其背后是人们对于那种抛开财富地位的平等关系的渴求。
春节这个已经在中华大地流传了数千年的节日不会消失，只是有些习俗可能改变，但无论习俗怎么改变，渴望团圆的精神内核不会改变，每年春运，无论年轻人嘴上怎么说讨厌那些多事的七大姑八大姨，但是回家的列车上又总是人山人海，无论在什么社会，春节都寄托着中国人的一个共同愿望：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