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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不足,中国经济未来难超美国?蔡昉:这种预测有一个根本性缺陷

当下,在就学、就业、家务与三育(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压力之下,许多年轻人表示非常纠结。就业、住房、教育、医疗、收入、养老等方面的宏观规划,关乎共同富裕的目标,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

当下,在就学、就业、家务与三育(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压力之下,许多年轻人表示非常纠结。就业、住房、教育、医疗、收入、养老等方面的宏观规划,关乎共同富裕的目标,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从宏观数据看,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未来将走向何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最近的演讲中,从三个领域分析一些重要的政策调整和改革,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重要问题。

文 |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编辑 | 王乙雯 瞭望智库

本文授权整理自中信出版集团新书《共同富裕: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发布会中蔡昉的演讲,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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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分配领域的性质和功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包括后来的六中全会都提出了“共同富裕”的问题。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特别强调了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提出了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三条路径。

初次分配领域,我们要进行经济增长,也就是要生产,这个过程就要有投入。投入不同的生产要素,包括投入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劳动的载体是人,我是一个劳动者,那么我就是这份劳动贡献(成果)的贡献者,也是它的所有者,我的劳动要得到报酬。

2018年10月16日,广东东莞地铁2号线鸿福路出口,一名匆忙赶去上班的男子。图|视觉中国

有人提供了资本,资要得到回报,有人投入了土地资源或者其他自然资源,也要得到回报。初次分配领域是第一次决定各种生产要素的回报。搞好初次分配,就意味着各得其所,投入要素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这就是激励。没有好的初次分配,就没有好的激励机制,也就没有积极性。因此,初次分配首先解决的是激励问题,特别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初次分配领域还要依赖市场机制。

同时,在初次分配领域还要注重效率。生产率的提高、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发生的。归根结底,既然我们设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机制,那么初次分配领域就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再分配领域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我们投入生产要素,取得了产品和产出,这就是国民收入。那么该如何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之后,还要进行再分配。再分配是共享生产率提高的一个必要途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终极手段。初次分配不能够根本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再分配是必须的,它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财政手段保证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而第三次分配领域,包括自愿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活动、社会责任等一系列行为都可以看作是第三次分配领域中的积极表现。第三次分配一方面可以协助初次分配,比如职工利益可以纳入到企业的目标函数里,这属于初次分配领域的内容;另一方面,慈善事业扶危救急等事业可以看作是再分配领域的活动。因此,第三次分配是补充性的。与此同时,它可以把社会贡献、社会责任跟盈利的方式结合起来进行。

以上就是三次分配领域的性质和各自的功能。

我们为什么需要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要实现的。共同富裕首先是目标,同时也是手段,是通过不断地推进共同富裕,使我们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社会发展目标,最后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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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进展的几个目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我国的“十四五”和2035年确定了发展目标,且它是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确定的。

第一个定性,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我国要在“十四五”结束的2025年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第二个定性,是到2035年,中国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从定量的目标上来看,既然我们比较的都是在国际领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就要用国际上通行的标准。

世界银行通常把各个国家和一些地区分别界定为四个组:按人均GDP来算,第一个组是人均GDP在1000美元之下的低收入国家;第二个组是人均GDP在1000到4000美元之间的中等偏下收入组;第三个组人均GDP是在4000美元到12500美元之间的中等偏上收入组;第四个组是12500多美元之上的高收入国家。因此,我国要在2025年成为高收入国家,就意味着人均GDP要跨过12500美元这个门槛,这是第一个定量标准。

第二个定量标准是中等发达国家。按照世界行的定义,在高收入国家行列中,把初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中等的高收入国家和更高收入的国家分成三组。如果进入到第二组门槛的水平,大体上是人均GDP达到23000美元,就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23000美元。按照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人均GDP大体上可以在2025年达到或者超过14000美元。根据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到2035年可以达到23000美元这个目标。

整体来看,第一个目标很容易突破,第二个目标可以达到。这就意味着,在今后15年,中国的GDP总量和人均GDP都要翻一番。按不变价计算,也就要求每年4.8%左右的增长速度。只有做到一点,我们才可能实现“十四五”和2035年的目标。所以,共同富裕首先得有蛋糕可分,而“做大蛋糕”就是要把人均GDP做大。

做大蛋糕以后,如果分配不合理也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因此GDP的增长要转化成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增长要和经济增长保持基本同步。今后15年,GDP总量和人均GDP翻一番,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也要翻一番。

同时,GDP转化成了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那也可能分配不均,因此,我们还要改善收入分配。统计学家一般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国际上认为,比较合理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在0.4以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是缩小的,收入分配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是多年徘徊在0.465这个水平上,没有再往下降。

我国要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硬指标,我个人认为基尼系数应该降到0.4以下。因此,我做了一个假设,希望能够在2025年基尼系数降到0.4的水平,到2035年进一步下降,如果能够降到0.35的水平就比较合理了。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结构才变成一个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结构。

此外,我们还要有一个覆盖全体居民、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那中国老百姓也应该享受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这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必须达到的几个目标。

达到这几个目标要通过不同的路径,而中央已经把路径规划好了——顶层设计是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我从三个领域各举一些重要的政策调整和改革来分析,这些举措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做大蛋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分好蛋糕”。

3

初次分配:以人为中心的资源重新配置

初次分配的领域要坚持以人为中心的资源重新配置。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资源配置效率很高,即生产率驱动。生产率归根结底就是配置效率,因此配置好资源就实现了生产率的提高。但是生产率提高要得到分享,因此资源配置需要加了一个定语,就是“以人为中心”的资源重新配置。

我前面讲到,中国经济未来15年应该而且有能力实现翻一番,在2030年或者稍晚一点中国整体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此前,有国际咨询公司做了一个预测,认为中国经济可能难以超过美国。因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负增长多年,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就会提高,比较优势就会下降,经济增长就没有那么快。同时,中国生育率较低,人口的逆转也很难,从总和生育率来看一对夫妻生育的孩子总数平均只有1.3个,和各国比较都算是极低的生育率。

另外,中国没有移民政策。美国的生育率比中国高,还有从国外移民的政策,美国未来的劳动力是正增长,中国未来的劳动力是负增长,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就跌落到跟美国接近,就没办法超过美国。

韩国中央银行的一项预测表示,中国未来15年经济每年只有3.5%到4%的增长率。如果按照它的预测,就意味着我们很难实现翻番的目标,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可能没办法达到。

我们给美国做一个预测,假设美国从疫情恢复以后,今后15年可以保持2.25%的每年增长率。

按照正常预测,我国在今后15年每年经济增长率4.75%,在2030年之后,我们的GDP总量就可以超过美国。如果按照韩国央行的预测,我国今后15年只有3.75%的增长速度,就意味着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不能超过美国。

不过,这个预测有一个根本性缺陷,就是它认为中国劳动力短缺是必然的。事实上,劳动年龄人口(15到59岁的人口)的增长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增长。即使它不增长,也不代表劳动力不增长。因为我国对经济增长作出主要贡献的不是农业,而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我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7%。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占到23%,意味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可以从农业中大规模地转移。

美国是什么水平呢?美国是1%,因此它不可能从农业中转移出劳动力。假设一般高收入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是3%,就意味着我们有20个百分点的劳动力可以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进入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所以,我们在初次分配领域可以做的事就是推动农业劳动力的继续转移、推动新型城镇化,这样就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大的重新配置资源的空间。

中国的劳动力总量是8亿多,如果2025年农业劳动力比重从23%降到13%,就意味着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会增加8000多万,非农产业的就业可以每年增长2.7%,这就不是前面那些预测的负增长,而是很高的增长速度。

从需求侧来看,城镇化就意味着人口大规模进城,他们的消费也会大幅度提高。我们有两个城镇化率,一个叫做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也就是一个人在城市待够半年及以上,就叫常住人口。2020年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3.9%。

还有一个城镇化率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就是中国有城市户口的人占人口的比重,目前只有45.4%,这两者之间还有18.5%的差距。假如在2025年这两个城镇化率合并了,从目前的45.4%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3.9%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那就可以增加2.6亿城镇户籍人口。

这些人从实际住在城市没有户口的居民变成了有户口的城镇居民,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就可以得到更均等的、更充分的保障,解除了他们消费的后顾之忧。按照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些专家的估算,这些人口的消费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得到城市户口,消费就可以提高30%。与此同时,城市还可以大量地吸收农村劳动力,即使还没得到户口的情况下,他们的消费也可以提高30%,将来再得到城镇户口,又提高30%。

因此,推进城镇化和劳动力转移,既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也可以增加消费、保障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充分的改革红利。而改善城镇劳动力市场,让它变得更加规范、更加有序,其实也是保护劳动者利益,也可以显著地提高他们的消费。

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就业形态,互联网平台创造了很多新的岗位。但是新就业形态注定就会存在不正规的就业,目前,我们新就业形态的正规程度还不太高。我国城镇就业的人口中,有的在国有经济单位,有的在集体单位,或者在公司制的单位,也有在私营经济就业,还有在港澳台投资、外商投资的企业等等。另外,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个体就业和不被任何单位记录在册的灵活就业人员,他们合起来占城镇就业总量的30%。显然,这部分人的就业是很不正规的。不正规就意味着劳动关系不稳定、就业不稳定、工资收入不高、劳动条件差、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专业不对口……这些也是造成中国社会流动性不高,甚至有所降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世界经济论坛在2020年发布了一个全球社会流动报告,它给每个国家都打一个社会流动性分值。在中国的得分中,分项得分低于平均水平的有三项,其中一条就是低报酬人口占比太高。所以,我们推进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化、推进改善劳动关系,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提高社会共同富裕程度。以上,是初次分配领域的两个例子,一个是讲就业,一个是讲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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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全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再分配领域也包括很多内容,比如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直接调节初次分配的分配结果。更具特色也最有潜力的是全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第一是覆盖全体居民,第二是覆盖全生命周期,即从幼有所育到老有所养全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

2021年11月30日,早高峰的上海地铁。图|澎湃影像

首先,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理念,再分配是缩小收入差距的终极手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大多数是高收入国家,有时候人们也把它叫做“富国的俱乐部”。这些国家在初次分配之后,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4以上。他们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通过税收,把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缩小了35%,最后,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基本上都在0.4以下。然而只有美国例外,美国的两极分化很严重,它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基尼系数超过0.4的。

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越高,基尼系数也就越低。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保障,其实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因此,靠自然而然的初次分配,基尼系数归根结底不能缩小到0.4以下,要做到0.4以下,必须要有政府的再分配。

再分配中还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保障,幼有所育之后,就是学有所教,学有所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受教育。改革开放前半段,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教育的大发展。如果要计算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因素,一个指标是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如何延长受教育年限,对于中国保持未来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

我国新成长的劳动力通常受教育程度高,他们不断加入到劳动者大军中,改善了劳动力的存量人力资本。如果这部分人越来越少,改善存量的速度就会放慢。因此,必须得有一个新的办法能够显著提高受教育年限。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延长义务教育的时间,我们现在的义务教育是九年,如果小学之前延长三年到学前教育,中学之后延长三年到高中,或者至少变成免费教育,我们还可以创造新的教育红利。“十四五”期间,我们要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在教育上要赶超人均收入水平比我们高的国家。

从上图可以看到,横坐标是人均GDP,纵坐标是受教育年限,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国家,大多数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也比中国高,甚至高很多。这还不是所有的高收入国家,只是我们要在2025年需要赶超的国家,因此,我国的教育必须得有快速的增长。

在这方面高收入国家也有惨痛的教训。上图中,美国的GDP总量现在还是世界第一,日本的GDP总量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不断地赶超,越来越接近超过美国,但是最终在1995年停滞,日本陷入了“失去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为什么日本没有赶超成功?和教育没有坚持下去是有关系的。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大规模扩招,扩招以后也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甚至有些教育质量下降。日本文部省就有意控制了高校招生的速度,从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和美国的教育差距再次拉大,有一些日本专家学者认为这是日本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

同时,美国这些年遇到的很多问题也和教育两极化有关。一部分人确实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但是很多人甚至都不愿意完成高中学业。教育两极化导致劳动力市场就两极化,收入两极化,收入差距拉大导致收入分裂、政治分裂。因此,我们未来的赶超,其中一个关键是教育的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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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分配:

不是拿出利润的一个百分数,企业就尽到了社会责任

我们提出第三次分配以后,有一些企业就表示,要拿出很多钱用在慈善事业。这固然很好,但并不是企业拿出它利润的一个百分数就尽到了社会责任,企业责任还应该有更广泛的内容。

第一,现代企业特别是大型科技企业,核心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应该以人民为中心、树立“科技向善”的理念。

过去我们是熊彼特式的创新,现在已经进入到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元宇宙、非同质化代币……科技创新几乎无所不能,换句话说,你如果有什么理念,科技创新都可以实现,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这个理念。

过去企业奉行的是企业所有者,也就是股东们是第一服务对象,因此以股东为中心树立发展目标。现在这个理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挑战,也有一批世界上最大的企业联名发布宣言,表示改变只对股东负责的企业目标。这个方向的转变就意味着,企业能力越强责任也越大,叫做“蜘蛛侠信条”。蜘蛛侠什么都能做,能力强责任也就大。企业也是一样,如果企业能够把职工、民生、社会、社区、国家乃至地球都纳入到企业责任中,那么企业的“科技向善”,也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领域和商机。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就学、就业、家务与三育(生育、养育、教育孩子)之间非常纠结。从宏观数据来看,横坐标是人的年龄,是从15岁到49岁的生育年龄,其中最核心的生育年龄叫做旺盛生育年龄,是在20岁到34岁之间。这个年龄段上大家经历的是什么?

上图中,红色曲线是劳动收入。在生育旺盛期,我们还在职业的阶梯上拼命地往上爬,还没有爬到最高点。等爬到最高点的时候,旺盛生育年龄已经要结束了。绿色的线是家务劳动时间占每天24小时的比重,在旺盛生育年龄阶段不断上升。可以看出,培养人力资本、职业发展、养育孩子都很重要,但三者之间是矛盾的。新劳动力、年轻劳动力的社会化程度都很高,很多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是他们的失业率却很高。16岁到24岁劳动力的失业率是25岁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的2.6倍到3.9倍。

这些都是企业可以作出贡献的社会责任。第一是消极的,现在违反着劳动法规或者打擦边球的行为,比如无序的加班、996现象都应该停止去做。第二是积极的,企业应该把员工的利益放在企业责任之中,放在企业的目标函数里。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结果:

第一,员工可以拓展家庭的时间预算,可以增加我们读书学习、旅游购物、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甚至干脆就是闲暇,闲暇就是一种幸福感。同时,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试行过一周四天工作制,或者每天五小时工作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些企业缩短了职工的工作时间。并不是说一定要采取这些办法,但是这些试验结果揭示了一个道理,缩短工作时间并没有降低生产率,反而是提高了生产效率。我们追求的是效率和公平的统一,而不是那些不讲公平的效率,其实也没有效率。

同时,我们通过这些也提升了全社会的福祉和全体人民的幸福感。我们花掉的大部分时间是就业、经营和商务交通,橙色的这部分是做家务、照料和其他无报酬劳动,无报酬劳动的比重也是非常高的。因此,我们消除这个现象其实是对整个社会有益的。

现在看来,理念的差异是在于,企业的目标函数中有没有放进去人,是不是以人民为中心。企业的社会责任,核心在于把人、把社会的利益放在企业目标中。这就是“科技向善”。这样是可以帮助推动共同富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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