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水退去,中国电影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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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水褪去之后,中国电影还在裸泳。
影视市场亏损300亿,近8698家影视相关企业注销,其中23月吊销为2400家。
这还是不完全统计,实际注销的公司可能会远远超过这个数量。
除中小企业外,影视巨头也倍感煎熬。
影视的寒冬还没过去,现在又得面临院线复工难,工业拍摄停泄等的行业危机。
以国内头部的万达为例,
2019年12月30日,万达院线进入了600影城时代,
但根据年报显示,去年的营收仅154。35亿元;同比减少5。23,上市公司的股东净利润亏损47。29亿元,同比下幅324。87
这是自2015年以来,万达首次亏损。
进入2020年后,亏损还在继续。
今年的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显示,万达电影营收12。55亿元,下降70。12
万达指出亏损的背后是与影视行业的整体低迷有关,并且指出,今年的第一季度的市场总票房仅22。46亿元,同比减少87。94。
整个影视行业都陷入了暴风雪之中。
在这条复工与恢复的道路上。
万达院线开放特许加盟,优酷,腾讯,爱奇艺等国内头部九家公司则发布了行业倡议联合声明。
一线演员们也倡导自降片酬,共渡难关;影业工业也开始严打注水剧,提升影片质量等,
问题在于,这些措施真的能够让中国影视回到春天吗?很难。
这些措施从未动摇过僵硬的根基。
这两年,繁荣的中国影视神话不断被打破,而打破神话的,正是电影人自己,准确来说是电影人幕后的各大资本。
中国影视发展似乎正在向的哥伦布大航海时代的轨迹靠近:从荒芜到野蛮的扩张,再到后来的贵族文明新时期。
虽然这几年,观众们的自我意识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文化与资本的介入,而各大巨头资本也纷纷响应,提出了要治理文娱圈,打造更为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文娱产业。
这些巨头在实践中却又极为的诚实并且积极的创设各类形形色色的新型产业名称,并且以资本的力量把手伸向了文娱产业的各大分支零部件领域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在努力整合流量渠道并试图打造一个极度庞大且秩序森严的文娱帝国。
互联网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整合流量,完成变现。
中国的影视市场的流量已经被瓜分的差不多,但正所谓正所谓,得一上将胜过千军万马,现在普遍仅开发了第一层的流量划分,有更为深层的流量的分化与流量突破口等待寻找。
这个流量口,可是科技产业,也可以是医疗产业,又或者是高新技术产业,但在这些产业起来之前,必须占有初代流量市场,初代流量的大小决定了决策未来的话语权。
在其他产业还在处于潜在价值的时候,文娱产业的便是最庞大的流量基石。庞大的流量基石必定会引发巨头的争夺。
现在的中国文娱产业便是依靠宽泛的授权为倚仗,它们不断的建章立制的试图建立合法性的文娱机器,手中掌握着巨大的产业链接与媒体话语权。
这套理解很看似复杂,但实际上就是:谁掌握最大的信息输出与输入便掌控了舆论与流量。
在资本与文化的合谋下,中国影视市场也获得了螺旋上升式,它的规模与观影人次越发的庞大,但问题在于这个自由化的上升是一种伪自由。
所谓的自由化实际上是伪装的公共政策私有化塑造出来了一个代理商式的影视产业体系和授权式的文娱体系。
例如在中国影视的广告领域内,巨头公司把握着更多的资源与业务量,这其中往往出于信任与其他的某种利益牵扯,但往往这些巨头会习惯性的把这些业务外包给某些中小企业。这就导致,看似它合理,但却造成了一种文娱式的权力扩张,而中小企业的权力寻租变成为了生存的必经选择。
这意味着,在秩序森严的文娱体系下,虽然各大资本与巨头不断进行相互搏斗,但他们看中的都不会是真正的主义,而是谁掌握流量,怎么样运用权力,或者由他们主导建设怎么样的影视环境,谁来主导行业内的天花板。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影视流量市场已经出现白热化的状态下,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在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情景下,出现一个庞大并且高度整合的超级文娱产业也就不足为奇。
即便影视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与裸泳的状态,但高度整合的超级文娱产业链中,庞大的市场还在进行着市场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过程。
这些过程不会使得院线遭遇到致命的损失,因为在中国的流媒体平台还未达到空前绝后的整合之前,院线带来的票房经济依旧是中国影视市场主要的盈利方式,周边产业与文娱联动式的产业需要等到文娱与大众形成一体化才行。
这里说的一体化,并非是指要与好莱坞电影的‘二元对立’的理论去反抗,而是在试图强调电影叙事能否给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梦幻或者留白。电影能否在正负价值的传递之中,让观众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不是试图用以历史的虚无主义或者宗教的主教信仰式主义去打造某种负能量或者畸形的饭圈文化。
中国电影的一体化,是需要依靠电影自身的媒介,美学,以及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价值与美学,在左与右的方向之中保持着大步向前,让电影成为大众值得信赖与依靠的精神栖息家园。这里就要求我们的电影文化就必须建立起文化身份的塑造与意识的引领,电影应当实现思想,精神,媒介,商业的本性合一,并最终达到文娱与思想的相互渗透。
在这个一体化的过程中,我们无法依靠着功利主义,因为功利不代表的是道德,当然我们也无法依靠的是柏克笔下的多数的暴政或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集体的乌合之众会走向雅典城邦式的悲剧,当然我们也没办法运用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与先锋艺术的意识,因为这些西方价值理论体系都隐藏一种极具抵抗的反叛精神,但这种反抗很容易引发乌托邦式悲剧。
在21世界的文化发展之中,家国共同体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正所谓,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烝民》)我们存在差异但共同体的概念,使得我们差异变成了纵向结构的差异,这种纵向结构使得我们能够同处在横向的延伸空间的根基。
疫情过后,中国电影的再民族的一体化或许会是我们新的方向,因为再民族化本身就极具探索意义与启发的价值。
它不属于对过去简单的赓续,而是要在新时代的语境下,电影应当扛起一种战略性与国际性的使命,讲好我们中国自己的故事,传达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
这就要求我们的电影人必须不断探寻我们民族影像的文化根基与,并试图建构与美学相统一的电影理论,在梳理百年电影史的继承中,传承且创新。
这些问题解决了,那些院线生存的压力自然可以放缓,五年前的中华文明史都将成为我们创作的灵感来源与符号建构的理论。
凛冬过后,中国电影也终会迎来春天。
本文是作者作为头条理娱君特约作者而写,来今日头条看娱乐,有点有料有深度