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大的仁山智水间，人生可以有多少远离和归回？我爱珞珈山

　　我离开家乡后回到武汉大学。我告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我已决定不再前去工作。不久我又前去北京取回了我寄存的行李和书籍。武汉大学校方在一九九八年四月很快评定我为哲学系教授，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又增列我为美学博士点的指导教师。当时我三十五周岁。于是我成为了武汉大学的一名年轻的教授，又正式成为了一个珞珈山人。
　　阔别了多年的珞珈山，我对它充满了无限深情。在黄昏无人的时刻，我常常爬到珞珈山顶，在羊肠小道上穿行。石头在脚底发出磨擦的声音，野草轻抚着我的双腿，飞鸟在树上啼鸣。我走到珞珈山西头，观赏落日的余辉。在暮影之中，武汉三镇逐渐进入了夜的怀抱。雨后我漫步在珞珈山腰的环山路。那高大的樟树林和松树林始终是我这位孤独的思想者的永恒伴侣。
　　这条沿着山腰在森林中穿越的土路，散发着泥土特有的气息。它使在都市生活的人们仿佛寻找到了自己的根基。至于校园内的许多小路，我都重走了好几遍。我追寻我青春梦幻时代所走的足迹，它曾留下了无数生活的希望和失望，爱的欢乐与悲伤。我曾来到一片大学时代所培植的松树林。当年不到一人高的小树经过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已长成了参天大树。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我又专门去了桂园，湖边和梅园我曾住过的地方。那些楼房依然故我，但房间里的设施已经面目全非。特别是我在梅园独居的那间小房子的窗户已被钢荕所做的密网罩住，仿佛是一个监狱的囚禁室。它在雨夜再也不会发出令人感到慰藉的桔黄色的灯火了。
　　我常常问我自己：我怎么又成为了一名珞珈山人？我已是两度远离它，又两度回归它了。难道说这是命运吗？难道说珞珈山就是我永远无法背离的家园吗？难道说我命中注定就应该做一个珞珈山人吗？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存在着某种神秘的不可理解的东西。
　　说真的，我对武汉和武汉大学始终怀着一种无法克服的感觉，即我和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不可言说的距离，我有时是用一种冷眼来看待它们。比起北京和上海，大武汉不算大，勿宁说它的世界尤其是它的精神世界是非常狭小的。身处其中的武汉大学就是这样一个武汉市在大学领域中的表现。我对它们所怀有的距离感使我始终保持一种姿态，不学武汉话，而讲普通话。
　　但我现在却成为了武汉市的珞珈山人。这看起来有多种理由：美丽的山水，众多善良的朋友，就在近处的家乡的父老兄弟。类似的理由还可以列举许多。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这无言的珞珈山。它已经把我的生命紧紧地拥入了自己的怀抱，这是任何力量都不可动摇的。
　　经历了从武汉到北京，从武汉到德国的十年漫游之后，我感到我要寻找自己的居住之地，在那里我的思想能够像松树一样地生长。因此它不在于近处于某种喧哗和骚动的学术市场，不在于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里不断的买进卖出，而名利双收，而在于为思想寻找到真正的根基。
　　当然思想的根基就在于思想自身。于是问题只是在于为思想找一宁静之处，不要让那种非思想的因素伤害了它。在目前的中国，也许只有珞珈山能够给我这片地方。正是这样一种原因，我成为了一个珞珈山人，而且是永远的珞珈山人。
　　在珞珈山我又生活了三个春秋。我的生活过得非常简单：教书，写书和思考。
　　在我的教学活动中，我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旨在引导学生学习如何思考，从而获得一种思想批判的能力。我一方面讲授西方哲学的经典，另一方面解读中国思想的名著，鼓励学生贯通中西，博通古今。我的思想仿佛具有一种不可看见的魔力弥漫在教室，吸引了校内外一大批热爱智慧的青年学子。我成为了武汉大学最受学生喜爱的教师之一。
　　在教书的同时，我也积极地著书立说。从国外到国内我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不再需要用德语写作，而可以用汉语写作。前者如同戴着镣铐在起舞，后者则仿佛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我在我的母语汉语里，找到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并发现了它的伟大和美以及它创造性的力量。
　　我除了将我出版的德文著作译为中文之外，还撰写了大量的关于中西哲学的论文。我的写作正如一个漫游者在中西思想的边界上行走，充满了冒险的乐趣。我陆续发表的论文成为了中国思想界一个独特的声音。（此处已添加圈子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
　　对于我来说，教书和写书都是我思考的方式之一。但我常常沉浸于一种纯粹的思考状态之中。我孤独地坐在我的书房里，没有一个人打扰我。看着窗外高大的樟树枝叶，还有它后面绿色覆盖的珞珈山峰，我的心灵处于一种异常宁静的境界。我知道这些树木都深深地扎根于土地和岩石之中。它们是大地的语言。但它们沉默着，只有风才激起了它们的言说，且唯有那些宁静的思想者能够听懂它。
　　珞珈山，我爱你！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图片来源网络，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